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教案始末

思南教案始末

王汉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直隶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以“扶清灭洋”为宗旨掀起大规模反洋教浪潮，时局动荡，朝野为之震动，史称“庚子拳乱”。这场运动浪潮由北向南蔓延，迅速波及黔中全境。近代以来，西方教会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在贵州大肆扩张传教势力，干涉地方政务，偏袒教民欺压普通民众，致使民教矛盾日积月累，各地教案接连发生。

同治年间，贵州的青岩教案、开州教案，光绪年间遵义教案、仁怀教案等，皆详细记载省级通志与各府州县地方志中，史料详实，历来为贵州史学界所研究探讨。但光绪二十六年发生于思南府、石阡府龙泉县一带的“思南教案”，长期以来不见于贵州各类官方史籍和地方文献。“思南教案”直接人物张济辉、罗芳林，民国《思南县志稿》亦仅简略记载时任知府张济辉籍贯与功名，对教案发生、经过、处置等内容全无记载；罗芳林则是只字不及，致使这一桩近代思南府重大历史事件，尘封百年，鲜为人知。

笔者多年留心搜集地方史料，2023年查得《德宗实录》，知有教案此事，惜流于“孤证”。后经友人协助，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寻得贵州巡抚邓华熙关于“思南教案”的奏折原件，因奏折文中有“将合同钞咨总理衙门外所有议结，思南教案情形，谨附片具陈”数字中见“思南教案”数字，从而判断事涉乡邦。未几，又查得清末的《拳祸记》及《西巡回銮始末》《李文忠公奏稿》《庚子国变记》几种资料，文献记录大同小异，结合贵州地方人物文献、清代军事史籍、文史著作以及近日的田野调查资料，多方相互考证，终得完整梳理本次教案始末。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在直隶兴起，聚众焚毁教堂、驱逐传教人士、抵制外来势力，得到清廷部分朝臣支持，一时间反教呼声遍布全国。北方动乱消息传至贵州，省内各地民众、地方团练、乡绅豪强纷纷响应，民间仇视西洋宗教的情绪达到顶峰，全省进入教案集中爆发阶段，社会治安动荡不安。据《拳祸记》载“该人（罗芳林）一闻直隶乱事，即招匪党”，地处黔东北的思南府、龙泉县，远离省城管控，地方武装强势，受时局影响最为直接，随即成为反教活动区域。

 其实从晚清开放内地传教之后，法国天主教会率先进入贵州发展，传教人员依仗列强特权，肆意干预民间诉讼，包庇行为不端的教民，强占田地房产，严重扰乱传统乡土秩序。本土官绅尊崇儒家礼教，排斥外来宗教，底层民众饱受欺压，全省上下普遍对教会势力心存抵触。同治年间，青岩、开州两大教案率先暴发，斩杀外籍传教士，引发中法两国严重外交交涉，最终清廷以赔付巨款、贬黜地方官员草草收场。此后数十年间，遵义、都匀、安顺、仁怀等地民教冲突接连不断，大小教案层出不穷。长期以来，地方官府基于传统思维，大多偏袒和维护本土百姓，对教会诉求置之不理，官绅一体排教的社会风气已然形成，早就为为思南教案的暴发埋下了根源。

思南府坐落于乌江中游，是黔东北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有“上八府”之称，境内多民族聚居，民风质朴，传统儒家文化积累深厚，书院和私塾林立，士绅阶层稳固。历来对外来宗教文化，保持反对。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川人张济辉升任思南府知府。据2001年出版的《务川仡佬、苗族自治县志》记载，张济辉（1839年—1922年），又名华庭、星楣，四川綦江人。同治九年以优贡赴京参加朝考，成绩位列一等，留京研习政务两年，之后分派贵州任职。先后历任天柱、务川、遵义、仁怀、清镇、贞丰、荔波等县知县，官至台拱厅同知。张济辉为官清正勤勉，治理地方政绩卓著。光绪六年任职务川期间，大力整顿社会风气，严令禁止赌博与鸦片种植，时常亲自巡查缉捕盗匪，地方治安焕然一新。他格外重视文教发展，修缮书院文庙，新建官方考棚，定期考核学子，在其治理之下，务川科举人才辈出，先后创下“六子联科”的盛况，名扬黔省。同时兴修桥梁堤坝，作有《祝寿堤碑记》，手书石刻至今存世。张济辉一生坚守本心，临终告诫子孙不取不义之财，清贫度日坚守名节。民国十一年（1922年）病逝，享年八十三岁。但在思南知府任上，从民国《思南县志稿》看，仅简要记录其出身履历，对其政务功绩以及教案相关事迹均未收录，或许是当时人认为张公在思南无所作为所致。

