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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汤老师，一个从教二十年、在阅读写作教学领域深耕十年的老兵，懂点教育，也懂点孩子心理，口碑还不错的一人。
2022年以前，每年春节大年初四，是我家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甚至比除夕还要热闹。在新疆，只要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这天都会聚在一起。不为别的，只因这天是母亲的生日。
我父母是疆一代，在新疆也没有任何亲戚。我们兄妹四人，长大后，陆续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亲人的范围才得以扩大。每年春节，只要在新疆，初四都会聚在母亲家。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姐姐一起生活在泽普，姐姐家，就成了一大家人的据点。
每到初四这天，也是妈妈最开心的一天，一整天都乐得嘴合不拢。孙子孙女环绕在她身边，捏腿的，捶背的，跟她聊天的，给她剥花生的。吃饭的时候，妈也会喝两杯，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母亲虽然是极为普通的劳动妇女，但在我眼里，她的一生，就是传奇。
1967年，在那个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年代，生活在四川农村的母亲被外公许给邻村的一位木匠。母亲不肯，放弃了小学教师的工作，跟着要去新疆打工的叔叔从家里偷偷跑了出来，她要去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投奔嫁到那的同学。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母亲，根本不知道新疆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但她知道，她不愿意嫁给邻村那个木匠。
到达新疆吐鲁番大河沿后，火车停运了。1967年，正在中国最动荡的十年中，火车半路停运也是常事。偏偏在这时，介绍信丢了。在那个年代，没有这张薄薄的纸，人就等于没了身份，寸步难行。母亲的叔叔怕了，决定回村里。但母亲不肯回，好不容易跑出来了。
只有23岁的母亲，独自一人留在了大河沿火车站的旅馆里。没有介绍信，既无法买车票继续前往伊犁，也找不了工作，身上仅有的一点点路费，很快就花光了。而彼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人自危。
就在陷入绝境时，旅馆老板介绍母亲和父亲相了亲，母亲当天就成亲搬进了父亲的宿舍。这事今天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荒唐，像个笑话。但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结婚几年后，母亲随父亲工作调动去了乌鲁木齐。二哥、姐姐、我先后来到父母亲身边。父亲又调动工作去了喀什，母亲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留在了乌鲁木齐。父亲为人好客又大方，微薄的工资剩不下几个给家里。没有正式工作的母亲，只有打些零工，养活我们几个孩子。
我人生最早的一段记忆，就是冬天，母亲出去打零工，给我和姐姐一人一个馍馍，让姐姐带好我，中午去邻居奶奶家炉子上，把馍馍烤热吃。那时候我大概才刚过三岁，妈妈晚上回来时，我把冻得红肿得像个柿子的手给妈妈看，妈妈心疼地把我的手暖在她怀里。
我们家住在机械厂院子里，母亲最常接到的活，就是装卸货车。几十斤的铁疙瘩，即使是今天已经成年的我，也搬不动。可母亲，一米四几的个子，瘦瘦小小，却要一趟趟地把它们从车上扛进库房。
4岁的那年，有一次，我不愿意安分地在家里等妈妈，跑去库房看妈妈干活。库房里立满了妈妈和她的姐妹们刚卸下来的暖气包。有一定年纪的人，可能对八十年代初的暖气包还有点记忆，没有记忆的，也可以想到那时的暖气包有多么笨重。一人一次搬一片。
妈妈走到大货车前，转过身，躬下腰，当深灰色的生铁暖气包压到妈妈背上时，腰背猛地向下一沉，几乎弯成了90度，踉跄了一下，随时都要被压倒。可她背过双手扶着身后的铁疙瘩，稳了稳脚跟，一步一步地挪向前。
我在一旁看呆了，不小心碰到了一旁的暖气包，铁疙瘩轰地倒下砸在我脚上。我的惊叫声和妈妈的惊呼声撞在了一起。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下地走路，脚肿得根本穿不了鞋子，只能套一只军绿色的棉手套。记得那次，妈妈虽然很生气，但看我的惨样，也不忍心打我，而是狠狠揍了姐姐一顿，因为她没有看好我。
