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教案发生前夕

赫斐秋在他的1893 – 1894的年度报告里说过：“过去一年我们都是在‘修’ 和 ‘建‘的工作中打转。”到底最后修建的结果是什么呢？在The Missionary Outlook 1895年2月期的封面登了一张华西差会在成都建筑物的图片。

在这张图片中，用数字1, 2，3, 4标注出了建筑的名称。数字1标注的是阅览室和教堂的入口，2是教堂的侧墙，3是传教士住处的通道，4是新购地产的围墙。从这些建筑的结构和外观来看，确实要比当时本土的房屋要结实美观得多。

1894年7月中国和日本了爆发甲午战争。这个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地处内陆的成都。1895年5月期的The Missionary Outlook上登了一封何忠义1894年11月20日的来信。这封信他是以日记形式，记录了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当时的心情。

信的内容如下：

“这段时间兵荒马乱，你们一定担心我们这边的情况吧。我们住在内地，倒有个好处，成都的市面几乎看不出任何有在打仗的现象。那些战地消息，真真假假，在传到你们那里一个月后，才慢悠悠地飘到成都。

前两天，英国驻重庆领事写信给我们，说北京公使来了公文，问打仗期间内地的传教士要不要撤走。领事在信里讲：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四川远离海沿海地区，这里的人好像对外国人也没怨没仇。即使有时会有路过此地的士兵也闹不起大事，所以他觉得暂时还不用把英国传教士叫回去。信尾还是叮嘱到：凡事一定要小心，别给自己找麻烦。

这几天坏消息一天比一天多，我们的心情也跟着七上八下。

一个月前，一位退了休的官员天天清早就跑来学英文。他是我见过最懂‘洋务’的中国人。他去过上海，见过世面，一来了就喝茶聊天，和我们相处的气氛也挺好。后来他把他的三个孩子也带来了，两男一女，在我们家又吃又喝，一点也不见外。要知道，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吃我们的饭。因为外面有种说法是：‘吃了洋饭，就得信洋教。’

最近，他就不是天天来了。可是，只要他收到电报，他肯定会第一时间跑来报信。每次他的神情总让人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们私下还在议论：此人会不会是个探子呢？

前几天启尔德医生回过成都，在我们这儿暂住了几天。那位刘先生（就是那个退休官员）还和启尔德聊得火热，不停地夸他‘说话像地道的中国人’。启尔德要乘船回嘉定了，船停在两里外的河边。刘先生忽然说要和他一起走走。等船快开时候，他凑过去低声跟启尔德说：“要是仗再打下去，说不定他还得请洋人帮忙买把枪。”枪买来干啥？我们不敢问，只担心是不是有人想造反。这件事一出来，大家立刻绷紧了神经。

上个星期日，12月2日，他又来我们家。正好是开饭时间，我们就留他一起吃。他倒挺爽快，刀叉用得比我们第一次用筷子还顺手。

12月5日，我在新的工地监工，他又跑来了，把昨天的电报的内容一股脑儿地都给我说了：天津已经失守；中国的‘俾斯麦’李鸿章据说要疯了；一句话，大清帝国惨敗到家了。日本人把北京城四周的地方都占了，进京的大路已经全部大敞开了。他还顺带提了一句：杭州和上海的外国人都在往外撤了。

对我们在成都的危险，他只轻轻点了一下，却特意说了两件事，像是给我们打预防针：

1. 中国人恨法国人，尤其是中法开仗以后结下的仇恨。如今传说法国跟日本、俄国穿一条裤子，这股仇恨很容易被煽起来。要是哪天百姓砸法国教堂，暴民们可分不清谁是英国人谁是法国人。总之，见白皮肤的洋人就会动手。

2. 当兵的心里也很窝火，他们的军饷拖着不发，饭也吃不饱。国库里的银子全被当官的拿走了。官老爷们还担心，附近那几股土匪人多势众，万一趁乱来抢成都，那就真是翻天了。

尽管风言风语满天飞，我们还是照常在工作，好像天下太平得很。街面上的老百姓比从前更和气；我们的全日制学校也揭穿了不少“洋人吃小孩”的谣言。大卫在《诗篇》第二篇里说“外邦喧嚷，万民谋算虚妄，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这份安全感，我们也有，乱世再大，上帝定会把我们藏进他的帐篷里的。