罗芳林则是思南本地乡绅，本名罗实寿，字质之，今双龙罗家坝人。其年少家境贫寒，以砍柴谋生。咸同年间白号军起义爆发，罗芳林投身地方团练，在饶以爵麾下担任百长，随军参与镇压白号军起义，凭借战功步步高升。官至简放提督，清廷赏授“巴图鲁”荣誉称号，诰封“三代一品振威将军”。相关从军经历在《平黔记略》《贵州通志》《永昌县志》中均有记载。后期在云南永昌副协任上因故被革除官职，返乡购置田产，执掌地方团练武装，同时担任当地哥老会首领，并亲自搭戏台，改变了思南花灯戏只在院坝演出的传统，其在思南河西一带势力庞大，据说远至大河坝、张家寨均有其手下，当时有“八大兄弟”之说。其人一生效忠清廷，不曾参与反清运动，民国元年（1912年）因地方权力纷争，攻占思南府城，遭省内军阀势力诱杀，民间称“罗大人反正”，相关史实收录于《贵州民党痛史》《思南县志》及其他地方文史资料之中。石阡府龙泉县知县继文，与思南知府张济辉政见一致，思想也很守旧，极力排斥西洋宗教，二人共同构成思南、龙泉两地地方治理核心，也直接左右了教案的走向。

思南教案起因与事发经过，与其他教案多有不同。思南教案最初由民间宗族纠纷演变而来，案件完整起因详细记载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日贵州巡抚邓华熙奏折之中：“再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间，龙泉县地方有匪徒田大毛、李承甫等纠众滋事，初与族人田宗寿仇杀。嗣因年岁荒旱，匪党乘机窃发蔓延，思南、石阡、余庆、安化、婺川等处，劫掠各村寨，内有教民二百五十余家，杀害教民二十余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贵州地区遭遇大范围旱灾，粮食歉收，百姓生活艰难。龙泉县匪徒田大毛、李承甫（思南上五里人），最初因宗族恩怨互相争斗，恰逢天灾乱世，二人趁机收拢难民，扩充势力，四处劫掠乡里。动乱范围逐步扩散至思南府周边数县，乱匪肆意侵扰村寨，大量普通教民遭到劫掠迫害，共计二百五十余户教民财产受到破坏，有二十余人不幸遇害，酿成重大事故案件。事件爆发初期，护理贵州巡抚邵积诚调派官兵前往镇压，传令各地文武官员协同巡查抓捕，很快擒获田大毛、李承甫一众匪首，依法处置，初步平定地方动乱局势。事情发生了，且与教民产生关系，自然不可能轻易解决，奏折讲“所有被害教民，当饬贵阳府知府严隽熙，与贵阳法国主教文瑟纳商办完结兹据”，可见地方政权对此非常重视。

在《拳祸记·惩治罪魁》，则对这件事有另一种记录，文中记载：“贵州思南府人罗芳林，系被革武员，于龙泉、思南府两处攻击教民，被害二十余命之案，系其主谋。该人一闻直隶乱事，即招匪党，将一带教民处所抢毁，教民戕杀，罪应监禁。”文中载罗芳林身为卸任武官，在地方威望极高，是听闻直隶义和团的事情，随即召集手下党羽与团练武装，将大范围流民动乱，转变为针对性仇视教会、残害教民的暴力事件，大肆毁坏教民房屋财物，残害无辜性命，并认为罗才是思南教案最主要的策划人与实施者。奏折也只是提及“团绅罗芳林未能先事保护，咎有难辞”，《德宗实录》载“署思南府张济辉，龙泉县继文，仇视西教。任令罗芳林带匪入境抢毁，戕杀教民。求其弹压，伊不肯保护。罗芳林系思南府被革武员，攻击教民被害多名之案，系其主谋。是否属实，著邓华熙确切查明，迅即电奏，电寄”，《李文忠公奏稿》有“思南人罗芳林原拟罪应监禁，仍应按照原请惩办”，可见最初就有两种版本，从最终处理情况看，罗疑非“主谋”，但其原本真实情况今天已不得而知。

