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教案

1895年5月28日在成都爆发的针对外国传教士的骚乱，史称成都教案。尽管教案持续的时间只有几天，但可以说是在成都传教士历史中破坏性最强，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事件。教案发生期间，在成都的所有外国差会，包括加拿大英美会，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内地会和法国天主教会等的房产完全被彻底摧毁，差会和个人财物全部被抢劫一空。

本文主要是关注成都教案对加拿大华西差会的影响。这次事件涉及到加拿大华西差会在成都和嘉定的每一位传教士及其子女。当时，启尔德夫妇，何忠义夫妇和斯蒂文森夫妇都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子女。

传教士们都以书信的形式，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对这次事件进行了描述。这些书信，教会期刊的文章和加拿大国内报纸的报道，还原了这个事件的很多细节。这些书信和文字主要刊登在教会的期刊The Missionary Outlook和《每月通信》上。在加拿大国内，主要是安大略省，众多报纸对教案也都相应作了大量的报道。在整个华西差会的历史中还没有一个事件像成都教案这样，引起加拿大国内媒体如此广泛地关注和报道。这足以说明这次事件性质的严重性和影响面之广。

进行了报道的报纸有：《汉密尔顿时报(Hamilton Times) 》，《伦敦广告人报 (London Advertiser) 》，《阿森斯记者和利兹郡广告人报 (The Athens Reporter and County of Leeds Advertiser) 》，《圭尔夫每日信使和广告人报 (The Guelph Daily Mercury and Advertiser) 》，《格伦科文摘报 (The Glencoe Transcript) 》和《维多利亚时报 (Victoria Times) 》等。

在教案发生的前夕，1895年4月华西差会的第二次年度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由赫斐秋主持，主要议程是对成都和嘉定两个教区的人员进行了对换。会议决定何忠义和斯蒂文森继续驻留成都，启尔德从嘉定调回成都。赫斐秋，文焕章和赫尔前往嘉定。

根据会议的决定，启尔德夫妇于5月25日到达成都。赫斐秋一行四人是5月28日到达了嘉定。就在赫斐秋他们到达嘉定的当天下午，在成都就爆发了教案。成都的传教士们分在三处地方居住。启尔德夫妇和斯蒂文森夫妇住在一个院子里，何忠义夫妇是在新建的住宅，白宝玉和福特住在妇女传教士在玉沙路的住地。教案是在5月28日下午4时左右在启尔德和斯蒂文森住的院子门口开始的，然后扩散到何忠义和白宝玉她们的住处。最后还殃及了美以美会和内地会等在成都的住地。

首先来看刊登在The Missionary Outlook 1895年11月期上的一幅标题为“教案婴儿，中国成都”的照片。

照片中共有11个婴儿，他们也是成都教案的受害者。他们是：斯蒂文森的三个女儿(Lila Stevenson, Jennie Stevenson和Marion Stevenson，前两个是一对双胞胎) ，何忠义的两个女儿 (Bertha Hartwell和Geraldine Hartwell) ，甘来德的两个儿子 (Ralph Canright和Cyril Canright) ，皮特的两个儿子 (Harry Peat和Frank Peat) ，启尔德的儿子 (Leslie Kilborn) 和科马克的女儿(Milly Cormack)。

在1895年8月22日《汉密尔顿时报》上登了美以美会克阿林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他对教案发生的起因列出了7点原因。文章的标题是“一位传教士的看法”。

文章的内容如下：

“来自中国成都的克阿林先生在谈到教案骚乱时他写道：

1. 中日战争以及传闻中《马关条约》的条款，我之所以说是传闻，是因为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条约的具体内容。据说包括了割地，赔款，以及把成都列为通商口岸等条款。后者几乎被视为将成都拱手让给洋人。 (作者注：为了结束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4月17日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在开放通商口岸的条款里并没有成都。)