12月11日，那位“退休官员”今天又来了，他脸上居然带着笑容。他说初七那天中国军队打了胜仗。凡是胜仗，官方巴不得一天通报三遍，若是败仗，能瞒就尽量瞒着。

教会这边的工作倒是挺顺。小礼堂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竖着耳朵听讲福音。只要讲到‘一位救主为全世界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全场立刻鸦雀无声，那种肃穆劲儿让我心里直发热，来的人三教九流的都有。两个礼拜前，一位看起来很有学问的老先生，双目失明，由一位穿戴整齐的仆人扶着进来。他脸上那股认真劲儿，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我布道时眼睛老往他那边瞟，整篇经文倒像是专给他一个人讲的。求神在他心里点一把圣火！

有天晚上，几个身穿绫罗绸缎的大爷踱步进了街旁的小教堂，先是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其中一位站起来，向我深深作了个揖，说：‘这番道理颇合我意，改日再来请教。’这几位是仅次于县太爷的‘二大爷’，他们这一句话，让满屋子的人都高看我们三分了。这样以来，我们私底下传福音的机会也就更多了。昨天我去钱庄换银票，跟一位掌柜聊着聊着就说到灵魂的事，他也听得津津有味。

在中国，最方便的‘讲台’就是街角处。今年秋天，我们把附近几条街都跑遍了，手里拿着一沓传单，往路口一站，人们慢慢地就围成了一个小圈儿。我们先把传单内容大声说上两句，然后再简短地讲一段经文。最后，再把传单卖给他们。就这样一来二去，既和当地人混了个脸熟，也把基督教的小册子‘撒给’了这些人。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本我该天天跑街或守在教堂里，如今却被“抓”去当工头。原来入秋时，有人放出一套挺大的院子，正好给学校以后扩展用。我们现在租的玉沙街的房子，租金加上修缮费再过几年，都够买那座院子了。再加上房东嘴里已经流露出‘不租了’的风声，大家一合计，干脆把它买下！赫斐秋大概早以写信把地段和价钱给你们说清楚了。

旧屋修修补补不划算，我们决定干脆盖一排平房，像印度“班加罗尔”那样的。这事儿主要落在我头上。于是天一亮我就往工地跑，摸黑才回来。中国工人爱抽烟，洋人一转身，他们就顺势歇工。再加上干什么活之前都得先问个‘对不对’，不盯着不行。不过，只要让他们弄懂了图纸，手上功夫还算是灵巧，砌墙搭梁一点就通。

12月25日，这是我们在中国的第三个圣诞节，也是在成都过的第二个。刚才，我们参加了一场特别温馨的圣诞聚会。早上，我把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桌上摆了一大盆橙子和一个圣诞蛋糕；书架旁贴满了一位布兰登朋友寄来的贺卡；墙上挂着画片和地图。在中国人眼里，他们的家里通常又暗又冷。我这样一摆设，简直像提前偷看了一眼天堂。

十一点，我‘咣’一声敲响了大锣，十六个女孩、十八个男孩排着队进来，后面跟着两位老师和几位客人，小小的屋子一下子满了。孩子们一看见橙子和画片，眼睛立马放出光来，脸上也堆满了笑容，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我们唱的第一首赞美诗是《来吧，让我们与天使同唱》。我真希望那些每周把零用钱投进奉献箱，支持传播福音的加拿大小朋友也能听见，这里的三十四个中国孩子们扯着嗓子唱着歌：“赞美我主，赞美我主，因他为我们死！”歌声清脆明亮，音韵随着声调在屋子里四处跳动。

经文选读是《马太福音》一章18–25节和《路加福音》二章1–20节。我告诉他们，加拿大小孩是怎样过圣诞节，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听着。明年（若主许可）我们打算也弄棵圣诞树，让他们开开眼界。聚会最后在《有一个快乐之地》的歌声中结束，离开时大家脸上还挂着笑容。

顺带提一句：要是谁想帮帮这些孩子们，请把家里多余的圣诞卡、新年卡，甚至广告卡（只要有好看的图画）都寄来。中国孩子特别喜欢画片。把圣经金句写在卡片背面，这些‘珍珠’就能跟着画片走进千家万户。

