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件 | 证明责任的理论重构与实务解析——关于一体、两翼、补充规范的理论架构

他指出，事实认定不是简单的“真或假”，而是有三种状态——被证明、被证伪、“真伪不明”。真伪不明时，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后果。这就是“自由心证止步之处，证明责任出手之时”。

经其再传弟子普维庭等学者发展，这套理论成为大陆法系证明责任理论的主流。在我国，李浩教授等学者系统引介了这一体系，我国理论和立法的通说，均以罗氏理论为主导。这是我们必须学明白的。

（五）比较法上的参照：真的是诉讼模式的差异吗？

罗森贝克最核心的贡献，是确立了“真伪不明”的裁判规则。在真伪不明如何处理这个难题上，他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承受败诉后果。“真伪不明如何裁判”，确实是证明责任规范中最核心的裁判规范。

一旦选定，这套证明责任规则就会反过来对当事人形成约束：他必须就自己主张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义务。如果无法完成，就要承受败诉后果。这种约束，体现了证明责任的“反向规范功能”——防止轻率主张，保障诉讼有序。

主张责任决定了证明责任的适用，证明责任约束了主张责任的选择。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诉讼策略选择的基础框架。

当本证方使法官形成了“事实可能成立”的临时心证后，诉讼重心转移到反证方。

反证的核心规则是：反证的证明标准远低于本证。本证方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反证方只需“形成疑难”——使待证事实重回真伪不明即可。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这个证明标准差异的根源在于：反证方不是结果责任的承担者。不承担结果责任，行为责任的证明标准自然降低。

传统理论中有“证明责任转移”的说法。但更准确的理解是：反证与本证之间的互动，不是真正的“转移”，而是双方围绕“赛点”（证明标准线）的一场动态攻防与拉锯战。

本证方举证，将法官心证推过“高度盖然性”标准线 → 本证方暂时领先；反证方举证，使法官心证回落至标准线以下 → 事实重回真伪不明；本证方再次举证，又推过标准线 → 领先权重回本证方。

这种往返拉锯，是诉讼证明过程的核心机制。它不是制造混乱，而是“查明事实优先”价值的体现——通过对抗让证据充分呈现，让事实被最大限度地查明。只有当一切手段用尽，事实仍无法确定时，第三重命令（真伪不明裁判）才会上场。

在此，请各位注意罗氏理论的一个内在矛盾。罗氏理论承认，反证方在诉讼中存在行为证明责任（具体主观证明责任），且可以在双方之间转换。但它同时又否认本证方的行为证明责任（抽象主观证明责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矛盾？因为罗氏理论把主观证明责任拆成了两块：对本证方，它说“抽象主观责任不存在”；对反证方，它又承认“具体主观责任存在”，并且可以在诉讼中转移。但本证与反证是诉讼对抗的两个方面，一方的行为责任被否认，另一方的却被承认——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这个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为地将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割裂开来。一旦我们回归实践，把这个割裂弥合，这个矛盾就迎刃而解。

在本证证明责任这一本体之外，存在一系列辅助性证明责任。第一类是推动程序的证明责任，不直接决定终局胜负，但承担着启动和推进程序的功能。

在证据严重偏在于一方的现代型诉讼中，掌握信息的一方负有向法庭如实说明案件事实的义务。该义务不取决于客观证明责任在谁，而是服务于“查明事实”这一独立的诉讼目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条，对于“足以推翻”的推定，反对推定的一方须将相反事实证明至高度盖然性的程度。这与“足以反驳”的推定完全不同——后者只需形成疑点，前者需要完成实质证明。足以推翻的推定，实际上就是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一块“补丁”，在特定情境下对证明责任格局进行局部的、临时的调整，以回应公平正义的现实需求。

自认，是对证明责任的免除。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条，一方当事人陈述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不利于己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自认同样产生“法院据此推定被承认的事实为真实”的效果，并直接约束裁判者的司法判断。它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体现了辩论主义的基本原则——法院应当将无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基础。

逻辑是轨道。理论必须以自洽的思维规则推演前行。

我们证明了：证明责任是一条全局性的胜负分配规则。从法解释学视角看，一条证明责任规范同时向法官发出三重命令。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是同一规范面向当事人与法官的“一体两面”——前者告诉当事人“你若能证明即可胜诉”，后者告诉法官“若举证方不能证明则判其败诉”。两者不可切割，更不可倒置。以此为核心，辅以推动程序与查明事实的“两翼”，再补充以推定与自认等规范，构成了一个逻辑完整、自洽、严密的“一体、两翼、补充规范”体系。

回归实地与轨道。

罗森贝克理论的失误，正在于逻辑脱离了实践——他从“法院有调查权”的抽象推演出发，错误得出了“当事人无行为责任”的结论。这个结论从未回到实践中去验证，最终导致整个理论体系在核心概念上的自相矛盾——罗森贝克本人感叹“证明责任”一词“十分不幸”，普维庭直指概念混乱导致“堆积如山的问题”，我国学者也认为该体系存在根本缺陷，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而本课程的工作，正是让证明责任理论重新回到实践的实地，沿着逻辑的轨道，恢复它应有的清晰面目。被割裂的概念得到弥合——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不再分离为本体与投影；被颠倒的关系得到还原——主张、行为、结果三者一脉相承；被悬置的理论重新落地——法官与当事人共享同一套规则，诉讼活动有序运行。

从古罗马的“谁主张谁举证”，到罗森贝克的伟大贡献与遗留难题，再到今天对“一体、两翼、补充规范”体系的建构，证明责任理论完成了一次螺旋式的回归——不是回到原点，而是以更清晰、更坚实的理论形态，回到一切诉讼证明活动的本源。

实践与逻辑，是理论永远不可以脱离的实地与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