2. 被称为 ‘白莲教和哥老会’的秘密组织，他们势力庞大，意在推翻现政府。平日里他们就是横行霸道，已经发生过多起与这个组织有关的案件。这次带头袭击我们的正是这帮人，我怀疑其他地方也是他们在作乱。那些破门而入者并没有参与大肆劫掠，而真正下手抢劫的是一帮起哄的旁人。白莲教的人则在一边袖手旁观，这与加拿大国内的骚乱颇为相似。

3. 现任四川总督无能之极，此人不仅是排外，而且还唯利是图，因此他是声名狼藉，他的继任者已经在赴任途中。总督本人事事都不管，既不给地方官权力，也不为他们行使权力提供任何动力。

4. 加拿大华西差会近两年是非不断，他们在购地和修建西式房屋等方面都与当地人引起过纠纷。

5. 赫尔医生的那场纠纷，要不是当地百姓极度无知，再加上湖南那边恶性传单持续地散发，赫尔医生遇到的事情本来就不应该造成那么大的恶性影响。

6. 成都当地持续旱灾，不久可能会出现闹饥荒情况。

7. 我们美以美会的人员以及加拿大英美会启尔德医生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当地人的不少的关注。

还应指出一点的是，成都民间普遍仇视天主教徒。这一点我们已电告了纽约的美以美会教会总部，但不知他们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文。我们唯一能倚靠的就只有主，并相信最终的结果将是，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为基督奉献。”

克阿林所列出的第4项原因所说的购地和建房引起的纠纷，请参考《华西差会纪要( 十六) 》中的有关叙述；第5项原因说的赫尔医生的纠纷，请参考《华西差会纪要( 二十四) 》中的有关叙述。

在1895年9月5日的《伦敦广告人报》上有一则报道，其内容包括了在教案发生前夕，成都街头有人四处张贴了一份告示。正是这份告示成了引发成都教案的导火索。

报道的内容如下：

“下面这张独一无二却极具煽动性的告示，就是成都城区内爆发反对加拿大传教士和其他差会传教士动乱的一个信号：

‘各位市民注意，目前那些国外来的洋人正在雇用坏人偷我们的小孩，他们把小孩煮来熬油。我家的女佣人李妈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劝你们这些善良的人一句：千万不要让小孩上街。我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到。’

这张大幅的告示告遍了成都整个城区。这个告示的内容充满了虚假的谎言，张贴人也没敢署名，但它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一群有几千被煽动的市民聚集在一起，他们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市最好的传教士财产上，即加拿大卫理公会华西差会的财产，包括医院在内的整个财产先是被洗劫一空，然后就被烧毁。在成都的另外两个新教差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的财产随后也被彻底摧毁。传教士们向该市的衙门求救，但却被告知，他们无力帮助传教士。还是在一些友好的当地人的帮助下，传教士们当晚成功地逃离了这座城市。”

这个报道的最后两句话与事实不符。他们确实是在一位当地的好心人帮助下，逃出了他们居住的院子，经过几次辗转，最终到了衙门躲避了10天左右。最后也是在衙门保护下，借着夜色乘船逃离了成都。

启尔德在1895年7月31日《伦敦广告人报》登了一篇题为“惊恐万分的加拿大人”的文章，叙述了教案发生的经过。

文章的内容如下：

“安大略省金斯顿，7月31日，总医院的基尔伯恩医生(启尔德的哥哥) 收到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暴乱。这封信来自他的弟弟启尔德医生，后者隶属于四川成都的加拿大华西差会。他已携妻子和儿子抵达了上海，同行的还有斯蒂文森医生及其家人，何忠义牧师及其家人，以及成都其他差会的传教士。法国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也随行，他们身上都带着被中国暴徒打过留下的明显伤痕。

启尔德医生在6月1日的信中写道：‘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段极其严峻的考验。我和家人，以及成都的所有其他传教士，从来未如此近地接触过天堂。我们两次奇迹般地从死亡的魔掌中逃脱，但是现在我们是绝对安全了。因此，我们赞美这是上帝的引领。也许我们中的有些人会前往上海，另一些人则会留在四川省。你知道，我们已经被洗劫一空了，除了逃出家门时身上穿的衣服，我们现在一无所有。此刻我们在这座城市的衙门里，有18位新教人士，两位法国天主教神父和11个孩子。这就是成都全部的外国侨民。

