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局中人——天津教案中的曾国藩
- 2026-11-22 15:16:26
清醒的局中人——天津教案中的曾国藩曾国藩同治九年五月二十六接到去天津处理教案的谕旨,并在阅读了附在谕旨中崇厚的奏折后,他立即意识到这次事情非同寻常,深思熟虑之后,他于二十九日上《钦奉谕旨复陈赴津查办夷务折》。在出发去天津前的这份奏折中,曾国藩给出了他处理此次教案的基本指导思想:“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说白了就是不想和法国挑起战事,只能体察实情、权衡事理,力求公平稳妥地把案子了结。 首先,从崇厚的奏折来看,奸民迷拐人口事件有可能牵涉教堂传教之人,但是挖眼剖心肯定仅仅是民间谣传,教堂做不出这种事来。所以曾国藩认为,要想消弭法国人和百姓的疑虑,必须要查实指使拐卖人口的“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 曾国藩笃定“挖眼剖心”肯定是谣传,为什么呢?曾国藩认为:“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这些话虽然让时人特别是清流看了,似乎对英法近乎“谄媚”,但却是曾国藩根据他搞洋务多年、与洋人打交道做出的客观判断。曾国藩还说:天主教本来就是劝人为善的,圣祖仁皇帝(康熙)时早就允许在大清传教,如果是戕害百姓如此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 刚抵达天津地界,曾国藩就遇到很多人拦轿子,但是他详细询问洋人如何剖眼挖心,没一个人能确切说出个一二三。至于疯传“有眼盈坛”,也就是被挖的眼珠子一坛一坛地装满了,曾国藩在奏折中驳斥道:如果是这样,要挖数千人才能装满吧,那这些尸体都去哪了,不可能凭空消失吧? 其实,这类谣传不仅仅天津有,其他如湖南、江西、江苏扬州,以及河北的大名、广平等地,“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天津附近这里的揭帖大概是民间的水火会、混星子等所为。但是各地在之前遇到教案后,案子虽结,却没把檄文揭帖的虚实剖辨明白、昭示百姓,以至于谣言并无休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百姓与教堂、传教士或教民之间的矛盾早已冰冻三尺。 同时曾国藩认为教堂也有责任。外国教堂终年关着门,过于秘密,让外人“莫能窥测底里”。经过勘察被烧毁的教堂,与绅民访谈以及就平时自己所了解的,曾国藩列出了教堂让人生疑的五条原因:其一,教堂、仁慈堂都建有地窖,地窖的作用大多是放煤放炭,又是招募外地工人建的,本地人没参与,所以天津本地人不知详情,只听说地窖深邃、幼孩幽闭其中;其二,中国百姓到仁慈堂看病的,往往被留下来,久而不还,有的是不想走,曾国藩还举了江西一个知县的女儿:去教堂治病后自己不想走了,所以怀疑教堂下了迷药,致使丧失本心;其三,仁慈堂留医有治不好致死的,给死者施洗,“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百姓听说这个方式已经感到诧异,而且看病进去的人还不少,出来的没那么多,所以就更怀疑;其四,仁慈堂、教堂院落较多,有念经的、有看病的、有佣工,分类而处,有的家人一起进去在不同的地方,往往一年见不着一回,更加互相起疑;其五,本年(同治九年)拐匪用药迷人事件多发,恰在这一阶段教堂、仁慈堂死的人又比较多,往往夜里掩埋且多人共用一棺,有埋得过浅被狗刨出来,被人看见尸体有异,于是流言大起。 本来百姓平时就看到或听到各处关于洋教士挖眼剖心的揭帖檄文,信以为真,而这五种让人怀疑的情形更加重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再加上入教的人良莠不齐,有些教民免不了倚靠外国人飞扬跋扈,所以拐匪案一和教堂扯上关系,百姓的愤怒瞬间被点燃。外国人则觉得,教堂给人看病,收孤济贫,被人歪曲成这样也觉得委屈。而法国领事丰大业嚣张跋扈,对众放枪,就像在干柴中丢入一颗火星,瞬间爆燃:众怒犹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猝成巨变。”曾国藩的暮岁危途——天津教案:先作遗嘱,再赴津门 所以通过事实分析来看,曾国藩认为我方不占理。但是,不占“理”还不是最重要的,在“势”上我们也占不得半点便宜。事后英法的水师提督很快抵达天津,曾国藩直言现在主动权在法国人手中,“惟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这才是法国人嚣张的底气。虽然在事发之后曾国藩调刘铭传部九千人赴沧州一带应急,且已致函身在潼关的李鸿章率入陕之师,随时过来京畿支援,但曾国藩知道这些远远不能对付洋人。“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 对中外实力差距的清醒认识,才是曾国藩处理此次教案基本指导思想确立的原因。他甚至批评,道光庚子(一八四零年)前后,朝廷办理洋务,失在摇摆不定,“朝和夕战,无一定之定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而自同治帝登基近十年来,外国强盛如故,就是因为守定和议、绝无更改,才确保了这十年中外相安无事。 所以曾国藩建议:“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当然,这也是朝廷中枢的主张。虽然被清流冠以妥协退让甚至耻辱,但是当时的情形,舍此有其他乎?三十年后的又一次庚子事变就是反证,而这次教案发生的时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恰恰在两次庚子之变(一八四零年和一九零零年)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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