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凭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功，被清廷任命为两江总督，并加封太子太保、一等铁帽子侯，赐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可谓一时无两。
对于曾国藩来讲，人生不可谓不圆满，可他毕竟是理学大师，懂得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道理。
而且在之前，他还有个“曾剃头”的外号，印在清朝统治者的脑海之中，不定哪天就被朝廷想起来兴师问罪了。
所以，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基本是在夹着尾巴做人，生怕自己出现纰漏而招致祸患。
可往往就是人不找事，事找人，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可以说，曾国藩是成也天命，败也天命，这也是他逃不开的宿命，天津教案的发生就是他的宿命。
大概很多人都认为，是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失当，导致了自己晚节不保，从而才跌下了神坛的。
其实不然。
早在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之前的同治七年（1868年），一场在曾国藩意料之外的变故，就已经为曾国藩的晚节不保埋下了祸根。
同治七年可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而清朝也在这一年，与美国签订了相对平等的贸易协定《蒲安臣条约》，处于迅速回血的状态。
曾国藩躺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感受岁月静好，活在过去会抑郁，活在未来会焦虑，活在现在才会平静。
躺在功劳簿上的他很快就要升直隶总督了。可不想，他正处于暗自窃喜之时，麻烦事儿便找上了门，这个麻烦事儿便是扬州教案。
其实说起这种教案，无非是当时的士绅和百姓，对洋教的一种敌对态度产生的，而这种敌对态度很早之前就有了，毕竟从清道光年间，教案就处于一种频繁发生的状态。
早在18世纪，关于基督教信仰中的恐怖怪诞传言，就已经在中国很有市场了。
到了1861年，大清帝国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一本匿名作者编写的反西方的小册子——《辟邪纪实》，这本书里记载了不少关于基督教淫邪恶心的行径，比如女人喝自己的经血，男人绑架孩童，逼迫其变性等等。
总之，这类印刷品将基督教徒们描写成连猪狗不如的畜生，以此来激起民众仇视洋人的情绪。
于是，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号召更多的人来追捕和消灭这些令人发指的生物。
不想这一举动却被“有心人”利用，这些有心人便是士绅阶层，他们看到有些佃农和自己发生争端后，会找传教士寻求庇护，加入他们的教派，以自己是基督教教徒的身份来反过来挑战士绅的权威。
就算士绅报告给了官府，官府也是不敢或者是没法管的，你支持基督教皈依者，安抚传教士，士绅会说你这狗官真是卖国卖得飞起！
你拒绝审理有关基督教教徒的案件，那么传教士就会向本国领事诉苦，从而让这个官员提前退休。
于是，作为清朝合格的官员，也只好和稀泥，往上踢皮球，一层推一层。可不想，如此一来，反而让事态更加恶化，最终导致民怨沸腾。
那么，民众的愤怒无处发泄，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只好把愤怒的情绪寄托在这些反西方的宣传小册子上，这种印刷品会流传得越来越广，直到遇到某个落魄书生出来登高一呼，攻击洋教皈依者，甚至干掉传教士为止。
清廷对出现这种恶性事件的处理方式又是简单粗暴的，为避免发生重大外交事件或引来洋人复仇的炮舰，他们就只是追着本国暴民处罚。
而清朝的民众又被清政府愚昧了两百多年，官府的当务之急自是缉拿凶手，可当地的老百姓却认为官府是在抓拿义民，认为官府办事人员是汉奸行为。
所以，这些民众在看到清廷应对1862年的湖南和江西、1865年的贵州等地的反基督教暴乱的措施后，一次次加深了对清廷软弱无能，只能窝里横的恐惧。
到了同治七年，也就是1868年，法国传教士先是在扬州创办了天主教堂，而不久之后，英国也来扬州创办了新教教会。
扬州在天主教加新教的双重冲击下，最难受的要数当地的士人了，因为传播洋教思想，已经影响到了儒学的传播，他们眼看自己学术地位不保，就发布告示抨击洋教。
而当时的老百姓呢，他们依旧还和之前一样受反西方宣传小册子的影响，沉浸在对洋教的反感之中。
但他们苦于没有文化，不能像士人那样通过文字抨击，而只能躬身入局，由文字论战变成了实战，他们手持刀枪棍棒包围了教堂。
经过一通打砸抢之后，他们还不解恨，甚至放火烧了教堂。不过好在老百姓在整个过程只是把传教士揍了一顿，并没有人员伤亡。
英国驻华领事麦华陀得知这起恶性事件后，便与扬州知府交涉，要求善后赔偿。
扬州知府的作风也跟前文所说的那些官员一样，往上踢皮球，知府踢给巡抚，巡抚踢给总督，于是，麦华陀就找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可曾国藩也不是军机大臣，他还得往上继续踢。
这边麦华陀对清朝这种中央集权制忍无可忍，他企图用武力来打破这一制度，于是他找到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因为阿礼国有权招来军舰，可以为他助威。
清朝总理衙门得知曾国藩的奏报和麦华陀的动作后，本着“有事‘曾国藩’，无事‘曾剃头’”的原则，就把这个两头不落好的烫手山芋，又原方不动地还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处理扬州教案本身并不觉得有什么繁琐的，毕竟可供参考的教案处理经验非常丰富。
曾国藩在这个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引起了反思，他认为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样的教案以后同样还是会发生。
那么，这个根源是什么呢？
曾国藩认为，教案之所以会发生就是民智未开导致的，他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才会轻信那些反西方宣传的小册子，才会相信洋人吃小孩的谣言，才会被“有心人”利用，跟着去围攻教堂。
如果成功开启民智的话，那么，传教士可以传播洋教，大清的百姓即使做不到将洋教思想融会贯通，为己所用，也至少可以反向向传教士传播儒家思想。
不过，曾国藩的这种想法在清朝是相当危险的，文化在清朝属于垄断资源，后来甚至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地步。
作为老百姓，你最好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知道的越少越好，给你传播什么，你就得信什么，而且最好不要反驳，这就是清朝统治者的目的。
当然，曾国藩有这种开启民智的想法，倒也不能说他有多么伟大，诸如实现汉民族伟大复兴云云。
他只是马上要升任直隶总督了，而直隶地区也有很多教堂，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以后他的管辖区域还是会发生教案，直隶地区如果发生大规模教案，必然会影响慈禧和光绪的声望。
曾国藩出于对慈禧和光绪的忠诚也得尝试开启民智，而不是得过且过，他也希望教案事件到扬州这次就不再发生了。
不过曾国藩有所反思，不代表清朝统治者也会有所反思，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反思的意识，还把历史当成了唱赞歌的工具。
所谓的明君圣主，似乎整个世界都快要围着他们转了。就拿这扬州教案来说，倘若朝廷能吸取教训，了解发生教案的根源，并找到民众爱跟风的这一核心问题，那么，这个扬州教案极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教案。
可惜的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历史从来不是为了反思，而是真的是把历史当成了过去的故事，过去了也就算过去了。
仅仅过了两年，天津便爆发出了更大规模的教案——天津教案，最终不仅导致了曾国藩晚节不保，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更标志着曾国藩倡导的信息公开、透明化，希望民众拥有理性思维的美好愿景也随之破产！
一个让明白人都不得不到了必须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境地，那是要比任何腐朽制度都要可怕的事情。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到两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大清帝国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这便是曾国藩开启民智运动后失败的必然，也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合！
图文：小刘读史札记
排版：小刘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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