大约下午五点，两扇中门轰然倒塌。我们觉得是该采取行动的时间了。斯蒂文森医生和我端着枪站在院子门口，暴徒立刻向门外逃散。我们抓住时机，朝着敞开的大门外的空中连开数枪，子弹飞向外街，距离我们被砸烂的大门约四十码。不久，来了十几个衙役和两、三名士兵。看到他们后，我们以为这样就绝对安全，便传话给躲在医院院子里的家人报了平安。直到六点左右，我们都是继续站在门口震慑人群。衙役劝我们先回屋去，由他们去驱散人群。可是我们刚一离开，外面又响起了呐喊和投石声。我们等了半小时，再次冲了出去。这次他们虽然还是后退了，但退的距离没有刚才远。随着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他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我们坚持了一阵，扔过来的大块石头越来越密，我们两人都被击中了，只得赶紧撤退。六点半左右，大门再次被暴徒占据，我们退到医院的大院里。曾经考虑占据其中一个房间，垒起路障死守。幸好天意让我们放弃了这个念头。我们来到医院这边不久，人群便冲进我们的住宅大院，开始乱砸东西。可怕的撞击声和暴徒的狂叫喧嚣声清晰可闻。我们五个大人带着孩子跑出药房，想在院子的暗处躲藏。墙那边传来的可怕声响告诉我们，就地躲藏只能是临时之举。我们试图翻墙到邻居院子，却被院子的主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最后，我们只好钻进三四根买来当木材的粗大树干底下，树干离地一尺多高，我们就这样匍匐藏身。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中国人走过来说，刚才砸医院大门的暴徒已经散去，我们必须赶快逃到街上。这又一次是天意的引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否会引我们走入他们的陷阱。我们跟着这人，一个接一个从暴徒用石头在墙上砸出的洞口爬出去。天已擦黑，街上确实没几个人。我们冲进街对面一座小院的屋子，却被房主人的吼叫声赶了出来。我们又跑向两三个街区外的东较场，我们向几个站在门口的人求情让我们藏身，每次都得到斩钉截铁的‘不行’。东较场旁边有一座兵营，驻扎着一两百士兵。我们跑进去后，也是被一阵咒骂声轰了出来。于是我们急忙穿过较场，奔向城墙。我们互相搀扶着爬上内侧城垛，稍歇了片刻。在街上和通过较场奔跑时，我们随时可能被暴徒追上来打倒。身后街上不断传来‘打，打，打死他们！’的喊声，幸好只是喊叫，却没人登上城墙来追赶我们。领我们钻墙洞的那位中国人也一直跟着我们。后来才知，他曾经是早期在我们医院接受过治疗的年轻人。

我们蹲在城墙上，看见我们居住的方向映出火光，知道那里的破坏还在继续。等了许久，终于传来消息：其他差会院落暂时还是平安的。于是我们借着夜色来到内地会的住地，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接待，还吃上了饭。听到外面都还很平静，我们以为这场大骚乱已基本过去了。天一亮，才知道外面的情况并不是那样。有消息传来，何忠义先生家的院子也遭到了袭击，他新建的砖房也被纵火烧掉了。何忠义一家是翻墙逃到一位友善邻居家中，最终也都辗转来到我们所在的院子。大家都相信，暴徒接着一定会转向到我们这里的。于是，我们迅速作出决定：趁附近街道还没被人群堵死，尽快赶到衙门。正要动身，一名军官赶到，说要给我们提供全面保护。此时，街上已是人山人海，局面好像难以控制了。军官下令我们立刻动身去衙门。我们靠事先架好的梯子，一个接一个翻出墙外。我们刚落地，就听见暴徒冲进了院子。翻墙过来后，他把梯子抽走了，多亏这名官员跟在最后，我们穿过狭窄的巷子最终脱身了。他把我们带进一处住着八户人家的小院子。如果我们拐过弯，便是一条很长的巷子，巷子的尽头就是那群咆哮的暴徒正在那里等着。

