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教案之后

成都发生教案后，加拿大教会总理事会的1894-1895年度报告和妇女传教士委员会1894-1895年度报告，分别对教案作了简单的报道。

总理事会年度报告内容如下：

“今年我们提交的这份关于华西差会工作的报告，情况和之前预想的很不一样。一年前，一切都还挺有希望的，可还没到年底，所有教会的财产就被暴徒给毁了。这些暴徒是当官的煽动起来的，传教士们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保住了性命。

我们华西差会事工起步之时，各种情况无不彰显神的眷顾，传教士们不时发回的信件也充满着希望与欢欣，令我们大家对四川的事工寄予厚望，期待他们取得重大成功。也许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四川传教财产被毁，传教士遭驱逐，无疑是一场空前的浩劫。甚至还有人会认为，这些都证明我们当初进入中国是未经主的差遣的鲁莽行事。这种想法实属荒谬，因为上帝绝不会犯错。当年踏入中国的土地，正是遵循祂的指引。暂时蒙受看似挫败的境遇也属祂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为更辉煌的结果所作的铺垫。上帝不仅统领万物，更掌管万物，面对这些看似不利的境况，祂能使人的忿怒化作赞美，将败势最终转为胜势。千万不要对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使命丧失信心。它必将从这炽烈逼迫的灰烬中重生，较往昔更为璀璨夺目。今日的种种逆境，终将被证实是，如罗马书8 : 28经文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此时此刻，让我们对那些高贵的传教士倾注所有的同情和鼓励。他们坚守岗位，直至最后的时刻。即便此刻，他们仍在守候，在等待，期盼着能重返回他们被驱逐的城市。这样的信心必然能得到赏赐。正如加拉太书6 : 9经文所说：‘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妇女传教士委员会年度报告中有关华西差会妇女工作的内容是由委员会的通信秘书写的。

报告内容如下：

“这份报告稍晚才发布，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缘由。今年，我们的成都教区经历了一段极其煎熬时间，希望这样的事件今后永远不要再重演。当时，白宝玉小姐正在努力地学习语言，等到汇给她的经费到位了，终于在四月初开办了一所小型学校。而且，还聘请了一位优秀的本地教师，筹建寄宿学校的工作也在准备之中，光明的前景就在眼前。当地民众表面上表现出对传教士友善态度的同时，一场由当权者暗中煽动的暴乱正在酝酿之中，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骤然爆发。城中所有教会的财产都遭到毁坏，传教士们在官方庇护下躲藏数日后，历经艰险与难以言表的困难，最终顺利地到达了上海。刚到成都的护士小姐福特，她没有想到迎接她的竟是如此粗暴驱离，她带到成都的一切衣物全部被洗劫一空。

过去一年，启尔德夫人一直随丈夫住在嘉定府，在当地学习语言并协助她丈夫的工作。因此，成都的医疗工作完全没有开展。

此刻，我们的同仁虽然暂时离开了她们工作的场所，却仍然满怀热忱与奉献之心做好准备，只待主开启门户，便可以立即投身事工。”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弟兄：

我们全部人员都到了重庆。斯蒂文森夫人身体欠佳，何忠义夫人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其他人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多少。明天，他们将分乘两艘木屋船顺江而下，随行的还有，几位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及家人和一个内地会传教士及家人，浸礼会的人已经先行离开了。斯蒂文森医生准备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回国，还有何忠义夫人和孩子们也打算回国。启尔德夫妇到了上海后，并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等到赔偿的问题解决了，局势稳定后再考虑返回四川。这个省其他各地的暴乱和抢劫活动仍在继续，官员们牵涉很深，他们张贴了一些极具煽动性的正式公告，引发了很多的麻烦。这里的领事正在努力工作，但成效甚微。除非北京方面采取措施，或者派遣一个委员会前往成都调查，将涉事官员和暴徒绳之以法，否则这个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恢复平静，也就不适宜开展传教工作。据说，大约有十五个城市发生了暴乱和破坏。今天有传言说，离这座城市二十英里，在通往成都的路上，有一处天主教场地正受到毁坏和抢劫。这里的官员已经派了一队士兵去前去平息事态。

大约一个月后，这里会举行考试，人们担心这个地方也难以幸免于难。看起来似乎确实有人蓄意策划，企图将所有传教士赶出这个省。请为我们祈祷吧。”