12月27日，今天小小地闹了一场虚惊。全日制学校的两位老师跑来说，街上忽然风传‘洋人把小孩煮来吃了’。孩子们都吓得不敢来上学了。老师立刻就出面辟谣，分头叫人带话：‘尽管来，没那回事！’。一个小男孩边哭边被送来了，老师干脆让他父亲进到校里，到四处看个仔细。多亏他们反应快，一把掐灭了火苗，要不然真可能闹出大乱子。如今孩子们照常来了。这是我们在成都头一回碰上这种谣言。估计是谁瞧见我们的洋炉子，是本地人从没见过的，就瞎猜那是“煮娃娃”用的锅。

这封信是我晚上抽空一点一点写的，所以是东一句西一句。我想用这种方式让你们了解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如果你们想摘录几段登在刊物上，尽管用。以后我争取写勤些，当天见什么就记下来，这样的片段攒多了，就写成信寄给你们。

另外，我们刚听到好消息，本届总理事会议几乎一致通过，萨瑟兰秘书长再度连任。这么多年他一直挑起这副担子，我们打心底高兴。愿神在未来的四年里格外赐他恩典，托住他的一切工作与力量。”

何忠义信的后半篇里，提到了“洋人把小孩煮来吃了”和“煮娃娃”的字句，说明当时在成都社会上有这种谣言在传播。这正是不到半年的时间，1895年5月发生“成都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封信里的这些描述也为即将要发生的“教案”埋下了伏笔。

在7月期的The Missionary Outlook上，还登了一封何忠义3月2日给教会的信。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在成都成立了“天足会”，这是帮助成都的妇女，特别是小女孩，从缠足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重要举措。

信的内容如下：

“中国新年已经过去了，一切仍然很平静。最近我们没有听到关于战争的明确消息。在成都，人们对战争并不感到紧张，大家一如既往地友善进行交往。

赫斐秋和赫尔还没有从上海回来。整体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启尔德来信说，嘉定那边的医疗工作越来越多。史蒂文森医生昨天接待了一百多位病人。

上个星期天天气很好，小教堂里坐满了人。我左边坐着一位官员，他对礼拜仪式很感兴趣，尤其爱听的是孩子们的歌声。我们正在努力邀请孩子们的家长来参加星期天的早礼拜。今年在邀请孩子们的母亲方面非常成功。礼拜结束后，何忠义太太会邀请她们到女校的教室里，尽量用她们能理解的方式讲解讲道内容。

大约三个月前，这里成立了一个“天足会”。这个组织鼓励中国女性签署承诺书，不再裹脚，也不给自己的孩子裹脚。男性则承诺尽力保证这种陋习在自己的家庭中不会再发生。这是第二次聚会，中国内地会和美以美会的基督徒都来了。场面有点像我们家乡那种热闹的禁酒会，唱了一些与主题相关的赞美诗。令人高兴的是，有不少孩子的母亲也参加了。我以前常跟孩子们讲这个话题，但她们总是把责任推给自己的妈妈，说如果不裹脚，妈妈会打她们。学校的情况也不错，今年的男孩班级年纪更大一些，也更让人满意。何忠义太太还教女孩们缝纫和编织。

星期五晚上，在前面的教堂举行了礼拜，房间里挤满了人，大家都专心听讲。

昨天我们还收到一个好消息：一位上海书商给我们送来了一千文钱，是出版的杂志的订购费。这是我们第一次收到这类刊物的正式订阅。这位订阅者是个秀才，同时也是做丝绸生意的商人。

虽然现在的成果看起来很小，但真理正在慢慢渗透进虚假之中。在神的时间里，当拆毁的时期过去时，新的建设就会开始。神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愿祂早日开路，让我们得到更多同仁。

我很高兴听说新房产的购买已经安排妥当，对新房子没有异议。官方对新地点有些小议论，但老师们说那只是为了让卖地的房东出点血。如果我们能保住这个地方，那将是在中国西部，甚至整个中国，最适合传教工作的地方之一。房子现在已经围起来了，我觉得会非常实用。它是用砖砌的，一楼离地有三英尺高，天花板高十英尺，上面还有一个小阁楼。我稍后会画一张整个地方的平面图，标出各个建筑的位置。”

1895年初，赫斐秋的妻子由于健康的原因要回加拿大修养。赫斐秋叫上赫尔一道陪同母女俩去了上海为她们送行。最终，她们于3月30日安全地回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伯灵顿的家中。为什么，这次赫斐秋是叫上赫尔与他同行，这里先卖个关子。到了1897年她们母女俩再次回到上海时，就有了答案。