我们闪电般冲进一间拥挤的小屋，躲进昏暗的里间，爬上又小又脏的床，把普通的蓝布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出。整整三个小时，我们听着十步之外暴徒的打砸声和和吼叫声。我们用24块银元封住了屋里两个男人的嘴，也向其余八户人家许诺了好处，才把他们稳住了。那天（29日）下午两点左右，我们才敢稍稍透了透气。墙外的咆哮声渐渐散去，时间慢得像蜗牛在爬，一直等到到天黑。晚上八点，借着夜幕的掩护，我们一个接一个悄悄溜到街上。九点前，全部与上午已进了衙门的同伴会合了。夜深时，美以美会的同仁也从他们的住处被接到了衙门。午夜前，成都所有新教传教士全部脱险。我们前所未有地同声赞美上帝，在我们束手无策时，是祂的眷顾和爱救了我们。此刻才真正地体会到，我们离暴力惨死曾经有多么的近，又是怎样奇迹般地得到了拯救。次日凌晨两点，两名法国天主教神父也被接了进来，两位都是遍体鳞伤，还有一位仍然流落在外，不知下落。”

在1895年8月12日的《汉密尔顿时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启尔德谈成都教案的细节”，对以上文章内容作了些细节上的补充。

文章的内容如下：

“启尔德谈成都教案细节

启尔德医生，他来自中国成都的加拿大卫理公会华西差会。他给上海出版的《天朝帝国(Celestial Empire)》杂志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们一行人在最近发生在成都教案的经历。这篇文章与他已经发表的一封信相似，但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细节。他对事件的起因是这样描述的: ‘1895年5月28日，星期二下午，斯蒂文森医生和我收到了同在成都的美以美会甘来德医生的一封信，信中告诉我们市区出贴出了一些告示。

这些告示上写着，外国人为了获取一个女孩身上的油，把她给煮了。告示还警告人们不要让孩子们上街。

当斯蒂文森医生和我正在商量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开始往我们的前门扔石头，还听到了外面相当大的喊叫声。我们立刻派人带着我们的名片去衙门，还要去找在街道上巡逻的官兵。外面扔石头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赶紧再次派了一个人到衙门去请求紧急救援。’

启尔德医生随后描述了他们被包围的房子，以及他们撤退到内地会的大院。他将其中一个事件描述如下:

‘在街道的尽头，离东较场最近的边上，有一个营房，住着一百五十到二百名士兵。我们就跑了进去，想要得到保护。士兵们一看见我们，就用最难听的喊叫和咒骂把我们赶了出去。当我们离开时，其中一个士兵还踢了斯蒂文森夫人侧身处一脚。后来发现她身体的被踢处出现了淤青，幸好只是轻微伤。斯蒂文森当时立即就用他的来复枪对准了那士兵，而士兵手里也拿着枪。

在内地会的院子里，他们遇见了何忠义夫人。第二天，内地会的院子也遭到袭击并被摧毁。院内人员被迫从房屋后面的围墙逃离，躲进了一间房子里的一张中式床榻中，近距离地目睹了暴民进行破坏的各种行径。启尔德医生对这场动乱有如下叙述：

‘一位目击者告诉我们，两名曾在内地会院内假装保护我们的士兵，竟然是率先冲到楼上的起居室抢劫财物的人。

另一位目击者还告诉我，在5月29日黎明时分，身着红色制服的士兵在搬运劫掠物品时最为起劲。内地会的维尔先生（Mr. Vale）亲眼看见一台大型加拿大生产的取暖炉就被放置在衙门内。我们最终就是在衙门的那位知县的庇护下得以安身。这台炉子肯定是从何忠义先生家中或者是从我的家中抢走的。

根据我们亲眼目睹的情形，如果今后我们要进行重建的时候，能用的材料想必也是所剩无几了。每一根木料都被搬走了，砖瓦甚至地基的基石，都被挖出来运走了，还有铺路的石板也没躲过厄运。实际上，凡是四周围墙以内的一切东西，都被他们视为其合法的战利品。