信的内容如下：

“除了赫尔医生和我以外，我们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已经在上海了。我们也会在一周内与他们会合，届时就会把所有索赔项目整理好，并提交要求赔付的清单。索赔项目将包括房屋维修的原有成本和施工监理费用，重建所需的时间成本，以及我们被迫撤离期间的所有旅费和家具损失费用等等。

斯蒂文森夫人和何忠义夫人在从成都到上海的旅途中病得很重。因此，至少在一年内，她们是不会再回四川了。

我们希望在今年11月之前回去，并开始重建工作。我们的索赔金额不会低于20,000两银子 (合$18,000)。当然，我们计划是在我们被毁的场地上立即着手重建工作。

我准备从上海到北京去，不仅要与朝廷大臣们讨论全面解决我们的索赔问题，而且还要请他们向皇上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彻底进行改革，惩罚有罪的官员，以及骚乱的头目。

我们需要明确条约赋予我们的权利，使官员和民众对此也要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要在成都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在那里把罪犯绳之以法。我的请愿书涵盖了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并需要得到英国领事的批准。我刚刚与此地的英国领事和海关关长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都完全赞成我的这种做法，并进一步要求在成都派驻领事代表，并在必要时开放与宜宾、嘉定甚至成都的贸易活动。我要特别提请我的私人朋友，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邓比 (Charles Denby) 先生注意后面的这几点意见。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确保我们在四川的地位，否则我们今后可能会还会受到类似的伤害。

现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这次暴乱可能会给我们今后带来巨大而持久的好处。

我将随时向你通报所采取的一切步骤，我们不能拖延，否则我们的利益会受到巨大的损坏。我去北京，是为整个四川的传教士发声，如果成功的话，全中国的传教士也会受益。

我也希望你们能及时向我通报国内董事会的意见。这样能避免走回头路，浪费时间。请为我们祈祷吧。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为了民众的利益，我们一定会胜利。

再多说一句，很多责任都应归咎于总督，他去年因对中央政府犯下巨额欺诈罪而被革职。但是，他靠着巨额贿赂专程前来成都调查此案的众官员，最终得以粉饰过关，安然脱身。”

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萨瑟兰牧师:

前天，即7月4日，我们一行的全部成员安全抵达上海。人员包括：斯蒂文森医生夫妇和三个孩子、 何忠义夫妇和两个孩子、福特小姐和白宝玉小姐、启尔德夫人以及我和我们的孩子。

我真希望我能说我们大家都平安无事了。但斯蒂文森夫人却因过度紧张，仍然还卧床不起。一旦她的身体稍微好一点，斯蒂文森医生就会带着全家启程回加拿大，何忠义太太也在考虑带孩子们回去。不过，何忠义先生还会留在这里。福特和白宝玉两位小姐的情况还不错。启尔德夫人的健康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我们现在的情况也还可以。

赫斐秋和赫尔比我们晚了五天才离开重庆，但和我们同日到达了宜昌。因为我们乘坐的第一班轮船已经满员，他们只好等下一班了。他们大约再过一天也会到达上海。目前，在上海的四川传教士一定有三、四十人。启尔德夫人和我的计划准备是在这里待到夏天，一直等到英、美、法三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赔偿我们差会和个人的一切损失。但也许比这更重要的是，四川需要真正意义上切实地进行开放，而不是像某些骗人的官员妄想的那样，想继续保持封闭状态。我们祈祷并相信，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教案对我们的工作似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或许正是上帝乔装的最大祝福。它可能成为基督教在四川迅猛传播的信号，这种传播的规模，及其盛况甚至超出了最乐观者以前的期望。

我们希望国内的教会同仁们一定不要对我们灰心，我们都要振作精神，以新的信心和加倍的努力，在拯救四川异教徒的事工中继续前进。”

在The Missionary Outlook 1895年8月期上刊登了赫斐秋7月13日从上海给教会写的信。

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了，病人们的身体也在恢复中。斯蒂文森医生将和他生病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回国，何忠义夫人和孩子们也准备回国。文焕章夫妇和启尔德夫妇会继续留在上海。何忠义先生可能会送他的家人去日本。赫尔医生可能会去宜昌，在那里担任半年的海关和社区医生。为了我们差会的利益，我马上就要去北京。

