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的南昌，春寒未消，街头巷尾却早已被一股焦灼的怒火点燃。几个月来，“致死童男不下数百人”的流言像野火般蔓延，而庙巷天主堂与筷子巷育婴堂紧闭的大门、仅留的后门，更让民众坚信，这些洋教堂里藏着拐骗幼孩、采生制药的罪恶勾当。当湖南传来痛诋洋教的合省檄文，“采生割情”的描述印证了所有猜测，省城应试的秀才们连夜刷印檄文数百万张，贴遍通衢，一场风暴已蓄势待发。
这并非江西民教冲突的开端。早在《天津条约》签订前，法国教士便已在抚州、吉安、鄱阳等地设立秘密教堂，唯有南昌北郊吴城镇教堂曾公开布道，却也在道光年间被知县拆毁，咸丰年间再遭彭玉麟兵勇捣毁，改设龙王庙。1861年，传教士罗安当持清廷“归还旧堂”令箭索回吴城旧堂后，仍不满足，又将南昌筷子巷民房强占为教会财产，改作育婴公所，收容十三名五至十二岁女孩；庙巷天主堂也收有十余名女孩。这些高墙紧闭的建筑，白天大门紧锁，仅留后门出入，愈发加重了民众的疑虑与恐惧。
1862年4月15日夜，数万生童百姓拥至筷子巷教堂，积压已久的怒火瞬间爆发。人们拆毁筷子巷、袁家井两座教堂与一所育婴堂，打毁教民经营的义和酒炭店、合太盐店，连教民房屋也一并捣毁。罗安当仓皇逃往上海，传教士方安之匿走瑞州，待南昌知府王必达带兵赶到，闹事群众早已四散无踪。次日，庙巷天主堂也遭同样厄运。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哥士耆数次向清廷施压，扬言若不派旗籍大员赴赣查办，便以兵船相见。总理衙门急令江西巡抚沈葆桢“严拿重办，修复教堂”，可沈葆桢私下却称，此案是“二百年养士之报”，“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幸勿作缉捕论”。官府既未追究当事官吏，也未追捕百姓，境内秩序依旧，却也为后续的被动埋下伏笔。
此时的清廷，既对英法联军入京心有余悸，又想借法国势力助剿太平天国，唯恐触怒洋人，严催速办结案。11月，法使提出八款结案条件，索要八万余两赔款，沈葆桢仅同意五千两，双方僵持不下。洋人的讹诈彻底点燃了江西民众的怒火，《扑灭异端邪教公启》传遍城乡，号召百姓“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誓与洋教决一死战。
沈葆桢派人暗访时，民众的回答道尽了心底的绝望与决绝：“他们要夺我们的育婴堂，要我们赔银子，还要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用兵船挟制我们。让一步他进一步，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了！”“本地育婴是抱来乳哺，他们堂里买十几岁的孩子，哪是育婴，分明是采生割刳！”面对官府的软弱，百姓早已不抱希望：“做官的只图无事骗俸禄，绅士也只顾自家产业，受罪的只有我们百姓，我们只管做我们的事！”
次年5月，罗安当欲重返南昌，曾国藩派船护送，可滕王阁边早已竖起“禁止法夷入城”的大旗，乱石频频掷向船只，罗安当只得灰溜溜退回九江。最终，九江关道蔡锦清与罗安当议结此案，江西赔款一万七千两，准其重修教堂。同期的贵阳教案、衡州教案，虽杀教士、毁教堂更多，赔款却远少于南昌，江西的妥协退让，让洋教势力愈发有恃无恐。
南昌教案的妥协，并未平息民教矛盾，反而揭开了江西数十年教案风潮的序幕。此后二十余年，贵溪岗背天主堂、赣州定南厅教堂、庐陵教堂、临川育婴堂等数十处教会设施先后被毁，宜丰教案中，教民诬告乡民抢教产，法国兵船开至南昌要挟，清廷再赔五千两银息事。
回望这场由育婴堂点燃的烽火，它不是一时的群情激愤，而是民众在洋教压迫、官府妥协下的无奈反抗。高墙里的幼童、紧闭的大门、洋人的兵船、官府的退让，最终将江西百姓推上了“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一场”的绝境。而南昌教案的结局，也为晚清民教冲突写下了沉重的注脚：洋教步步紧逼，清廷节节退让，民间怒火，从未真正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