5月30日，一大群士兵就开始守在每一个被毁坏院落的废墟之上，认认真真地守护着一堆堆碎瓦片和脚下的泥土。’"

对于教案发生情形和他们的经历，启希贤在她写给妇女传教士委员会的信中也进行了描述。这封信登在了《每月通信》1895年10月期上。

启希贤信的内容，与启尔德上面的叙述，有一些是重复，也有一些对同一件事情描述稍有不同。信的内容如下：

“5月15日，我们乘船从嘉定出发前往成都，以后就要在成都进行工作了。离开嘉定时，一切都很正常，街上没有任何不好的传言，人们也都很友好。我们在河上度过了愉快的十天，5月25日晚上到达成都。我们一到，就听说城里在传许多不好的谣言，但很少有人会去谈论这些谣言。5月26日，星期日，礼拜活动照常在市内各个教堂举行，出席者还是和以往一样多。星期一，我们的行李从船上搬了上岸，开始安顿我们的新家。5月28日，星期二，是中国的三大节日之一的端午节。这一天，当地人的习俗之一是，人们聚集在东较场的坝子上相互撒李子。大约下午4点钟左右，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们正准备回家，这时一大群人聚集在斯蒂文森夫妇和我们居住的院子外面的街道上。慢慢地人群开始增加，有人开始把石头扔进了我们院子的墙内。当第一块石头扔进来时，我们就马上派一个人，拿着我们的名片去了衙门，也就是县令的住处，请他派人来驱散人群。扔石头的声音越来越大，暴徒开始敲打沉重的大门。不久，大门就被砸碎了，守门人住的房子也被毁了一部分。在这个关键时刻，斯蒂文森和启尔德站在院子门口面对暴徒，他们两人手里都拿着枪。人群一看到枪就散开了，不过还是在附近的街上跑来跑去。一会儿，似乎他们很快又恢复了勇气，重新开始发动了进攻。没隔多久，从衙门派来的大约有十多个人赶来了。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再加上斯蒂文森和启尔德向空中鸣枪了两三声。这样，暴徒们被镇住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又继续多次地向衙门请求给予更多的帮助，这几次请求都就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在这段时间里，斯蒂文森夫人带着她的三个孩子，我带着我的一个孩子穿过我们住的院子，进了旁边的医院大院。我们进去后不久，一部分暴民就开始袭击了医院的大门，医院的大门是在街区的另一边。这两扇大门很重，不会轻易被打开。我们一直在祈祷，希望官员们能尽快赶到，祈祷夜幕快快降临，祈祷暴民们会很快散开。夜幕是降临了，但黑暗没有驱散人群，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勇气。那边院子的进攻又重新开始，两名医生都被石头击中。他们也撤退到医院大院，和我们会合了。当他们离开时，暴徒冲进了我们住的院子，我们听到了打碎玻璃和木头倒塌的声音，知道我们的家很快就会被毁掉。我们两位的位丈夫，当他们想进入医院时，向大门的顶部朝暴徒的上方还开了一枪。我们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前后都是一群大声喊叫的暴徒。我们试图翻越旁边的一堵墙进入邻居家的院子，但院子里面人大声呵斥，不让我们过去。

有那么几分钟，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我们知道，如果落入这些暴徒的手中，我们肯定会被打死。没一会儿，一个中国人跑进来告诉我们说，暴徒已经离开了医院大门，我们可以到街上去了。这个中国人以前是在医院里戒毒的病人。我们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在欺骗我们，但这是我们能逃脱的唯一希望。我们还是很快地跟着他，最终发现他说的是实话，确实是来帮助我们的。在骚乱开始的时候，守门人就已经把医院的大门锁上了。暴徒们在墙上凿了一个洞，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爬了过去。我们出来时，在街上还有一小群人在喊道:‘打他们! 打死他们!’但却没有人真正过来。我们跑进医院大门对面的院子，同样很快就被赶了出来。我们请求了好几家人收留我们，但每次都被拒绝了。