经文献记录分析，事情发生后，地方官府对其是消极放任，是惨案不断扩大的关键因素。《拳祸记》原文记载：“贵州思南府張济辉，素以仇视西教为怀；龙泉县继文。异常仇视西教。非特任令罗芳林统带匪党入境骚扰，且教民求其作主弹压，伊竟明谓该教民身居化外，因奉西教自取其祸，定不保护。”思南知府张济辉与龙泉知县继文二人思想传统，一贯排斥外来宗教，对罗芳林率众侵扰教民的行为视而不见，暗中予以纵容。当受害教民前往官府哭诉求助，恳请官府出兵保护之时，两位地方长官公然表态，信奉洋教之人属于“化外之民”，灾祸皆是自身招致，官府不予庇护。官府置之不理的态度，致使暴力事件持续发酵，民众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

匪乱平定之后，按照清廷处理涉外案件相关章程，贵州巡抚委派贵阳府知府严隽熙，专程与法国贵阳主教文瑟纳见面，针对教民伤亡、财产损失进行协商谈判，其全程流程见诸邓华熙奏折之内。经双方多次协商谈判，最终确定抚恤受难教民白银共计二万二千两。经洋务局核查判定，张济辉、继文、罗芳林三人疏于防范，未尽地方保护职责，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部赔款由三人按照责任比例分摊缴纳。双方依照中外通商传教条约拟定正式文书，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五日共同签字画押，案件正式议定完结，相关合约文书抄录分别送交总理衙门、外务部及吏部存档备案。

只是交点罚金，显然不能表示地方的重视，遂有朝廷裁定了涉案人员的处分，结合各方核查结果，清廷对三名核心人员作出最终惩处决定，据邓华熙奏折所载：“以前署思南府张济辉、署龙泉县继文、团绅罗芳林未能先事保护，咎有难辞，应请分别议处。……现在张济辉、继文早经撤任，罗芳林亦力任保护，并各罚款抚恤。继文、罗芳林均请免予处分，惟正任八寨同知张济辉应请开去缺，以示儆除。”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奏折上奏朝廷，获光绪帝朱批：该部知道。钦此。最终裁定结果为，继文、罗芳林按期缴纳赔偿银两，并且承诺日后尽心保护教民、维护地方安稳，朝廷下令免除二人全部处分。张济辉彼时已经调任，身居八寨同知职位，因其身为地方主官失职渎职，最终被朝廷撤除官职，以此惩戒警示各地官吏。

纵观晚清贵州各类教案，思南教案与青岩、开州、遵义等知名教案，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明显区别。从相同点来看，所有教案均诞生于西方宗教入侵、民教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之下，几乎都受到光绪年间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反教思想盛行。案件暴发之后，均通过官府与外国教会谈判协商，以白银赔偿、惩处地方官员作为最终结局，处置方式遵循晚清统一外交规则。

从不同点分析，其一，事发缘由不同。省内其余教案大多由民教日常纠纷直接激化而成，思南教案起始于宗族私仇与天灾动乱，后期借义和团风潮演变为仇教事件，形成过程更为复杂。其二，主导力量不同。传统教案多为底层民众自发反抗，思南教案由离任官员，时在地方上办团练的罗芳林统筹组织，地方两级官员暗中纵容，官绅协同特征十分鲜明。其三，史料留存差距悬殊。青岩、遵义等地教案，宫廷档案、省志、府志多方记载，流传广泛，研究成果众多。思南教案仅有清宫奏折与私人著述典籍存世，本土地方志刻意删减隐匿，长久以来不为人知。

2025年与县人罗辉老师交流，知其在整理罗芳林事迹，惜亦见收录此事，经提及后，后见撰文介绍。今春，与张桐老师访程少珊太史墓后，赴罗家坝访罗大人故宅遗迹。因当地族谱失传，其后人亦不知此事，故罗芳林是不是“思南教案”的“主谋”，还待更多文献无佐证。近日整理，好在整个事情的文献尚存，觉得可以填补义和团运动附属教案的历史空白，完善黔中近代反教运动历史脉络，顺带补充民国《思南县志稿》记载简略、内容缺失的弊端。遂不揣简陋，粗成此篇，以此事涉“乡邦”，岂可久隐于尘下也。

作者：王汉林，号东麓居士，思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