我们今天提出了索赔要求。美国总领事正竭尽全力支持我们的一切行动。他已向我们提议，若美国政府任命，他将作为我们的协调员，此人是在华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中国地区的所有传教士都在积极行动。我今天应邀会见英国总领事，向他说明全部事实和我们的行动计划等。

据今天早上的报纸报道，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呼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确保这件事的妥善解决，这样才能确保类似暴行永远不会再发生。我们希望并祈祷，真正能有这样一个解决办法。

我希望你们能敦促加拿大政府介入此事，我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报复心理，而是为了将中国从潜在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如果此类行为不被制止，这样危险事情必然还会发生。四十年来，民众的暴力行为在中国屡见不鲜。此种行径具有日益加剧的趋势，其特征都是敌视所有外国人。

当地官员多数与我们为敌，我们遇见的绝大多数麻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负有责任。我们迫切希望趁此重大事端尚未平息之际，就把他们绳之以法。单纯用金钱赔付，除了经济能得到补偿外，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并无益处。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必须要被当作正常人来对待，要得到应有的尊重。

教案发生时，当权者要是愿意的话，他们是完全可以制止这些骚乱的，我相信他们是能够做得到的。

我寄给你们一份在成都骚乱之前，期间和之后张贴的公告和告示的副本，稍后我也会再寄一些文件给你们。”

妇女传教士委员会1894-1895年度报告中，还刊登了白宝玉1895年7月20日提交的该年度华西差会妇女工作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如下：

“这份关于华西差会的报告晚了一点儿送到你们手上，但这其中是有原因的，相信你们早就已经知道这边发生的事情了。

因为还要与银行联系有关汇款的事情，所以我的报告就一直拖着没写。

说到这一年的工作，上半年主要的时间都花在认真学习语言上。我本来计划去年秋季就能正式开展工作，但到今年一月底经费才到位，所以学校开学就拖到了农历新年以后。我们买了些家具，聘请了一位老师，招收到一小批女孩子来上学。我们租的地方现在也还有空出的房间，我打算等夏天一过，就开始收女孩子，稍后再办一所寄宿学校。

每逢星期天做完礼拜，或者平时出去走访的时候，我也尽量做些布道的工作。像这样撒下一些种子，希望将来能够发出芽来。跟我一起来成都的那位妇女，她名字已经列在何忠义先生的慕道者名单里了。

至于启尔德夫人，她过去一年都在嘉定，暴乱前三天才回成都。我知道她平时会在嘉定的诊所帮助她丈夫的工作，但具体做了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估计她已经写信向你们汇报过了。

我们大家很高兴见到新来的福特小姐，但是很遗憾的是，她一来就遇上当地人不太友好的对待。不过大家都没灰心，还是盼着能早日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虽然眼下工作是被耽搁了，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相信，也正如罗马书8 : 28的经文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再想一想，在当时那么乱的情况下，大家都还能平安无事，真的已经很感恩了。

我觉得今年秋天还可以继续派新的人员过来，这里有成都来的语言老师，她们学语言也会方便很多。再说，如果几个人一起坐船到成都，路费也能节省一些。这里真的很缺人手，你们能派多少人，我们都欢迎。特别是希望多派些人来做布道工作。

暴乱的时候，我们差会和其他差会所有的书，全都遗失了。不如趁这个机会，再寄一箱书过来吧，就当是给我们妇女传教士委员会在四川建个小图书馆。需要的主要是一些工具书，比如《英语百科全书》、《传教百科全书》、《圣经注释》、《地图集》和《圣经词典》等。这些书本身就很重，个人带很不方便。而且，如果是私人的书，以后人走了，书也会被带走。对差会来说这里还是没书。从英国寄成箱的保价书，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The Missionary Outlook 1895年9月期上刊登了启尔德7月27日在上海给教会写的信。

信的内容如下：

“我刚刚从一艘小艇上回来，这艘小艇是送斯蒂文森医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去乘坐‘日本皇后号’轮船前往温哥华。福特小姐也陪他们一起前往距离这里大约十二英里的吴淞口，并确保把他们安顿在了舒适的船舱里。福特小姐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斯蒂文森夫人身体仍然虚弱，希望海上的空气能让她恢复体力。何忠义先生和夫人一周前就离开了这里前往日本。何忠义夫人和两个孩子将尽快回到加拿大。何忠义先生会在日本短暂停留，然后返回上海，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返回四川。

