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曾国藩尽心尽力想要将直隶吏治整顿到底的时候，一桩著名的民教冲突与外交大案骤然爆发。曾国藩也因查办此案饱受非议，几乎“晚节不保”，背负上“卖国贼”的骂名。
事情的起因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置办田地、修建教堂的特权。
同治八年（1869），法国天主教会将原本位于天津三岔河口北岸的望海楼与崇禧观两处本土建筑拆毁，就地修建了一座教堂。
这座教堂仿巴黎圣母院形制，为砖木结构哥特式建筑，法国人将它定名为“圣母得胜堂”，暗含殖民夸耀的意思，而中国百姓则沿用旧地名，称之为“望海楼教堂”。
教堂占地三千平方米，正面三座塔楼呈“山”字形布局，中楼最高约十二米。堂内窗面由五彩玻璃组成几何图案，地面砌瓷质花砖，装潢华丽考究，形制突兀、风格迥异，与本土市井风貌格格不入。
教堂建成的第二年，直隶、河北一带遭遇大旱。本就对教会强占地方风水，拆毁本土庙宇心怀不满的天津民众，将久旱不雨归咎于教堂屋顶上的十字架，认为十字架高耸向天，直指苍穹，触怒了上天，以致天降旱魃。民间传言，“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原本自天津条约开放教禁以来，传教士在华进行教传工作就阻力重重。民众很难接受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差异很大的基督教，再加上本土教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依仗着教会的庇护常常“仗势扰民”，与民众发生各种冲突。因此，当地百姓对外教的传入有很强的抗拒心理。
在当时，外国传教士常以办理慈善活动的方式来吸引信众入教。他们在望海楼教堂的河对面，修了一座慈善机构，名为“仁慈堂”，民间俗称“育婴堂”。里面收容了大批无家可归的孤儿，由几名外国修女照料起居与宗教教化。
同治九年（1870）四五月间，天津城内接连发生幼童失踪被拐案件，市井民众正是人心惶惶。随着入夏后，旱情越来越严重，天气炎热下疫病也随之流行起来，育婴堂中三四十名体弱孤儿患病而死。
可修女们怎么处理尸体呢？
她们不亲自挖坑，而是花钱雇请工人代为埋葬。雇工为了省钱省事，常常一副薄棺里叠装两三具孩童遗体，有时甚至使用简陋木箱代替棺木。每至深夜，他们便将尸体拉至河东荒地，浅土草草掩埋。他们走后，尸体被野狗刨出来，啃噬得惨不忍睹，引起百姓们纷纷围观。
此后，民众又陆续在荒地挖出不少装有孩童尸体的木箱。有的尸体已腐烂模糊，有的仅剩骸骨毛发。
此情此景，叠加民间固有的“采生折割”旧说，洋人迷拐残害幼童的消息不胫而走。”取脑眼挖心，以作配药之用”的传言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仇教的愤怒情绪持续高涨。
面对流言四起，民怨沸腾，法国传教士谢福音并未出面辟谣解释，反而直接率领教民捉拿掘墓围观的百姓，并向法国领事丰大业请兵弹压，以防民变。
事态发酵之际，诱拐孩童的张拴、郭拐在天津西关被民众抓获，扭送至县衙审讯。
经地方刑讯逼供，二人很快供认以迷药迷拐幼童。天津知府张光藻会同知县刘杰复审后，未经细查，便迅速将二人就地正法，并随即贴出布告：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草草结案，并无实证证明这二人是受教堂指使。但官方却公然将“风闻”、“受人嘱托”这样模糊的字眼写入告示，迎合坐实了百姓对教堂主使的猜测，彻底点燃民众的反教怒火，成为引爆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
一时之间，整个天津陷入恐慌，百姓们纷纷将自家孩子藏在家中，不准外出。大街小巷自发搜捕捉拿迷拐犯，人人戒备、户户不安，民教对立已然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本书有声版已上线喜马拉雅
搜索专辑：《慢读曾国藩》
主持人王者为您播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