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那几十斤的生铁，压在一个一米四几的女人背上，弯折的不仅仅是脊椎，更是被生活逼到死角的无奈。那个轰然倒下的铁疙瘩，当年砸肿了我的脚，却在后来的岁月里，长久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每当我成年后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母亲那几乎弯成90度、却死死撑住没有趴下的背影。那是她教给我的，关于“撑住”的最早的一课。
即使妈妈很努力地打工，也还是不够家用。邻居淑珍阿姨是个苦命人，丈夫早逝，独自一人靠打零工拉扯着两个孩子。妈妈和淑珍阿姨成了相互帮衬的好姐妹。买不起菜，她们俩就常相约着去七一酱园的菜市场捡菜贩子扔掉的菜叶。四五岁时，我也能干一点活了，也常跑前跑后跟着去玩。捡菜叶要天快黑了，菜摊快要收摊时去最好，这时人家才会把有点坏了没法留着卖，而又没完全烂透的菜扔掉，但又不能去得太晚，否则都收摊了，市场就会关门，或者打扫卫生的就全扫走没得可捡了。
每次去，妈妈会带一把小刀，现场就做一些处理。最受欢迎的，要数芹菜了。因为芹菜根比较硬，密实，不容易坏。我们叫它“芹菜圪兜”，用小刀把烂掉的芹菜杆割掉，留下硬硬的圪兜，捏一捏，瓷实的，说明好着呢，再把泥土削去，露出洁白的原貌，真是太喜人了。运气好的时候，能带回家一大袋芹菜圪兜，吃好几天。
有一次讲课，带孩子们写作文《我家美食》，孩子们纷纷分享自己爱吃的一道菜。有同学问我：汤老师，你记忆中最美味的菜是哪一道？我说，我记忆里最美味的是炒冬瓜皮。孩子们都大为惊诧：冬瓜皮也能吃？
母亲怕我们长身体缺营养，总能在绝境里变出吃的来。买不起肉，就买大骨头配冬瓜熬汤，我们啃过的骨头，母亲再细细嗦一遍。冬瓜切下来的冬瓜皮，母亲也是舍不得丢弃的。第二天，再用油炒一炒。大概是冬瓜皮实在太涩的原因，母亲炒时，会多放一点油。在年幼的我的记忆中，炒冬瓜皮是天下第一美味，油花花的，很香。
后来日子好了，物质极大丰富，可每当看到餐桌上的冬瓜，我总会想起那盘泛着油光的冬瓜皮。那多放的一点点油，是母亲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拼尽全力为我们刮下的一点生活的光泽。她用那些被别人丢弃的边角料，喂大了我们的身体，也护住了我们在那个清贫岁月里，不觉得低人一等的尊严。
因为父亲的工作在喀什，我们一家没有乌鲁木齐户口。八十年代初，没有户口上学要多交钱。到了上学的年纪，二哥、姐姐先后去了喀什父亲身边，五岁半时，我也和母亲一起搬到喀什，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了。
团聚也解决不了经济拮据的问题。母亲一刻不停地打各种零工，尝试各种挣钱的办法。砖厂搬砖、建筑工地当小工……那时大哥已经来到了我们家，大哥骑个自行车，母亲和他一起到处捡酒瓶子，母亲不会骑车，去时坐哥哥的后座，装满车上的麻袋后，就一起推着回来。后来看到有人卖凉皮，就自学了做凉皮，每天走街串巷卖凉皮。
母亲修皮鞋的阶段，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妈妈守一个修皮鞋的机器，坐路边，等着有人来修皮鞋或者擦皮鞋。那时我还没有上学，就守在妈妈身边，没有人来时，就缠着她给我讲故事，或者要她翘起二郎腿，而我坐在她脚背上，拉着她的双手，要她一上一下地晃脚荡秋千。
家里养了一些鸡，下蛋给我们补充营养，过年了宰了吃肉。但鸡饲料也是一笔开销。为了省钱，春、夏、秋三季，母亲常带着哥哥姐姐骑车去很远的郊区，树林里，田埂边挖枯枯草（类似蒲公英的一种野菜，鸡很喜欢吃），她不让我去，说我动作太慢。
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母亲终于稳定了下来——在农贸市场里，租了个摊位，摆了个拉拉车服装摊。
那年春节，母亲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向弟弟（我的舅舅）借了两千元钱，加上多年来从牙缝里攒下来的1800元，开始了做生意。从此，开始了每个月跑一趟乌鲁木齐进货的日子，一跑就是十几年。1999年南疆铁路通车前，喀什到乌鲁木齐要坐40个小时的汽车。汽车卧铺是舍不得坐的，母亲每次去都是坐汽车硬座。
到我小学四年级时，市场建了固定的房子，妈妈终于有一个店了，不用每天把货拉回家了。妈妈去进货的那一周，我放学后会去守一会儿店，偶尔能卖掉一条裤子或者两双鞋子，妈妈回来后，都会表扬我。每次妈妈去进货，都会给我和姐姐带一些当时喀什没有的稀罕水果。我第一次吃橘子就是妈妈从乌鲁木齐带回去的。那时，觉得妈妈去了远处，能在饭馆里吃饭，还会带好吃的回来，好羡慕她。
