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和贤良文学的争论反映了中国后世王朝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尽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始终有“有为’“无为”的斗争，但是这个有为、无为和我们现在讲的福利国家自由放任迥异。今天我们讲的放任主要是给老百姓以自由，但是那个和时候讲的放任，很大程度上是指给权贵以自由，放纵他们去聚敛，让这些当官的任意创收。到了北宋出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这又一场到底是国家不与民争利，还是国家要把这个利益垄断起来的大是讨论。强硬的有为政策搞到底会出现天下大乱，王莽就是这样，秦末也是这样，这都是中央政府强管制造成的。 (p251)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作“尺蠖效应"。“尺蠖”这个词挺有意思，为什么叫“尺蠖”?它是一种虫伸一缩好像在丈量什么东西。这个虫，英语叫inchworm，“英寸虫"实际上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尺”也好“英寸”也好，都是好像会丈量的一种虫。尺蠖一伸一缩，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一左一右、政策一放一收。但一放一收都是朝着一个方向，都是朝着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些人的方向。(p252)
大家知道王安石主张抑制兼并，强调一切收归国有:金融要收归国有，要搞青苗钱，贸易要由国家管制，要搞市易务。而司马光则主张不抑兼并，无为而治。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也是根据政治的变化有所不同，早先历史学家都说王安石是非常伟大的人，司马光是个保守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说司马光才是伟大的市场经济的先驱王安石是鼓吹国家管制的保守势力。但是我们今天看来，这两派其实对老百姓都很不客气。
王安石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说历代的儒家都强调皇上要节俭，反对奢靡，他却说，皇上为什么要节俭?天下就是他的，他完全可以“厚自奉养”，愿意如何奢靡都可以。天下那么大，皇上一个人吃穿用度能消费多少啊?为什么要他节俭呢，用不着的。王安石认为朝廷财政困难不是因为皇上花钱太多，而是因为朝廷不会捞钱，朝廷捞钱捞得太少，汲取能力太差，才导致经济困难。所以他有这样一种观不在于要皇上节俭，而在于要严厉打击“阡陌闾卷之贱人”的发财梦。
说社会上最糟糕的是出现了一大批“大农、富工、豪贾”有批富可敌国的人把朝廷不当一回事，以为有几个钱就趾高气扬得的不行。以前只有官员能够坐轿，他们都得走路，现在他们也牛气起来有比我们官员的还漂亮。王安石说:“阡陌间巷之不行。坐着豪华的轿子，践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他说天下之大害非但不能怪“人主”，连“贵、强、桀、大”即上层统治者都未必要负责，只能怪那些富有的“贱人”，如果朝廷不严加管束，“阡陌闾巷之贱人”都能阔起来。而一旦这些人牛气起来，“与人主争黔首”，就会和我们朝廷来争影响力。以前民众都只认当官的，现在麻烦了，有些人钱多得烧手便自我膨胀，拿当官的不当一回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比我们还要厉害这怎么可以?
所以他说，对这些人一定要从严打击。显然他要打击的是所谓“阡陌闾巷之贱人”，而认为皇上怎么奢靡腐朽也吃不垮国家，甚至连官僚的待遇他认为也无妨提高。真正的问题在于平民中的富人可恶，他们钱多，国库的钱就少了。所以皇帝可以穷奢极欲，但是对“阡陌闾巷之贱人”的发财梦要严厉打击，这就是王安石讲的“抑兼并”。他曾做过一首著名的《兼并》诗:“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
可见他骂的还是“子百姓”中的“奸回"和"小人"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说王安石的“抑兼并”实际上是想--“国家自为兼并"，意即只许我兼并，不许你兼并。大家看看，国家王安石那一套是不是有点像桑弘羊再世?有趣的是在意识形态上，王安石也是由”儒表法里”走向“周表秦里”，他与王莽一样对包装为“周礼”的《周官)(克雷表快实是“秦官”)特别推祟，搞了一本《周官新义》作为“变法”的依据，而列于“三经”之首，于是从神宗到徽、钦，北宋也像西汉从桑弘亲的依据到王莽那样走向了末路。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
当王安石向皇帝宣传“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时司马光不客气地指出当年桑弘羊就是这样骗人的。这也是直接把王安石比作桑弘羊了。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主张会导致国家横征暴敛而官不应与民争利。我们知道司马光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意思是，王安石你说你会理财会把财富都搞到朝廷手中，实际上这个财富并不会增加，你所谓会理财，只不过是把老百姓的财富糊弄到了朝廷的口袋里。那么，司马光讲的“民”是什么人呢?
司马光讲的“民”可不是平民百姓，因为司马光、张方平、文彦博这一派人反反复复强调的是:皇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我们士大夫不能跟老百姓一样，作为士大夫是十分神圣的皇上不能割我们的韭菜，至于百姓就无须顾忌了。所以陆游就曾经针对司马光这句话做过一个反问:“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实际上天下财富既不在中央政府手里，也不在老百姓手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那么在谁的手里?他说“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在强个现象，一种“尺蠖效应”。在肌实两派斗争产生的是因此我们看到是自由竞争，但是宋神宗一死便发生“元祐更化”，司马光就把王安石那一派都打下来了。我们以前从同情王安石的角度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了，由此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可是要知道子实际上这个说法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讲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到认为，了北宋后期，也出现了一种好像是两党轮流坐庄的现象，新党和旧党两派交替执政。元祐更化之后不久，新党卷土重来。宋哲宗亲政以后又立起“元祐党人碑”，把司马光这帮人给打下去了，出现了所谓的“绍圣绍述”时期。继而宋哲宗死后，再次出现了司马光一派重新站上政治舞台。当然，司马光、王安石这两个人当时都已经死了。然而没过多久，党派轮替再次发生，最终北宋是在王安石那一派执政的状态下灭亡的。北宋末年的蔡京、蔡卞这些人，从政治脉络来说都属于新党，用过去的话说，都属于“改革派”。当然，彼时讲的改革派是指强化国家垄断的改革派，不是像现在我们讲的要搞市场经济的改革派。
两派的斗争产生的是一种“尺蠖效应”:北宋后期新党和旧觉轮流都只有利于执政，国家政策就像只一放一缩的尺蠖，无论如何变化，仅有利于权贵。这与尺蠖爬行时一收一缩，但只向一个方向移动不是很像吗?新党只懂得与民争利，严重损害了“阡陌间巷之贱人”的利益;旧党只“自由放任”只是放出了无数土皇帝，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的经济统制统除了与民争利，却统不出社会保障。（P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