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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争讼|从梨园屯教案六份判词看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义和团运动的现实考证

2026-04-03 23:06:29

【编者按】近年义和团话题热议，当下讨论易入三种倾向：宣泄派，将“反洋排外”作为情绪符号，鼓吹暴力；现实派，预定立场，让叙事服务结论；妖魔派，以今人之眼苛责古人之盲，将时代局限夸大为道德缺陷。三者殊途同归——背离史实，甚至有意取舍，颠倒时间顺序。本文回归本真，从分单说起，以六份判词为基点，还原官府、村民、教会三十年拉扯历程，落脚于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不回避“灭洋”盲目性，也不否认其历史抗争意义；不美化英雄，也不苛责前人。以法律视角关照事实，以辩证思维梳理逻辑，让判词说话，在喧嚣中回归冷静，于细节处显现历史的复杂与真实。全文不作情绪色彩判断，力求还原历史语境，尤值一读。

引言

1898年10月，直隶威县沙柳寨的梅花拳师赵三多，在山东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旗帜。这一事件被学界普遍视为义和团运动的开端。

赵三多早年丧父，靠给地主扛活、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练拳习武的初衷不过是兵荒马乱年代的“强身自卫”。他走上武装反抗之路，根源于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土地纠纷——梨园屯教案。这场纠纷表面上是庙产之争，实则是两种法律思想的正面冲突：一方是本土法律观念中的“公产”“乡规民约”“义务本位”，另一方是西方近代法律观念中的“私产”“契约自由”“权利本位”。

本文依据史料，客观梳理梨园屯教案六次官方处理的演变过程，呈现中西法律文化在晚清司法实践中的碰撞与博弈，不作情绪化价值分析，也不赋予历史人物超出其时代认知的判断。

梨园屯教案：从村社公产到教会私产

玉皇庙基：沉寂的本土图腾

康熙年间，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威县）士绅李成龙捐出闲宅一所、坡地若干，建立义学。后来村民在义学后面建起玉皇庙，作为全村祭祀场所。此后又有村民陆续捐地，形成38亩义学田，以地租收入维持义学和庙宇的修缮。

咸丰末年（1861年前后），捻军过境，玉皇庙毁于战火。据《冠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捻匪窜扰，庙宇多被焚毁。”庙虽被毁，但庙基犹存。

在传统法律观念中，这类由村民捐建的“公产”（庙产、学田等），其产权归属是村社共有，由“三街会首”和绅耆共同管理，不能由个人随意处置。这种“公产”观念虽不见于《大清律例》明文，但在乡规民约和民间习俗中具有牢固的合法性。它体现的是传统“义务本位”的核心特征——个人对家庭、宗族、村社负有责任，公产不可分割、不可私相授受。

冲突缘起：1869年分单

同治八年（1869年），梨园屯的天主教民发展到20余户，提出分配公产要求。经三街会首、地保和绅耆公议，决定按四股均分，立“地亩分单”，原文如下：

“立清分单冠县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公因村中旧有义学房宅一所、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今同三街会首地保公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邀同各街会首地保觌面较明，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忌言，亦无反复。恐后无凭，立清分单存证。同治八年新正月十九日。”

分单末尾有12人签名：左令臣、姜锡广、高清林、阎凤池、阎培元、王太兴、李福恒、刘长安、阎德华、姜锡武、阎立业、王俊成。均为本村绅耆、会首及地保。

这份分单无官府参与，也无外国传教士介入。从形式上看，系村民之间的内部协议。但其中“以备建造天主堂”的表述，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分单的本意是由教民自己建堂，但参与分单的三户教民选择将地基转给传教士。这一步，使原本的村社内部财产分配，彻底转变为中西文化的正面交锋。

教民转手：自此争端绵延不断

不久，三户教民将取得的地基“捐献”给意大利传教士梁宗明。据参与过义和团的村民郭栋臣回忆，梁宗明给了这三户教民150两银子作为酬谢。此举在村民看来，属于“私卖公产”，严重违背乡规民约。

这里出现了两种法律逻辑的第一次碰撞：村民依据乡规民约认为“庙产不能卖给外人”，教民和传教士依据分单这一书面契约认为“合法取得的财产可以自由处置”。这种根本性的认知差异，注定使任何判决都无法同时满足双方。

六份判词：民教冲突的逐步升级

从1873年到1898年，梨园屯教案经历了六份判词（含绅耆调停与口头议定）。每一次处理的背后，都是村民“拆堂建庙”与教会“拆庙建堂”的反复拉锯。这六份判词集中体现了清代“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司法特征，以及中西法律思想在具体案件中的反复博弈。

