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选：《郯城文史》第六辑
原文作者：赵 振 玫
一、小引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剧烈，封建剥削愈益深重，山东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相继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越来越加尖锐化了，各县人民的“驱逐洋寇”、“剪除教匪”、“抵制洋教”的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也更加激烈而广泛地发展起来,如同汹涌澎湃的浪潮，向着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筑治势力猛烈地冲击。在一八九八和一八九九年间，山东南部沂州府所属的兰山、郯城、莒县、费城、沂水、蒙阴、日照等七州县的人民，也同样因不堪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而燃起了抵制洋教、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烈火，这就是“沂州教案”。
为了便于全面地探讨山东人民反抗外国教会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史迹，了解沂州府所属各县教案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情况，特就最近所辑的一点有关郯城神山教案史迹，试作初步整理。
二、郯城神山教案发生前，中外反动势力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
和山东其他各地人民一样，郯城人民不仅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传教士的压迫，同时还忍受着封建官衙和地主的残酷剥削与统治，过着非人的生活。郯城县知县仓尔爽的衙役和勇目王得成，就是些“动辄诬良民为匪盗，任意妄为”的恶棍，县里的稿案帮办等，也多半是以“词讼而丰囊”的赌徒，他们常常挑唆教民讼诉，强迫善良的老百姓出钱“弥罪”，从中剥榨勒索，大发其“洋教财”。这种官吏衙蠹和地方恶霸相互勾结横行欺压善良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不特如此，郯城人民还担负着繁重的租税剥削，据说，除一般各种租税外，当地还单独加征各种各样的捐税，如骡马税、孔庙捐、路捐、沭河捐••…•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样繁重的盘剥，农民自是困苦不堪。由于许多农民交不上地主的地租，触及了地主的利益，使得兰山绅董王小斋也不由着急的说：“年来租税益增，民力益形疲竭。”地主、官吏们贪得无厌的吸吮着人民的膏血，又以剥削来的钱再行当铺、放高利贷，千方百计进一步的榨取人民血汗。“前仓翁使人联商设当于郯，月利几将十倍……郯城刘仪凤者，人极老实，兄如有意，可托为营之。”每月获利将近十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地主豪吏对郯城人民压榨的严重程度，由此可以想见了。
一八九八年和一八九九年郯城一带，连年奇旱，人民生活更为贫困。本来，在清统治政府的压榨下，人民的痛苦已是不堪言状了，加上饥荒奇旱，人们怎能不起而斗争呢？但是，这决不是郯城神山教案暴发的唯一因素，必须了解人们所以要借“闹教为名”起而斗争，是有其原因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在郯城县的活动，加以考察。自从一八九七年德帝侵占青岛后，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特别是在山东南部教区的活动，也随之迅速地加强了。据日本青岛守备军参谍部编写的“山东独逸天主教起原”（草稿）中称，郯城县在1898年时大小教堂、传教处所，共九处，而一八九九年则为十七处，外国教会势力的扩张，意味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进一步加深，兰山县绅董王小斋在其致孙蕙生书中说道：“自德据胶澳，交通日盛,红发蓝目来往兖沂者，络绎于途”“……至必官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人多苦之。”外国人到中国来传教、做生意、进行侦探调查等侵略活动，不仅享受着官府的特殊接待，保护送迎，中国人民还要受其劳役。至于住于郯城的传教士，更是穷凶极恶，他们名为传教，实际上是洋货商人兼恶棍，其压榨剥削与封建统治者同等的狠毒。神山教堂的掌教洋人戈巴德，就是兼做洋货生意的。洋教士与封建地主一样地居奇囤积，强霸讹人，高利剥削，成为加在中国农民身上的又一层沉重的负担。这些洋教士、教会又和封建官衙勾结起来,舞弄词讼，欺压勒索，例如戈巴德就曾公开的支使教民王伯铎、王伯钦、张永升等，指控良民为匪盗。