我去南京读书后的一年暑假回来，妈妈在乌鲁木齐接我，我和她一起进货才看见生活的真实模样。我随着妈妈奔走在长江，群众饭店，军区招待所，新华等几个大的批发市场之间。昏暗的走廊，逼仄的房间，货物一直堆到天花板，压得人喘不过气。母亲却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在里面不停地转。挑货、砍价、拿尺码，拎着厚厚一叠衣物继续往前挤。我只跟了一个小时就腰酸腿痛，她却要一直走到天黑市场关门。要在2-3天内，将所有的货物采购齐。多待一天，会多一天的开销，也会少营业一天。一个市场采购下来，打包的蛇皮袋将近一人高。有时，货物稍微少一点，妈妈舍不得请背夫，就自己背回旅馆。
每天傍晚，要把一天的采购全部掏出来重新打包，因为回去的运费是按包的数量算。要把所有的货物塞瓷实，尽可能一个包多装些货。2-3天的进货结束，妈妈和司机合力将几乎一人高的超巨大包塞进客车行李舱时，我眼里的妈妈像个英雄，领着她的小兵从战场得胜归来，威风凛凛。但实际上，此刻她已经疲乏到了极点。
我结婚后，将母亲接到乌鲁木齐医院做身体检查，母亲才知道自己早已得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严重的冠心病。至于什么时候得的，她茫然无知。仔细回忆，想起摆服装摊进货时，常觉得很累，有时心口疼，有时头晕。她都以为就是累着了，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
我和姐姐陆续工作成家后，母亲也干不动了。父亲母亲都住进了泽普姐姐家，和姐姐一起生活。我开始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奔跑，在“忙”与“茫”间挣扎，除了春节回家看看妈，给妈过个生日，无暇顾及更多。我总以为母亲是钢铁打的，她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核反应堆，等我忙完了这一阵，等我再多挣点钱，再好好孝顺她。直到有一天，回头才猛然发现，那个能扛起暖气包的女人，背已经直不起来了。”
2017年春节，妈念叨自己老了，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看大海。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等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了体制内，有了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收入也越来越好。
我向学生请了一周假，带妈妈飞到三亚，租了车，住进了带泳池的豪华度假酒店。在海滩，妈妈兴奋地像个小孩子，坐快艇，出海去海底看鱼，光着脚在水里奔跑……阳光下，妈妈笑盈盈的，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光。那一刻，我的努力奋斗，有了具象的价值。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中青年养育我们的时期，透支太狠。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有时会连回家的路也找不见。
22年5月16日，姐姐说，母亲脑梗，在医院抢救。当我出现在病床前时，母亲已经清醒，她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才来！她以为她要见不到她最疼爱的小女儿了。彼时，那个曾经能搬运生铁暖气包、扛动一人高大麻袋的母亲，能动的只有嘴唇，和右手食指。我停掉了所有的课，接管了母亲的一切。喂饭，大小便擦拭，擦身，按摩……
度过急性期后，我带着瘫痪的母亲回到乌鲁木齐住进了康复医院开始做康复训练。从只能动动手指，到能坐着，能扶着床栏杆站起来，再到扶着栏杆走几步。妈妈像个小婴儿，重新开始学习人的基本独立技能。但这次，比幼年学习要艰难得多。我永远也无法知道，“坐稳”这个动作，母亲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我永远也无法知道，做完一天的康复训练，稍作休息后，母亲又催着我带她去走廊练走路时，心里要下多大的决心。
眼看着一天天好起来，笑容也一天比一天多地回到母亲脸上，6月29日，心衰再次袭击了母亲，BNP一万多，心跳180降不下来。我和母亲一起住进了CCU。医生尝试了几种治疗方案，心跳速度都降不下来，180的心跳持续了将近一天一夜，直到电复律后，心跳才降到正常值。看到心跳正常了，我才长舒一口气，躺在陪床上，嘴里对护士说：你们给我妈翻身时喊我，话没说完，人已经睡着了。刚进CCU时，我不同意给母亲上导尿管，心疼她太受罪了。但带来的纸尿裤很快就用光了，那时，疫情封控，物资匮乏，一时买不到纸尿裤，而母亲又寸步不能离人，我只好同意插导尿管。
