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天津教案,一个最讲规矩的人擦了最脏的屁股
壹、1870年夏，天津城飘着一股臭味
海河边上，望海楼教堂的尖顶在日头底下泛白。可天津人那阵子不爱看教堂，爱往河东义地(坟场)跑。因为有人在乱葬岗刨出了东西——一口薄棺里塞着两具婴儿尸首，眼睛是空的，胸腹被剖开，脏器没了。野狗先发现的。棺木埋得潦草，夜里被刨开，尸体露在野地里，鹰啄狗刨，惨不忍睹。有人拍着大腿说：你看，教堂干的好事！仁慈堂里头那些洋修女，专收中国小孩，养肥了挖眼剖心，拿去配西洋药。这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真。天津城里的老人小孩，那段时间连晚上都不敢让孩子单独出门。一个落后农业国，第一次撞上西洋传教士的育婴堂，脑子里的那点想象，比真相跑得快得多。其实呢？仁慈堂是天主教的育婴堂，收的是被丢弃的婴孩。1870年夏天天津闹传染病，收进来的孩子成批死，前后死了三四十个。修女们夜里草草掩埋，棺薄土浅。这本来是慈悲，落到不懂的人眼里，就成了罪证。贰、一座教堂，怎么就成了天津人的梦魇
天津开埠晚。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来，天津被迫开口，外国领事、教堂、洋行一股脑涌进来。法国传教士看中了望海楼那块地，1869年盖起了一座挺扎眼的天主教堂。紧挨着，是仁慈堂——专收弃婴的地方。中国人看西洋教堂：礼拜时大家闷头不语，神父念念有词，修女终身不嫁，孩子进了门就不让家人见。这在清末老百姓眼里，每一件都透着邪性。再加上鸦片战争以来，洋人在中国横着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这股气，总得找个出口。谣言这种东西，从来不需要证据，它只需要一个愿意信的人。1860年代，天津几乎年年出事：旱灾、水灾、瘟疫、难民。人心本来就慌。这时候只要有一个拐孩案，所有人都会自动把它接上"教堂"这根线。果不其然。1870年6月初，先有拐犯张拴、郭拐落网，供认用迷药拐孩子；6月18日，又一个叫武兰珍的拐匪被抓，他的供词里多出了一句要命的话——"我是教堂门丁王三指使的，迷药是仁慈堂给的，拐一个娃娃，洋人给五块银元。"乡绅在孔庙集会，书院停课声讨，仁慈堂外头不约而同聚了上万人。武兰珍被押着去教堂对质，可堂里根本找不到王三这个人，武兰珍也认不出堂里任何一个面孔。叁、武兰珍的供词，和那一枪
6月21日上午，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着武兰珍到教堂对质。对质失败，民众越聚越多，朝教堂扔砖头。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坐不住了。这位领事爷脾气暴、架子大，觉得天津官府不给力，气冲冲跑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拍桌子要派兵镇压。崇厚没答应。他不是不想压，是压不住——外面上万百姓，你派几十个兵出去，那是往油锅里滴水。丰大业不干。他回到领事馆，穿上大礼服，挂上配枪，带着秘书西蒙，又冲回崇厚衙门，二话不说冲崇厚开了一枪。但他把桌子上的物件砸了个稀烂，咆哮着说"我不怕中国百姓"。崇厚劝他：民情汹汹，您今天千万别出去，出去有性命之忧。他出了衙门，走到浮桥，迎面碰上正在弹压人群的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大概是气昏了头，抬手就朝刘杰开枪——没打中刘杰，打伤了刘杰的跟丁高升。这一枪，是整场惨案的导火索。一个外交官，朝一个中国县令的随从开了枪，等于朝一座火药桶扔了火柴。人群扑上去，当场把丰大业和西蒙活活打死。尸首被拖到河边，和后来被杀的神父扔在一处。肆、三个小时，天津变成屠宰场
民众鸣锣聚众，冲进望海楼教堂，冲进仁慈堂，冲进法国领事馆。三个小时，火光冲天。十位修女、两位神父，被从堂里拖出来打死；法国公使馆的专员夫妇、法国商人夫妇，也死在领事馆里；连一名俄国商人连同妻子，也被误认成法国人一并杀死。算下来，二十名外国人在这场骚乱里丧了命，另外还有三十多名中国信徒死在乱中。最刺眼的一个细节是：暴怒的民众，把自己想象中"教堂干的事"——剥皮、剖心、取肝——原样用在了那些神父修女身上。教堂烧了，仁慈堂烧了，英美办的几座基督教堂也跟着遭了殃。大火一直烧到傍晚，海河上空飘着焦糊味，和开头那股臭味，混在了一起。伍、七国军舰开到了大沽口
教案一出，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提抗议。6月24日，外国军舰一艘接一艘集结在大沽口海面，炮口对着天津。法国最硬气，一开始就要清廷交人：处死天津知府、知县，最好连带仇外的陈国瑞将军一起砍了。朝堂上吵成一团。主战派拍着桌子喊：洋人欺人太甚，跟他们干！民心可用！可用什么？大清的海军，连法国一艘军舰都未必扛得住。1870年的法国，本土正与普鲁士磨刀霍霍（数月后普法战争便爆发），可随便调几艘军舰到远东，还是绰绰有余。清廷这头，一边畏敌如虎，一边又怕太软了激起民变。它两头都想顾，两头都顾不好——这是弱国外交最狼狈的姿势。朝廷想来想去，把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调到了天津。陆、一个六十岁老人的两难