赫斐秋和赫尔医生目前在北京。赫斐秋受四川传教士的委托前往那里，敦促中国政府妥善解决骚乱事件。我们仍然在上海的有文焕章先生和夫人、白宝玉小姐和福特小姐、启尔德夫人以及我自己。不过，白宝玉和福特她们准备明天前往日本。

我们都认为，在解决四川问题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惩办那些可能还会煽动骚乱的有罪官员。他们本来可以一句话就制止这一切的发生，但是他们选择了默许骚乱的持续发展。其次，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权利，必须在条约中以非常明确和有力的措辞写清楚，并通过皇帝诏书的形式在整个国家广泛公布。第三或第四重要的事情才是赔款，我们一致同意在实现前两个目标之前，暂时不对赔款事宜施加压力。如果英国政府能够积极而坚定地处理这件事，中国政府一定会立即让步。但如果伦敦的政府满足于拖延，最终仅仅接受因损失而给予的金钱赔偿，那么我们的差会可能就不得不在四川以外的其他省份寻找新传教地方。

在下一次邮件中，我会寄给你们一本小册子，里面收集了四川不同地方发生骚乱的详细情况，以及在重庆、汉口和上海举行的一些会议的记录。这些会议都是讨论有关四川各地教案的问题。

当然，大家都不要感到绝望，也不必感到气馁。我们坚信上帝会利用这一切来彰显祂的荣耀，并继续推进祂的国度。”

在启尔德上述信中，对英国政府处理教案的态度稍显担心，甚至还提出可能要更换传教地方的想法。当时的加拿大是英国的自治领地，所有加拿大人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持的是英国护照，传教士也不例外。所以，真正代表加拿大传教士与中国政府进行各项交涉的是英国驻华公使。另外，启尔德提到的要给教会寄一本小册子，这就是在上两篇文章里都引用过其内容的《四川教案史》。

The Missionary Outlook 1895年9月期上刊登了何忠义7月31日在日本东京给萨瑟兰秘书长写的信。

信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萨瑟兰秘书长：

我写信是想告诉你，何忠义夫人已于7月28日乘坐‘维多利亚号’轮船从横滨出发前往温哥华，然后再乘坐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回金斯顿。我猜想她多半是不会中途在多伦多作停留的。

昨天晚上我是和日本差会主管麦克唐纳医生一起度过的。今天早上我要去长野县的井泽，在那里和我们差会另外一些成员会合。我打算整个夏天都在那里度过，利用随身携带的书籍进行学习。到了秋天，或许就会有可能返回四川。只要一有机会，我就想立刻回去。我对我们的传教工作的未来充满希望，相信它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正如圣经诗篇76 : 10的经文所说：‘上帝必使人的忿怒来赞美祂。’

如果明确英国人将享有目前法国人所获得的同等特权，那么我们在中国西部的处境将会更加令人满意，也会更容易在周边城市开展传教工作。我相信加拿大政府会关注我们这些在中国的本国公民，并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的。”

《维多利亚时报 (Victoria Times) 》1895年8月23日的一篇报道，是有关文焕章参与成都教案调查。

报道的内容如下：

“塔科马，8月19日电——《纪事报》今日收到上海寄来的邮件，获得了抵达本国的首份关于加拿大传教士评估四川成都骚乱事件的报告副本。该报告由传教士文焕章牧师撰写，内容详实，对骚乱经过进行了细致描述，证实了美联社的相关报道。

文焕章牧师于两年前由加拿大传教士委员会派遣，从安大略省的温尼伯前往中国。5月27日，即成都骚乱爆发的前一天，他与夫人、赫斐秋和赫尔医生一同离开成都，前往120英里外的嘉定府。

他们直至6月1日才得知骚乱消息，那时，成都暴徒乘船已抵达嘉定府煽动事端。由于当地官员拒绝为传教士们提供保护，他们与其他差会的传教士只得沿江而下，最终抵达上海。

文焕章牧师的报告于三周前完成。其结论摘要如下：

‘过往骚乱的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太多希望，去查明这些事件的真正起源。但我们得出的最有可能性结论是，当地官员们蓄意希望骚乱发生。官员们手中握有充分权力，本可在骚乱之初就予以平息，因为成都驻有足够数量的士兵，配备有武器和弹药。如果官员们持友善态度，只需调动部分军力就可以迅速平息事端。那位臭名昭著负责治安道台周某，竟以公告形式宣称传教士犯有偷盗，杀害儿童之罪来煽动民众，这也是官员持有敌意的又一证明。骚乱过程中，还多次目睹衙役积极参与破坏活动，如果不是到其主子的默许，他们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报告指出，在四川的传教活动已面临关键时刻，外国政府应该改变策略，让清廷官员明白，他们必须对英国、美国及其他外国侨民予以尊重并提供保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对于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的传教士们来说，他们未来的前景会十分黯淡。