第一次（1873年）：拆庙建堂起纷争，初判失衡埋祸根

背景：同治十二年（1873年），外国传教士梁宗明在分得的庙基上建成教堂及传教士住宅。村民阎立业等率众要求拆堂还地，双方发生冲突，互控到县，寄望于通过官府解决问题。

处理结果：冠县知县韩光鼎依据1869年分单，判教民胜诉，允许教堂保留，并将村民阎立业等人“分别责押，以示惩罚”。

性质：正式判决，依据分单书面契约确认产权，“契约为重”。败诉村民被处以枷号监禁——这正是《大清律例》“以刑统民”的体现：民事纠纷败诉方被视为“理曲”，因而承受刑事处罚，为后续民教矛盾激化埋下仇恨的种子。

第二次（1881年）：外事介入施压力，折中妥协留后患

背景：光绪七年正月初九（1881年2月7日），玉皇庙会期间，村民将教堂大门挤开，双方发生口角。法国公使出面干预，山东巡抚派员查办。双方对峙局面持续。

处理结果：山东巡抚任道镕派员调查后，考虑到教堂已建多年，议定将原宅基归教民“暂行借用”，待教民另买地基建立教堂后，再议归还原宅基地。

性质：行政调处。“暂行借用”是对清代民间惯例中“借”“典”“当”等物权形式的运用。但法国公使随即照会总理衙门，在外交压力下此方案被搁置。这表明，在涉及教会势力的案件中，地方官的调处权已受到外交干预的严重制约，晚清司法的独立性开始受损。

第三次（1887年）：“六大冤”遭监禁，调停和解增危机

背景：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法国传教士费若瑟购置砖瓦木料，欲重建教堂。村民刘长安、左建勋、阎立业等率众持械阻止，就地在庙基上盖起瓦房3间，塑造玉皇神像供奉。民教双方互控到县。

处理结果：冠县知县何式箴在法国公使施压下，判教民胜诉，认定刘长安等村民“理曲肇衅”，将王世昌、刘长安、左建勋、高东山、阎德盛、姜老亮六位士绅监禁，功名被革除。村民称他们为“六大冤”。后经十八村绅耆潘光美调停，民教双方达成和解：教民将庙基归还村落，村民另购地基为教民新建教堂。知县何式箴认可调停结果，形成第三次判词（调停议定）。

性质：此次调停，体现了中华法系“息事宁人、情理兼顾”的治理理念，绅耆调停方式符合传统乡规民约逻辑，既兼顾了教民的信仰与权益诉求，也尊重了村民对庙基的集体情感，是中西法律文化的一次良性互动。但和解协议缺乏刚性约束，仅依赖双方诚信与绅耆监督。同时，《大清律例》民刑不分的弊端再度凸显，士绅呈控被监禁，刑责失衡加剧了村民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1869年分单的签名人中，刘长安、阎立业名列其中。二十年后，刘长安成为“六大冤”之一被监禁，阎立业则继续参与护庙斗争，反教斗争的主导力量开始向底层拳民转移，民间反抗的形式也逐渐从“诉讼”转向“武力”。

第四次（1889年）：外交干涉毁协议，民教矛盾再复燃

背景：教民坚持“拆庙建堂”，法国公使依据山东主教马天恩要求向官府施压，要求县衙将庙基完全交还教会，拒绝履行1887 年“归还庙基、另建教堂”的约定。

处理结果：知县何式箴撤销原协议、恢复分单约定，出具第四次判词，允许教民在原庙基建堂。

性质：县衙在外交压力下，彻底背离本土治理逻辑，否定绅耆调停效力，动摇了乡规民约权威。村民因官府的偏袒裁断，反抗情绪逐渐升级。光绪十八年（1892年），阎书勤、高元祥等号称“十八魁”武力护庙，并从临清请来道士主持庙务。民教再次形成对峙，官府面临两难。

第五次（1897年春）：流血冲突酿恶果，折中调处终无效

背景：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教会再次筹备在玉皇庙原址大规模建堂，引发村民强烈反对，摩擦不断升级，教会开枪打死村民一人。阎书勤等人开枪还击，武装对抗正式爆发。3月24日，赵三多应“十八魁”邀请，率领三千余名梅花拳众在梨园屯亮拳三天（24日-26日）。4 月 27 日，拆毁教堂，杀死教民 2 人，矛盾彻底失控。山东巡抚闻讯后，指令东昌知府洪用舟急速查办此案。

