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经过：
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教堂，是1869由法国传教士建的。法国人叫“圣母得胜堂”，中国人则叫它“望海楼教堂”。
说来也巧，就在这座教堂落成之后的第二年1870，河北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旱灾。有些人把法国教堂建立和天旱不雨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百姓认为，洋人的教堂尖顶如同利剑一样，直刺苍穹，老天爷当然要生气了。
就在这时，与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法国修女建的慈善机构，叫“育婴堂”，里面收养了很多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育婴堂内暴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
按理来说，修女们来中国从事慈善事业，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婴，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她们的活动却受到了众多中国人的怀疑。中国有一句俗语：“无利不起早。”为什么这些洋人要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大施慈悲？其中是不是包藏着什么祸心？
当时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迷拐了一个少年，被抓后经审问，说是教堂的人指使他做的这件事，迷拐中国人挖心用来作药，有了人证后，从此民情激愤。
此后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心惊胆战。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听取案情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无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武兰珍并不认识”！，把教堂里的所有人一一传来，都看过了，也并没有找到王三这个人。而且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与武兰珍供述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里哪里与王三交接，然而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门庭径路与犯供不符，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显然他没有进过这里。
所谓迷拐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这是在做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教印象恶劣，但很多人对神必谢福音今人并无恶感，这个人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和于接人、智于处事，人皆乐与之游。”所以他的辩护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跟朋友的信中说道：“谢福音不可能做这种事”
事情至此，可谓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无法再查下去了，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然而，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质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教堂，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士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讲话。（我觉得这里是矛盾激化、误会没有消弭的重点）
因此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门口，有一些人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两点钟，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
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一年四十一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的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经常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他感到无比愤怒。
丰大业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丰大业“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崇厚满面赔笑，“告以有话细谈”，丰大业如同没听见，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
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丰大业稍稍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奓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丰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 并且表示要去亲自弹压。
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天津有个“水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专为救火而设，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次听说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愤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执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太臣衙门门外。
因此崇厚让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据说丰大业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丰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资料说，丰大业要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于是，丰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随从。
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
“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丰大业秘书）打死，丰大业登时倒毙。据说两个人死得很惨。
接着，愤怒的人们又冲向教堂，把谢福音还有另外一名神父杀了，前后共打死外国人20名，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以上内容均来源于张宏杰著作《曾国藩传》第十六章，我只是适当归纳删减。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趾高气扬的“洋大人”当然就不乐意了，法国直接把军舰开过来了，要求清政府给个说法，于是慈禧让曾国藩来查办此案。当时曾国藩的幕僚和学生都一致反对他接管此案，认为曾国藩一生的威望在此一行，稍有不慎，千古无底。就是说这件事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满意自己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毁在此案上。因为在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在对外交往中，凡事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只要向洋人妥协讲理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汉奸。我觉得他好难啊，成功镇压太平天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已经位极人臣，官拜直隶总督、两江都督，而且自己也不是负责涉外的，当时身体疾病，完全可以不接手这个烫手山芋。因为以他的聪明才智，一定是可以预料到这件事情的结果和走向的。但他担心自己不去，放眼全国，无人能去，为了避免事情更加恶化，引起战争。于是我笔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曾国藩接手后，他查明挖眼剖心纯属谣言（就是说法国人确实被冤枉了），但为避免开战、委曲求全，采取妥协方案：处死民众18人，流放25人，将天津地方官员革职流放，赔偿各国白银五十余万两，并派官员赴法国道歉。此事让曾国藩一世清名尽毁，被朝野上下痛骂为卖国，声望跌至谷底，也成为晚清中外冲突与外交屈辱的典型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