东较场和兵营就在我们面前不远的地方。我们急忙向那里跑去，但进了兵营，很快就被人咒骂着赶了出来。我们出来时，一个士兵还踢了斯蒂文森夫人一脚。我们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能到达城墙顶上，我们就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走。在帮助我们的那个人的带领下，穿过东较场向城墙跑去。我怀里抱着了我的儿子，我丈夫抱着斯蒂文森医生的一个孩子。我们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到了城墙脚下。我们匆忙地爬到了城墙顶部，长时间地抱着孩子的跑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累。这时，我们突然发现斯蒂文森医生的女儿只有两个了，另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们只歇了一两分钟，然后又匆忙地赶路。担心什么时候会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们一直能听到远处暴徒的喧闹声，也能想象的到，他们正忙着摧毁我们的家，抢走我们的财物。月亮升起来了，城市的夜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城墙的底部大约有40英尺厚，顶部是在20到30英尺之间。它是用泥土建造的，外面是几英尺厚的实心砖砌成的，顶部还有一道护墙，一直延伸到西较场的对面。我们在那里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在到达那里之前，天空中一束暗淡的红光告诉我们，大火正烧毁我们的家。幸运的是，那天晚上很暖和，我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孩子们穿的睡衣外，什么都没有。启尔德和斯蒂文森，还有我从院子里逃出来时，把鞋子都弄丢了。我的袜子很快也磨破了。由于长时间奔跑，我的脚都起了水泡。借着月光我们匆忙地写了一张纸条，让我们的中国朋友送到陕西街美以美会的驻地，问他们附近是否平静，还请他们给我们送一盏灯过来。我们这时是出不了城，因为城门是关着的。在等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派去的人带着一盏灯，一张便条和两乘轿子回来了。美以美会的朋友们建议我们马上去衙门，因为他们也在担心他们自己的安全。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进不了衙门的，但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们决定去找内地会的朋友。斯蒂文森夫人和我，带着孩子们，先乘轿子离开。然后，轿子再回去接我们的丈夫。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大家都安然无恙地待在内地会的屋里了，但谁都不知道我们能在这里待多久。我们向上帝献上衷心的祈祷，感谢上帝拯救了我们的生命。然后，赶快躺下来休息，为我们以后要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积蓄体力。

斯蒂文森医生失踪的那个女儿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呢? 当我们到达内地会时后，就得知她已被带到玉沙街，白宝玉和福特的住处。后来我们了解了详情。当我们逃出医院时，我的女佣人正抱着那个孩子，孩子突然哭了起来。暴徒们听到哭声，指着女佣人就大喊道:‘她抱着一个外国人的孩子。’他们冲上去抓住她的头发，开始打她，结果她扔下孩子就跑了。不久之后，医院的守门人在他逃跑时，发现孩子还躺在地上哭。他抱起她，把她藏在大衣里。稍后，他遇到了刚才抱着孩子的女佣人，他们一起去了玉沙路，把孩子交给了白宝玉。

我们希望当地的官员们能采取地积极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的恶化。但是事实是，我们的这种希望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天亮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一大群人又聚集到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把头天晚上剩下的东西都抢走了。他们把一切房产都夷为了平地，医院大楼，漂亮的新教堂，学校和我们住的房子都被毁了。还有一个消息是说，他们正在袭击何忠义先生的新房子，地点就在前一天晚上被毁地方的街对面。何忠义夫人和两个女儿已经安全地逃往了玉沙路。何忠义他自己翻过围墙，躲在一个友好的中国人的家里。没过多久，白宝玉小姐，福特小姐，还有何忠义夫人和孩子们坐着轿子也来到内地会这里。当听说暴徒正要去袭击玉沙路的时候，她们就赶紧翻过后墙，一些友好的中国人给她们叫了四周都围得很紧密的轿子，才得以安全地到达内地会这里。