在中外反动势力残酷地压迫统治和连年遭受旱灾的情况下，生活本来痛苦已亟的人民，对于洋教士、教会的掠夺与横行，实在不能再容忍了，于是掀起反帝反教会的斗争。神山教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暴发的。由此可见，神山教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下而暴发的斗争，是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上升到显著地位时所产生的具体反映。
三、神山教案的爆发经过
在神山教案爆发前，郯城县早已有过民教冲突的事件发生，“郯邑民教不和，由来已久，教民依恃洋人势力，横行乡里，以故积怨日深，时有斗殴。”另外，据光绪二十五年七月郯城县呈沂州府的管押词讼人犯姓名案由折中载：“王位，系光绪二十二年闹教被控。” 那么，在神山教案前两年即有过教案了，不过那时大半是小规模的斗争活动。神山教案是前几次小规模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神山，系郯城县属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又称神山保，位郯城县北边，与兰山邻近，因为教案发生于神山，可以称之为神山教案。事实上神山教案不单纯是神山一地的事情，它还包括了磨山保等地的斗争活动，轰动了整个郯城县。
神山教案的发起人、领导人是谁？过去我们只知道杨清贤。现在根据材料看来，除了杨清贤外，其主要的领导人还有杨振坤、杨振德、胡兆清、刘盛贵、陈际阶、傅鸿勋等人。事情的暴发起于杨清贤。杨清贤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杨清贤原籍是兰山县人，居住于神山保，他在神山“充膺行户并圩长董事”，“在地方上素有威望，为人极为公正，所以就其身份来讲，要算是较富裕的人家了。杨清贤用神山人王方凯为帮伙，王方凯系天主教徒，和神山保教堂中的管事兼充圩董的李经帮交好。” 王方凯素日行为很不好，时常凭借教堂势力，讹诈欺人，招摇生事。杨清贤见王方凯这样的作为，曾屡屡劝诫，两人因此争执决裂。王方凯遂出伙，仍旧投依教堂,与李经帮狼狈为奸，并与县衙稿案帮办朱门政等暗通声气，包揽词讼，欺压好人，附近各庄人民，无不受其害，人皆恨之入骨，由此人们对洋人洋教堂益加仇视。神山教堂的洋人戈巴德，听说四乡民人对王方凯议论纷纷，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只好假意的将王方凯逐出教会。杨清贤闻听王方凯被戈巴德逐出教堂，便亲去教堂面见戈巴德，探询虚实，戈巴德当时表示说：“王方凯素常不安分守法，教会中决不宽宥，既然已被教堂逐了出去，今后与教堂再无关系……，假如他再有什么不法行为，可由地方官惩办……。”杨清贤遂即向戈巴德将王方凯欺侮他的种种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戈巴德，戈巴德又再次表示：“教堂决不过问。”
杨清贤原为神山保的圩长，有一次曾因公罚过教民京钱二十千文，将罚款拨入庄内充公。当杨清贤与王方凯决裂后，王方凯即串唆李经帮，向杨清贤进行报复，两人纠集了若干伙众，将杨清贤架出，说杨清贤有“私行罚人，有意伤害教民”等罪，又依恃洋人势力，准备即将杨清贤送到县里究办。四乡人们听说此事，齐往说合。后来议定由杨清贤头顶京钱二十千文，跪行到教堂央恳，方才了结。
杨清贤在得悉戈巴德不再过问王方凯的事情后，便放胆将王方凯的不法行为告到县里，知县仓尔爽即派勇役随杨清贤往神山将王方凯捕拿到县管押，当日未及审讯。第二天李经帮拿着戈巴德的名片，到郯城县衙要人，郯城县稿案朱门政，素与洋教士有勾结，遂以“误传到案”的名义，立即将王方凯开释。这时候，杨清贤方在城内等候传讯，闻听王方凯已被教堂要了回去，更为气忿。王方凯在释放回家后，又纠集了一伙，携带枪棒，涌杜于杨清贤门前，高声咒骂，口口声声要为教民复仇。于是，两方结仇愈深。
这时，正值“南匪惊闻，谕令各庄团练”，杨清贤因此借搞团练为名，与杨振坤、杨振德、胡兆清等人，由杨清贤带领，扒毁了神山教堂，戈巴德吓得从房后逃匿，杨清贤把教堂的粮食、杂物全部匀给了贫民。农民的抗教匀粮斗争声势很大，其影响也相当广泛；凡“远近附教者，均受其害”。所谓“害”，就是措教堂以及那些附教讹人恶棍的被打击，附教者以及教堂的粮食被匀分，这对被压迫受饥饿的贫民来说是好事。由于斗争的爆发，符合了群众的愿望，所以斗争的队伍，迅速的发展壮大，“饥众闻匀粮食，无不乐从”,一时响应参加者“万余人”，与神山邻近的磨山保和各乡都动了起来，震动了郯城全境。
神山教案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鱼肉人民的洋教、洋人，以及与洋教有关系的地主，即所谓“附教殷实之家”。有许多地主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情愿散放粮米”，以期缓和群众的斗争与仇恨，借以保全“身家”，所以“凡附教有余之家，均皆有托各圩附近首事，情愿散放粮米、银钱，如有三十石者，愿捐二十石……”。可见农民群众的斗争，不单纯是打击了洋人、洋教与帝国主义，同时也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那些依附洋教的地主和作恶多端的恶霸。据“沂属教案赔款清单”中载，郯城神山教案被贫民匀粮而“抢劫”的教民，共二百三十二家，杀毙七名，伤两名。中外统治者把这次正义斗争诬之为“匪徒” “抢劫”。