处理结果：洪用舟最终作出“折中处理”：将玉皇庙基判定为“公产”并予以充公，另为教会觅地建堂，同时赔偿教会京钱2000吊，下令继续缉拿“十八魁”。赵三多虽对该结果不满，但权衡利弊后勉强接受，同意再次解散拳民。

性质：《大清律例》民刑不分的弊端在此凸显，村民对官府的信任彻底崩塌。该“充公判决”试图平衡村民与教会双方诉求，但实质上既未满足村民“归还庙基”的核心诉求，也未彻底实现教会“原址建堂”的主张，民教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第六次（1898年春）：拆庙建堂伤民意，起义爆发启序幕

背景：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加深。教会借势进一步施压。山东主教马天恩向清廷提出强硬要求，坚持“彻底执行原判”，索要玉皇庙原址建堂。

处理结果：在外交压力下，洪用舟推翻此前的折中方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作出最终判决：拆毁玉皇庙，将庙基正式交还教会用于建堂；撤办冠县知县何式箴，另委曹倜接替；同时严令通缉赵三多与“十八魁”。洪用舟还曾设计诱伤阎书勤，并召集绅耆对赵三多“剀切开导”，迫使拳民解散。

性质：此次判决的性质是屈服于外交压力的政治裁决，其依据是法国公使的外交照会，而非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这一判决彻底断绝了和平调处的可能，赵三多的身份也从“接受调处的民间首领”彻底转变为“被官府通缉的反抗者”。为避免牵连梅花拳本部，赵三多将所率队伍改称“义和拳”，并于1898年10月在冠县蒋家庄马场举起义旗，竖起“助清灭洋”大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从调解到举旗：赵三多的困境与侠义选择

“‘义’者，道义也；‘和’者，和睦也。二字并称，取‘行正义、致和谐’之意。”赵三多以“义和”命名拳支，本寓联合各派、以理服人之志，并非自始就有反清意图。

赵三多最初以“理”调处，对官府并无对抗意图。他的徒弟在县衙当差，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判决执行，这是他初期愿意接受官府调处的重要原因。对赵三多影响较大的有三个人：其“师叔”姚文起（直隶永年人），以及曾在永年一带秘密活动的朱九斌（自称朱明后裔）和刘化龙（自称刘伯温后代），二人主张“排满兴汉”。姚文起是起义军中的激进派，正是通过他的引荐，朱、刘二人将反清主张带入义和拳。据《直东剿匪电存》记载，起事前夜，赵三多及其全家被拳民绑架，次日被“架到直东交界处所”，“逼胁出头”。郭栋臣回忆，赵三多曾坦言：“我是骑虎不能下背了，我不干天主教也不会放我过关。”可见他并非主动寻求对抗，而是被情势所逼。

官府在外交压力下反复无常，赵三多从“调解者”变为“被通缉者”。1899年5月，他在正定大佛寺召集各路首领秘密聚会，将“义和拳”改名为“神助义和拳”，并散发《神助拳·义和团》揭帖，旨在联合各派、增强号召。几乎同时，山东巡抚毓贤将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改拳为团”，承认其为民间团练——两条路径均使用“义和团”之名，但性质截然不同：赵三多是主动改名以增强号召力，毓贤是经奏请朝廷后的“招抚”。赵三多支派从未被清廷招抚，他也从未进入京津，与张德成、曹福田等京津义和团首领无直接会面记录。

1900年5月2日，赵三多在枣强县卷子镇发动第二次起义，竖起“兴清灭洋”旗帜，开展“均粮”斗争。同年8月，起义被清军镇压。1902年4月23日，赵三多与广宗景廷宾在巨鹿厦头寺联合起义，打出“官逼民反”“扫清灭洋”旗帜。此次起义以“反清”为核心目标，相较于此前单纯攻打教堂行动，更具政治正当性——它不再只是宗教冲突，而是对腐朽统治的直接反抗。同年7月被捕，在南宫监狱绝食七日而死。赵三多从“助清”“兴清”再到“扫清”，最终被清廷处死，从未接受招安。

赵三多的悲剧在于：他试图在大清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却发现这个框架已经腐朽不堪；他试图以“侠义”精神维护正义，却发现正义在两种逻辑的夹缝中无处容身。