在此期间，我们再次请求衙门派人来保护内地会驻地，并请求衙门同意我们去那里避难。衙门派了许多人和一些士兵来保护我们这个地方，当地的警务长官也来了，他就坐在大门口。他们向我们保证不会再有危险了，他们会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衙门了。但是，暴徒开始越来越多地聚集起来，整个局势变得难以控制了，以致先前劝我们留下来的那位长官都说，我们还是最好两个两个地离开到衙门去。这个时候，是很难弄到轿子，但最终我们还是弄到了。首先，斯蒂文森夫妇和两个孩子在几名士兵的护送下安全离开了。然后离开的是何忠义夫人和一个孩子，还有杰克逊先生。

最后离开的是内地会的科马克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轿子非常艰难地才走出去。他们一离开，暴徒就疯狂地向门口冲去，这是谁再也挡不住了。一直在帮助其他人离开的维尔先生和启尔德医生飞快地跑进房子。我们抓住孩子们，一个是何忠义先生的，一个是斯蒂文森医生的，还有我们的孩子，就向房子的后墙跑去。幸好事先为了以防万一，早就准备好了梯子。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爬到墙顶，然后从墙的另一边拉着梯子往下跳，大概有八九英尺高。我们在一所当地人的房子里寻求保护，但被拒绝了。我们付给房的主人30两白银(约$25)后，才让我们藏在一张肮脏的中国床上。我们五个大 人 (维尔先生，我们夫妇两人，还有白宝玉和福特两位小姐) ，三个孩子，在这张床上坐了整整三个小时。房间的窗帘拉得紧紧的，女主人们坐在房间外喝茶，抽烟。当被问到时，她们都说对我们的行踪一概不知。在这段时间里，这群人在离我们不到三十英尺远的地方，只是隔着一堵泥墙，疯狂地摧毁了内地会的建筑。发狂的暴徒的叫嚷和咒骂，夹杂着建筑物倒塌的轰鸣声，简直是太可怕了。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找到我们，如果一旦被找到了，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逃脱。

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小了。我们从藏身之处走出来，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待天黑。大约晚上9点左右，有人帮忙叫了轿子，每一次叫一乘或两乘轿子。就这样，我们开始慢慢地向衙门走去。最终，我们都平安到达了衙门，和早晨出发的人会合了。我们到达后不久，何忠义先生伪装成一个生病的中国人也离开了他的避难所，来到了衙门。

当一群暴徒在摧毁内地会的建筑时，另一群暴徒在城市的另一边，也在摧毁美以美会的房屋。那里的朋友们从侧墙逃到一个友好的中国人家里，他们被藏在一个肮脏的阁楼里。我们到达衙门后不久，他们也安全地来了。不一会儿，两个法国天主教的神父也走了进来。在这一天和前一天晚上，成都所有新教差会和法国天主教使团的房产都被摧毁，财物也被抢劫一空。我这样说的意思是，骚乱后，连一根木头和一片完整的瓦片都没剩下，甚至房屋的奠基石都被挖出来搬走了。院内的树木被砍，鲜花和灌木通通被拔掉。

我们在衙门度过了漫长的十天。幸好衙门的官员对我们还算很好。各种传言不断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完全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这群外国人的房子全部被毁了，而且我们人还在城区里。那些决心要把我们赶出去的人还散布着更可怕的消息：他们威胁说要冲进衙门来杀我们。把我们的头和胳膊都砍下来，抛在大街上示众。还有人杀了鸡，把鸡血喷溅在我们院子的墙上，说这是我们杀害中国的孩子们的血。因此，躲藏在衙门的所有人一直都处于一种高度紧张，提心吊胆的状态。我们还听说该省其他城市的许多传教士的差会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6月8日，星期六的午夜，我们被护送出了城，登上了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木船。星期天一大早，在一大群士兵的护送下，木船顺流而下，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成都。7月4日，我们安全抵达上海。我们希望留在那里，直到英、美、法三国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后，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安全返回成都。”

由于篇幅的原因，何忠义对教案经过的描述，以及在嘉定的赫斐秋他们在成都教案波及到他们那里后的反应，以及全部传教士达到上海后的后续动向，就只能在下一篇文章里继续叙述了。

欢迎转载和引用。转载和引用时，请标注来自微信公众号“远方的枫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