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的起步,是以外交调整为外部保障、对内改革为内生动力、对外开放为重要推力,内外联动、循序渐进的历史变革。金冲及就曾评价这一阶段 “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僵化模式到激活市场活力的初步转型”。
外交政策调整是改革开放的外部前提。邓小平作出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的战略判断,中国调整外交策略,实现中美建交、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为经济建设营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的外部环境与良好的外交关系,引进外资、技术、兴办经济特区便无从谈起,外交调整为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扫清了外部障碍,是改革开放起步的先决条件。
对内改革是农村先行突破,城市接续推进。邓小平明确支持 “大包干”,认为 “农村改革见效最快”。这一改革打破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解放农民生产力,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农产品与劳动力,更验证了改革的可行性,进而推动国家对企业管理、流通体制进行初步调整,启动城市改革。二者共同构成对内搞活经济的核心内容。
对外开放是兴办经济特区,内外改革互促。邓小平将经济特区比作 “改革开放的窗口”,提出要 “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珠海等特区成为引进外资、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试验田。对外开放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反向推动国内体制革新;对内改革释放的活力,又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的国内基础,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一体推进。
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外交调整创造外部条件,对内改革激活内部活力,对外开放拓宽发展空间,三者环环相扣、协同发力,既突破了旧有体制束缚,又为中国后续全方位改革开放奠定了根基,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