反抗洋教、均匀粮米斗争的消息传到沂州府后，统治者十分惊惶。德国主教安治泰飞电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清政府严加镇压，沂州府立即饬令郯城知县仓尔爽派得力勇弁和勇队头目王得成飞驰神山捕拿。这些勇弁来到神山后，作威行恶，有的勇弁打人，惹得群众愤怒，将打人者扣押起来，其余的见事不好，跑回县城。县令仓尔爽闻知，便亲自出马，去神山保捕拏杨清贤，刚到庄就为“乱民”“围逼”质责，“幸亏”当地士绅出头说合，方才解围返城。洋人跑了，官衙不敢来,人民分得了粮食，教民也暂时“老实”了。不久，仓尔爽撤任，新任知县余则达，是个亲近洋人，贪吝成性的家伙。余则达一到郯城县，洋人与教民，渐渐抬头，图谋报复，趁机威胁煽惑说：“教主告知皇上，已换我们好官，来县拿办闹教之人，抄家正法”。因此，“平民惶惶”，“匪情益紧”，斗争日形尖锐复杂起来。
余则达来到郯城县，和洋人教徒的谣言威胁，并不能阻止饥饿群众的斗争活动，他的斗争活动逐渐广泛了，经常有成队成队的人在各地活动。一八九九年三月间，有一千多人在郯城附近集聚，“欲匀粮抢劫”，郯城知县将城门紧闭，以防“乱众”入城。虽然余则达由沂州府请来了许多军队，可是仍不能阻止群众深入城近活动。
饥民们对教会询斗争是相当激烈的。斗争越激烈，洋大人越发怒，越要残酷的镇压，甚至德帝派兵进掠日照、兰山烧杀威胁。但人民是不可屈服的，当磨山保和神山保等地人民听到德兵占踞日照的消息后，各庄都“集团操练”，准备抵抗。尽管清政府的官兵“不时前往弹压”，“然官去则散而为民，官回则聚而为匪，行动诡秘，实属防不胜防”，统治者深虑焦忧的感到，“非有得力勇队，常川驻扎其间，殊不足以资镇慑而消隐患”。群众的声势威力，吓得清政府的官吏坐卧不安，连每年三月照例在郯城北门外举行的天齐庙大会，也不得不停止举行了。
四、清统治者对抗教匀粮斗争的镇压
郯城神山教案前后持续了达四五个月之久，后来在残狠的刽子手余则达和反动军队严厉镇压下，扼杀了这次斗争。
新任郯城知县余则达初到县后，鉴于前任县令采用强硬镇压手段失败的教训，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贸然下手捕拏。于是在外表上装出既不袒民又不偏教的假公正面孔，他说：“初至县时，虽教民纷纷争控，亦未准理，平民一闻不惩自安，如民教中一案传究，恐平民受赫，逼入洋教矣”。统治者惧怕的不是一经传究，平民逼入洋教，乃是一经传究群众的反抗斗争将更增强，参加的人将更多。他这种手法的目的在于模糊与麻痹人们的思想认识，然后趁人们不警惕的时候，进行扑击。
余则达最初这样做的时候，引起了洋大人和教民、绅士们的不满与失望。为了取得这些人的谅解，余则达不辞辛苦的亲自去安抚教民，劝谕绅庶，总以民教相安，为乡民之福，并使“胆义殷实之家，匀粮作饥民之食”，这样，一方面暗暗向洋人、绅士、教士和教民示意；一方面向饥民散放粮米，并改积谷平集为赈济，以分化与动摇“乱民”斗争的信心与情绪。同时，他也看到群众的斗争决心是很坚强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兵力，要想扑灭这斗争的烈火，是很困难的，他说：“弟思神山保民情素称强悍，不借军威，势难应手。”于是由沂州拨来了马金叙的部队，但是，他还不.敢贸然下手。后来，以借刀杀人的计策，由帮统杜金衢借查放积谷赈粮为名，诱拿了“首犯六名”，送交郯城县，这六人即杨振坤、杨振德、陈际阶、胡兆信、刘盛贵、傅鸿勋。在捕捉了这几个主要领导人之后，余则达马上组织了一批教民，以率众抢掠，焚劫一空等罪向县里控告这六人，以障人耳目，扰乱听闻，企图混灭人民对他的仇恨。各庄的人民在六人被捕后，自动的集聚了一千余人，到县里要求保释，余则达拒不准保。
为了进一步镇压“乱民”，保护洋人，郯城县令余则达，充分的利用了一切地方封建力量。首先，他邀集四乡绅董立据定约，保证尽力检举滋事不法之人等，保证不再伤毁教堂和教民，其次又分函郯、兰两县绅董，要求他们不分郯、兰一律妥为镇压，常期暗线查探，以消患于未萌”，加强特务统治，又实行了联庄互保的方法，全县分为八路，每五六庄或三四庄联为一气，又责成庄长圩董，如遇来路不明之人，随时可以稽查送县。封建统治力量虽然加强了，可是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时有发生，教民刘振海因讹人，在于家庄其岳父家，为农民陆乾等架出打死（陆系兰山人）。甚至在沂州教案议结的时候，为清朝统治者保护回家收麦的教民，还有三人为乡民击毙，复仇斗争火焰仍在燃烧着，继续着。
以上仅是就几点材斜写成的一篇不成熟的叙述，只能作为研究和了解沂州教案的一个线索，还不能全面的说明问题，有许多问题尚待今后继续发掘与整理，我想，这方面的材料应该是不少的，希望同志们多予补充和指正。
（摘转自1960年《山东省志资料》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