赫斐秋和赫尔是2月6日离开上海，于4月15日回到了成都。就在他们回到成都不久，赫尔医生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这让成都当地的一些人对他们身边的洋人产生了一些“反感”。

《赫斐秋传》书中，对这件事的描述是：

“赫斐秋回到成都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这件事说明了早期华西差会的传教士医生们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一旦治不好病人，他们自身可能面临的危险。

当时，赫尔医生和赫斐秋一起住在教会大院里。有一天傍晚，有人来找赫尔，说有个女人病情危急，她丈夫非常着急。赫尔医生赶紧穿上衣服，腋下夹着一根粗棍子（是用来对付街上的野狗），带着诊所的药剂师和一位语言老师，一起赶往病人家。

到了之后，他检查了一下，发现那女人已经死了，而且死了有一段时间。在这以前，女人的丈夫还一直很有礼貌，连声说麻烦医生了。

但当赫尔医生通过药剂师告诉死者的丈夫说，人已经死了时，那个男人的态度立刻变了。他猛地跳了起来，立刻把家门反锁了。赫尔起初还没在意，继续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当他叫那男人开门时，对方却站在门前，摆出一副不让他走的样子。

赫尔连说了三次让他开门，对方都不动。赫尔有点生气了，抓住他肩膀想把他晃醒。这时药剂师对那男人说了几句话，虽然赫尔没听懂说了什么，门最终是打开了。

他们三人慢悠悠地出院子，上到了街上。完全没想到后面还有个‘惊喜’在等着他们。没走多远，那死者的丈夫就追了上来，大声喊叫，他一把抓住赫尔。赫尔告诉他说，你不要现在闹，明天来医院，我们再好好谈一谈。

赫尔自己的讲述是：‘他根本不理会我的话，还是死死地抓着我。附近几个男人听到他的叫喊声，纷纷都赶来帮忙。我想甩开他们，继续往前走，可他们就是不让我走。最多的时候，有三个人同时拽着我。那位瘦小的语言老师拼命劝架，可一点用也没有。

就在这时候，又有人从后面朝我后脑勺打一拳，把我的帽子都打飞。我朝他冲过去，抡起了胳膊一拳把他打翻。人群越聚越多， ‘打洋鬼子！’‘打死洋鬼子！’的喊声此起彼伏。我拔腿就住的院子跑，那一大帮人，少说也有一百来号，嚎叫着紧追不舍。可我腿长，他们一时还真追不上。我跑回屋里，把眼角的血洗掉，那儿被划了道口子。然后，我又出门到街上看了看，一个人影都没了。守门的老头早就躲回屋里，他吓得快丢了魂。’

那天晚上，赫斐秋听见赫尔出了门，后来又回来了。直到第二天一早，他才知道赫尔出了这么一件事。他立刻把自己的名片送到衙门，死者的丈夫随即就被逮了。

当时满城都在传：洋人医生把人治死了。更有甚者，那女人的尸体就摆在家门口示众多日，任路人围观，说是被洋人医生‘下毒’害了命。死者的家属打的主意明摆着就是想敲一笔洋人的竹杠。

这段经历让人感受到的是，当时传教士医生不仅医术要过硬，还得随时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危险。”

《何忠义自传》中对这件事情的描述是：

“在当时成都的各种风声鹤唳的气氛里，传教士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惹出祸来。照理说，行医是最该让中国人服气的了，可偏偏头一个被怀疑的就是洋大夫。中国人本来就信迷信，说‘洋医生拿人身上器官来做药’，这种传言越传越真。

诊所里天天挤满‘死马当着活马医’的病人，这也是传教士医生最头疼的事情。男女老少的病人只有到了病情不能再拖的地步才肯上门求医，就把最后一线希望交给了洋大夫。医生们也是救人心切，难免硬着头皮去动一些成功率不大的手术。只要你一次失手，就立刻被人拿来当成火种，一点就炸开花。

赫尔医生就碰上过这么一回。那时他中文还不利索，跑到贫民区给一个患腹水的妇女治病。事隔了两个晚上，又被人叫去，他当时只带了一个佣人。前脚进门，后脚就听见“咔哒”一声门就被关上了。他往床上一看，人体早就凉了，这分明就是设的局。