判词背后：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根源

梨园屯教案的六次判词，展现了传统中华法系与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差异。

（一）核心差异：本土伦理法制与近代契约法治的碰撞

中华法系以“民本”“情理”“乡规民约”为核心，强调司法裁断需兼顾伦理、民俗与集体权益，注重调停和解，追求基层秩序的稳定。玉皇庙作为梨园屯的集体公产与信仰载体，其权益归属需兼顾村民的集体意愿与民俗传统，这也是绅耆调停能够达成和解的核心原因，体现了中华法系“情理兼顾、息事宁人”的治理逻辑。

西方近代法律文化以“契约自由”“产权明晰”“权益保障”为核心，强调契约的刚性履行，注重个体权益的保护，教民依据分单主张建堂权益，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但其所追求的契约精神，忽视了中国本土的公产规则、民俗传统与村民的集体权益，成为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

此外，中华法系“民刑不分”的落后与固有弊端，与西方近代法律“民刑分立”的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六次判词中，官府始终未明确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处罚的界限，对村民的民事抗争动辄处以刑事追责，对教会及教民的失当行为却免于惩处，这种双重标准，进一步加剧了司法不公与民教矛盾。

（二）冲突根源：司法主权弱化与各方行为失当的叠加效应

六次判词的演变，本质上是晚清统治的腐朽与司法主权逐渐弱化的产物。西方传教士违背总署传教条款，私行转让公产、拆毁庙堂，借助外交力量介入司法，迫使官府妥协让步；晚清官府在列强压力与自身私利考量下摇摆不定，丧失自主裁断本土纠纷的权力。

与此同时，各方行为的失当，争讼斗气，共同推动了矛盾的升级：教会借契约理念扩张权益，忽视本土规则；“十八魁”引领的农民群体，在诉求无应、亲人遇害却无法讨回公道的绝境中，逐渐放弃理性维权，转向过激反抗，其行为有维权合理性，却也夹杂着盲目排外与报复情绪；晚清官府的腐朽与司法不公，是矛盾升级的核心催化剂，其裁断失衡、刑责不分，彻底摧毁了村民对官府的信任，推动民教矛盾从口角摩擦升级为武装抗争。

结束语

梨园屯教案的六次判词，是近代中西法律文化碰撞的缩影，揭示了晚清官僚之腐败及司法主权的弱化。《大清律例》“刑民不分”，民事纠纷常伴刑事处罚。村民与士绅因土地庙产而受刑责，正是其制度落后性的体现。当官府在外交压力下摇摆无常，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彻底崩塌。

赵三多从“以理调处”转向“暴力抗争”，其“灭洋”口号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国人“不能将西方教会与西方的政治势力区别开来”，当民族情感受伤，“我们的先人本能地愤怒，不加区分地打击一切”。这种历史错位在教案中尤为明显——村民反对的是侵占庙基，但真正令其绝望的，是朝廷在外交压力下的反复无常与对民权的漠视。

这种反抗，客观上具有抵制外侵的积极意义，是不屈于旧秩序的民族意识早期觉醒。历史的教训在于，我们需理性看待过去，既不回避其盲目性，也肯定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抗争精神，其革命性——对旧秩序的不屈抗争不容否定。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今天，我们不应过多苛责前人，任何“妖魔化”的言论都是不客观的。理性看待清末教案，立足本土先进文化，理性对待外来文明，构建新型法律文化，以文明开放视野追求司法公正，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态度。

本文注释

[1] 《冠县志》卷十，民国二十二年版。

[2] 分单原文载于《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58页。

[3] 郭栋臣回忆，转引自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第329页。

[4] 六次处理的梳理，主要依据张广生《日常生活、权力与真相——玉皇阁庙产之争的历史记忆》，《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5] 《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34、267、271-273页。

[6] 冠县知县何式箴判决原文，载《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12页。

[7] 山东巡抚福润奏折，见《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45-348页。

[8] 东昌知府洪用舟处理，见《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12、456-458页。

[10] 郭栋臣《补充义和团之资料》，转引自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157-158页。

[1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页。

[12] 李金鹏、潘明辉《义和风云》，载《威县文史概览》，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12页。

[13] 顾自忠、潘明辉《关于赵三多参加以景廷宾为首的厦头寺起义的调查》，载黄成俊主编《赵三多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5页。

[14] 赵三多牺牲，载《南宫县志》卷二十二《掌故志·兵事篇》，民国二十五年版。

[15]乔飞著《从清代教案看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第451页。

本文原载《京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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