在CCU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回家。她带着胃管回到了家，在家住了12天。正值暑假，姐姐也来到乌鲁木齐照料妈妈。这12天，在我的记忆中，是难得的平静、祥和。每天上午姐姐都用轮椅推着妈妈去小区里散步，在护工的帮助下，让她扶着健身器材的杆练习站。下午康复师到家里来帮她做训练，傍晚我下课回来，会再次推她散步。我和姐姐陪着她，说着小时候的趣事。那时，妈妈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她还会笑。说着说着，妈妈笑了，我们姐妹俩拼命忍住眼泪，不让它掉下来。
7月21日，母亲再次入院，这一次，是脑出血。一周后转入ICU。医生推着病床在楼道里奔跑，我和姐姐扶着床栏杆一起跑。送进ICU的大门，护士接过床就推去抢救了。此后很多很多天，我都懊悔，没有再好好看看妈妈一眼，对她说一句：妈妈加油，我们等着你！22年夏天，乌鲁木齐正是疫情管控最严格的时期，医院也封闭管理，只允许留一人。我和姐姐都希望留下来，守着妈妈，哪怕隔着ICU厚厚的墙壁。姐姐抢不过我。
在ICU门前地板上躺着的那些夜晚，我反反复复地想着这句话，我相信，妈妈是听到了的。在与死神持久地较劲拔河后，开始一点点向人间倾斜。到九月中旬，生命体征稳定了，医生对我说，你母亲的生命力太顽强了，可以撤掉深镇静药物了。几天的药物代谢期过后，妈妈还是没有醒过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请名医开的药枕方，护士帮我们把在她耳边循环播放全家人呼唤她的语音，还有四川老家亲人们用乡音的呼唤。我甚至还写了两首诗在心里默念给她，呼唤她。
妈妈太累了，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好好睡过一个觉。开小店时，一年364天风雨无阻开门，大年初一休息一天，还要早早起来给我们煮汤圆。当她终于舍得躺下不想醒来时，我们却又那么迫切地想唤醒她。
一周后，妈妈终于醒了过来，恢复了些意识。眼看着一天天好起来时，9月25日病情再次急转直下。这一次，医生再也无能为力。
母亲一定是太累太累了。虽然我家离医院只有一站路，但因为当时的现实困难，只有我见到了母亲最后一面。她面容安详，双目微闭，她是在平静中离开这个世界的，她是无憾的。母亲一生辛劳，年轻时的人生选择让她不能再当教师，是她深深的遗憾。她的遗憾，两个女儿替她完成了，两个女儿都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母亲去世后，很长时间，我都在反复问自己：母亲在ICU里两个月，我始终不肯放手，让她受了那么多苦，是不是太自私？一位ICU医生安慰了我：在ICU里，她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深镇静或浅镇静中，是没有痛苦的感觉的。
后来，有一天，我想明白了，不再纠结了。母亲的一生，展现出极为顽强的生命力，自5月16日第一次脑梗起，她一次次被打倒，但又挣扎着顽强地爬起来。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当她在ICU内，自己无法做主的时候，作为儿女，凭什么替她做出放弃的选择？因为我是懂她的，所以，只要有一丝希望，我绝不放手。我相信自己没做错。
我从14岁离家外出求学，从此与母亲相隔两地，中间母亲虽短暂来我家生活过一段时间，但终是聚少离多。做儿女的孝道，都是姐姐替我尽的。最后的那点时光，母亲很努力、很努力地，争取着时间，让我在病房里陪了她两个月，又在ICU门外守了两个月，使我感觉为母亲做了点什么，消减了一点点愧疚。但那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
现在，我依然站在讲台上，偶尔看着台下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会有一阵恍惚。我想，如果1967年那个23岁的四川姑娘没有逃婚，如果她安稳地留在了那个乡村小学，大概也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吧。命运剥夺了她站上讲台的权利，却让她用一生的辛劳做教案，把我和姐姐托举到了这里。
妈妈会透过我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她当年被迫放弃的梦想，正由我和姐姐替她热烈地续写着。她未曾经历过的、闪闪发光的人生，我们会替她过好。
妈妈，你辛苦了一辈子，这次就安稳地睡吧。往后的初四，我们依然会聚在一起，聊你的传奇，聊你的坚韧。你留给我们的那份顽强与温暖，足够我们余生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