赫尔是在海边长大的新斯科舍人，胳膊粗力气大，三两下把守门人搡开，夺门冲到街上。屋里的人一声吆喝，四周的人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瞬间聚了一大堆人。他抡起手棍左右开弓，不让众人合围，一有空档便撒腿狂奔，把追赶的人远远甩在身后，一直跑回了诊所。

接下来几天，那女人的尸身被摆在大街上，任人参观。全城哄动，关于洋人的难听话像脏水一样四处泼洒。传教士们虽然觉得风头不对，可并没真担心人身安全。成都必定是省会城市，只要官府不点头，闹不出大乱子。

后来才打听清楚，当时正值代理总督在任，大乱子就是在他的默许下干的。随后不久的成都教案，就是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

在《华西差会纪实 (二十) 》里，赫斐秋1893年10月11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的老百姓以‘忠顺’而闻名，因此官吏治理起来毫不费力。然而，一旦碰上一个排外的官员，这种‘忠顺’性格也可能转而对我们不利。”

以上有关“洋人煮吃娃娃”的谣言和赫尔的遭遇就印证了赫斐秋信中所言。

接下来，再来看看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启尔德于1895年1月9日和4月3日写给教会的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和妻子启希贤到了嘉定后的工作，以及初到嘉定租房开办医院和诊所的情况。从中能看出启尔德在租房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精打细算的能力。

先来看1月9日的来信，这封信登在1895年6月期的The Missionary Outlook上。

信的内容如下：

“1894年12月17日，我们开张了嘉定医院和诊所，用于治疗病人。自那以后，启尔德夫人每周二和周五负责接待妇女和儿童，而我每周一和周四接待男性。开张之初，我们的病人数量相当可观。但如今临近中国新年，病人又逐渐减少了。我们相信，新年过后，也就是在二月初，病人数量会迅速增加。

去年8月，我们在住所附近租下了一个较小的院子，并于9月1日开始进行修缮，目的是将其改造成医院和诊所。院子的租金是大约$80的押金（租期到了后会退还），每年租金$35。租赁契约规定租期为八年，在此期间，院子不能抵押或出售，除非是卖给我们。在租赁期间，给我们的租金不会上涨，也不会再租给其他人，因此至少在这八年之内，我们可以完全享受对院子的所有修缮成果。八年后，如果我们准备放弃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带走所有可移动的东西，比如玻璃窗、地板和新的门等。考虑到这些，最初的开支就大大减少了。我们通过一个有顶蓬的通道，将医院这个院子与我们大院子里的一个小庭院连接起来。在这个庭院里，我们有三个较大房间，我们将其改造成女病房。因此，我们总共有十个病房，可容纳十六名男性和十二名女性患者，总计二十八人。此外，还有一个大厨房、洗衣房、浴室、两个储藏室、暗室（用于检查眼睛和喉咙等）、咨询室和私人咨询室、一个采光良好的手术室、一个候诊室和一个客房。还有一个供助手使用的房间。我认为医院和诊所的修缮总费用，包括从住宅院子中腾出的房间，大约超过$300。但我相信，就花费而言，我们拥有中国最大、最便利、最卫生的医院之一。所用的玻璃全是本地制造的，虽然没有外国玻璃那么令人满意，但价格却很便宜，而且更容易获得。与外国玻璃相比，透光效果还是不错，因此就被大量使用了。所有其他五金用品也都是本地的，主要是，要从上海获取外国的这些用品很困难。

关于我们现在居住的院子，我有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故事要讲。去年4月，我以相当于大约$200的押金（退房子时要归还）和每年大约$65的租金租下了这个地方。我们的房子现在每一部分都非常干净卫生，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敢想象的。我们相信，要是不对这些房子经过严格和全面的翻新，它们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完全不适合居住的。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房间普遍昏暗，而且四处都很肮脏。屋内只有两、三块木制地板。我们安大略省人养的牛都不会站在这样的地板上。现在，我们把整个房子整修得如此明亮和干净，让我们有种愉快的感觉，这确实才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居住的家。

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家，如果再派一对夫妇来，也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居住。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这所房子用的$250修缮费中，有近$125是用在了另一间目前尚未有人居住的那一部分。我们只占用了房子的一半，居住空间就足够了。