他这辈子，前半段考功名，后半段办湘军，硬是把太平天国从南京城里挖了出来，成了大清的中兴第一名臣。可到了五十九岁，他百病缠身，眼也花，头也晕。接到查办天津教案的旨意，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个火坑。办重了，天津百姓骂他卖国；办轻了，洋人军舰就在门口。两头不讨好的活儿，落他头上了。他在家书里写："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遘此大难。"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抱病抵达天津，第一件事是发布《谕天津士民》，把天津百姓好一顿敲打：你们被谣言蒙了，杀人是重罪，朝廷不会护着你们。查的结果很干脆：仁慈堂里一百五十多个孩子，个个都说清是自己家人送来的，没有拐卖；挖眼剖心，问遍天津城，找不到一个丢了孩子的报案；连被埋的死婴，开棺一看，眼是眼、心是心，都在。真相是冷的：教堂没干那些事。可人已经死了二十个，外交危机已经炸了。不办凶手？洋人立刻开战，大清打不过，输得更惨。办凶手？那就是拿中国人的脑袋，去填洋人的债。可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他选了"不战"。不是因为他软，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1840年、1860年那两场仗怎么打的，他还记得。柒、"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十六人被正法，四人缓决，二十五人充军流放；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发配黑龙江；赔给外国人白银四十六万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为谢罪专使，亲自去法国道歉。注意一个细节：法国原本咬死要杀天津知府和知县。曾国藩"坚执不允"，硬是把这两颗脑袋保了下来，只换成流放。一个被骂"卖国"的人，其实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替同胞挡了几刀。北京城骂声一片，"卖国贼"的帽子扣到曾国藩头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被同乡砸了烧了。曾国藩自谓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八个字，是一个老实人被打蒙了之后的真心话。他两头都不是，两头都挨骂。崇厚后来真去了法国。1870年十月二十八日起程，到了马赛，正赶上普法战争打得热火朝天，法国政府根本没空理他。一直拖到187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才见到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梯也尔。梯也尔倒还冷静，说了一句："法国要的，不是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这话听着体面，可四十六万两白银，已经实实在在地掏出去了。捌、李鸿章的"痞子腔"，和曾国藩的晚节
教案还没了结，南京出了一件大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就是有名的"刺马案"。朝廷顺水推舟，把曾国藩从直隶调去两江，直隶总督的位子，交给他的门生李鸿章。师徒交接那天，曾国藩问李鸿章：你打算怎么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笑着说了一句有名的话："门生也没有什么主意，我想跟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听了直摇头，告诉他：跟洋人，还是得以"诚"字为本，痞子腔耍不得。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大清最后几十年外交的两种写法：曾国藩写"诚"字，李鸿章写"滑"字。一个撞了南墙不肯拐弯，一个见缝就钻、能混则混。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他办完这案子，名声一落千丈，"中兴名臣"四个字，从此带了个污点。1872年三月，他在金陵病逝，终年六十二岁。到死，这桩案子都没翻过来。而李鸿章，借着接手教案、站稳直隶，一步步成了晚清外交的头号操盘手。历史有时候就这么不讲道理：把脏活派给最讲规矩的人，把功劳留给最会来事的人。玖、尾声：那二十条人命，和一座国家的成人礼
天津教案，死的二十个外国人里，有真心来中国行善的修女，有无辜的俄国商人，也有自己先开了枪的丰大业。被杀的中国人里，有被谣言煽动的老百姓，有替官府背锅的冯瘸子等十六个正法者，也有被流放的官员。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剧，不是被人欺负，而是被人欺负的时候，还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天津教案的真相其实很朴素：愚昧碰上弱势，谣言碰上炮舰，二十条人命就成了代价。曾国藩用半世清名去填这个坑，填不上，因为他一个人填不动一个时代的亏空。望海楼后来重建了，教堂的钟声照样响。可那一年夏天天津城里的那股臭味，和一个六十岁老人"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叹息，埋进了历史的褶皱里，再没人替他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