在起草这个院子的租赁契约时，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规定了与上述医院院子租赁相同的条件。也就是说，租赁期限也是规定了八年，在此期间，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其他人是不可以购买或抵押这个地方。经过赫斐秋的同意批准，我试图抵押这个地方，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通过在原来的$200押金上增加$240，总共$440，这笔钱可以称为押金或抵押金，我成功地将年租金从$65降低到$16，差额是$49。现在，假设这额外的$240必须在国内借来用于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节省的利息将超过三倍。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做的是再增加$80到这$440上，总共大约$520，这是对这栋双层住宅八年的全额抵押！八年后，如果我们被迫放弃这个地方，必须先退还我们$520，而这个院子在那段时间内对我们来说的成本仅仅是这笔金额的利息，以及我们无法带走的固定修缮费用。玻璃窗和新地板都可以像在医院院子一样被移走。因此，抵押肯定比租赁更经济，尤其是当像在这个例子中可以如此便宜地做到这一点时。我相信这所住宅，更准确地说，至少可以以$1000的价格买到，最多$1200；或者，换一种说法，把抵押金额再增加$700，这个院子就永远属于加拿大卫理公会传教士委员会了。税收每年不到$5。即使以后每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也有足够的空间供两个家庭居住。房子高度很高，所有使用的木材都是上等木材。如果有人更喜欢在楼上睡觉，或者需要更多的空间，楼上的房间可以在很小的开支下随时进行装修。还有一些供仆人和教师使用的房间，以及客房等。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会更喜欢在中国住中国房子，只要能像这样又好又便宜地得到这些房子。

除了每周四天看病人外，我在我们大院内还定期进行每周一次的礼拜布道，这始于去年9月初。星期天早上，我就会在外面挂上一个写有“今日布道”的大字招牌，把大门敞开，摆放好长凳，到了11点，在歌声的辅助下，很快就会聚集起一群会众。总有一些人来来去去，就像在每个街边小教堂一样，但还是有许多人能从头到尾都在认真倾听。人们为每周播下的种子祈祷，希望它能落在好的土壤里，并结出永生的果实。

当人们散去时，还会有许多人留下来阅读放在庭院和入口两侧的小册子（其中还有一些插图）。医院大门入口和病人候诊室也贴满了单页传单和小册子。在工作日，我们的看门人会展示各种色彩鲜艳的书籍、圣经的经文和小册子，几乎每一天都会卖出一些。每天早上，一周七天，我们都会用中文做祷告。我们的仆人和教师，医院里的病人以及医院场所里的所有助手都会参加。通过这些方式，种子就是这样在被播撒，但愿我们有足够信心将来去收获这些果实！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中日战争消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国内的报纸讲述了一些关于中国局势令人震惊的故事，这些故事只适用于中国极小的一部分地区，肯定不适用于中国西部。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在和平与安宁中开展工作，尽管其他地方会有些骚动。”

再来看看启尔德4月3日的信件，这是登在The Missionary Outlook 7月期上的。

信的内容如下：

“自1894年12月17日起，启尔德夫人和我每周四天接诊病人。她每周二和周五看女病人，我每周一和周四看男病人。自从中国新年以后，病人数量急剧增加，到现在为止，我们每周诊治的病人数量在200人到300人之间。我们目前还有十名住院病人，包括两名女性。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手术。我们曾为一名63岁的男子做过白内障手术，他失明已经有四年时间，平时只能靠拄着拐杖摸索着行走。手术后，他重见了光明，虽然视力并不是很好，但他已经可以自由行走了，无需拐杖或他人的帮助。现在医院里还有一名15岁的男孩，他失明了将近一年，现在一只眼睛已经康复，另一只眼睛正在接受治疗。他很有可能恢复到足以重返学校继续他的学业，他是病房里最快乐的病人。还有一个17岁的男孩，他意外被一把外国手枪击中背部。事发24小时后他才被送到我们这里，大家都认为他没救了。主赐福于我们所采取的治疗手段，他在两周内就能下地活动了，从他体内八英寸的位置取出变了形的子弹。一个半月前，一位患有巨大乳腺瘤的妇女来找我们。她所有的朋友都说她必死无疑！她曾咨询过许多名医，花了不少钱，都毫无起色，反而病情还日益恶化。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能给她带来希望。手术很漫长，我们担心过她虚弱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手术后，她恢复得很慢，但是病情很稳定，再过三四天就可以回家了。只是时间不允许，不然我还可以讲许多非常有趣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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