报告最后总结道：‘只对财产损失进行金钱赔偿，不足以满足解决此案的要求。在目前阶段，对四川总督进行处罚，其价值远超数百万两白银。’"

The Missionary Outlook 1895年9月期上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中国发生的教案》报道了教案后加拿大传教士的情况。

报道的内容如下：

“本期刊的上一期和这一期发表的信件，还有在各种报纸上出现的报道，都向我们的读者告知了，最近，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所经历的可怕事情。万幸的是，在至高无上的上帝庇佑下，他们都保住了性命，但却失去了所有的个人财物，在成都和嘉定的传教财产也全部遭到毁坏。启尔德在另一封信中的信件，简要说明了传教士们目前的状况。他在写这信件时，赫斐秋和赫尔正在北京，敦促中国政府尽快解决骚乱事件的问题。启尔德夫妇、文焕章夫妇、白宝玉小姐和福特小姐他们都还在上海。他们很快就会与何忠义先生会合，何忠义先生陪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去了了日本，然后才踏上回家的路。斯蒂文森医生及其家人，还有何忠义夫人和两个孩子已经回到安大略省。”

这篇报道后面的内容与总理事会教会1894-1895年度的内容基本类似，故省略。

报道的内容如下：

“似乎只有法国觉得有责任去保护它的传教士，并且凭借其大使们的坚定态度，能够迫使中国政府赔偿所有损失。相信我们的罗马天主教朋友们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一切，甚至更多。以下是从《中国邮报》最近一期中摘录的内容，关于法国的诉求：

对于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来说，有一个欧洲强国以温和但坚定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并明智地要求迅速赔偿几个月前引发四川骚乱的一系列暴行，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我们得知，法国调查委员会在成都的工作即将结束，对于暴乱的赔偿条款也已基本达成一致。持有法国公使热拉德全权委托书的杜南主教，在与中方委员的商讨中赢得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并且每天通过电报向法国公使热拉德汇报，也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了所有的调查结果。杜南主教被安排在成都的省财政司衙门，并且受到了中国官员和民众的最高礼遇和尊重。声名狼藉的前总督刘秉璋，自从泸州灰溜溜地被召回后，就一直窝在成都城里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他当时被朝廷突然下令召回时，既无仪仗队护送，也没一点高官出行的排场和威风。据说他当时气得暴跳如雷，场面十分可怕。四川老百姓因为他当官时劣迹斑斑，对他被贬官革职无不拍手称快。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次赔款的主要责任主要由总督本人来承担。而他现在已经被革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能从别人身上敲诈钱财了。如果他还在任的话，他是肯定会这么做的。据我们所知，赔偿条款如下：

对前总督刘秉璋进一步的贬职。

贬职并解雇他的秘书，该秘书在骚乱后被提升为邻近城市的道台。

贬职并解雇两位公开相信针对外国人的诽谤言论，并煽动骚乱的知府。

法国传教士全面恢复工作，四川官员要公开承认他们的地位。

重建所有属于法国的传教机构，包括教堂、医院和学校等，规模比以前更大，费用由中国官员承担。

前总督刘秉璋从他自己的私人财产中支付70万到80万两白银作为赔偿金。

还有一些问题尚未全部解决，但我们预计在本月底之前能够获得全部细节。

对于成都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法国传教士，他们的住所尚未重新建成，在此期间，官员们为他们找到了临时住所。”

加拿大教会传教士委员会的年会，暨庆祝传教士委员会成立71周年大会，1895年10月3日在蒙特利尔举行。10月期的The Missionary Outlook对此作了报道。

传教士委员会秘书长萨瑟兰在会上宣读了年度报告的摘要。其中，有关成都教案部分如下：

“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在我们华西差会。信件和新闻报道已经使教会方面完全了解了，在中国的传教士们近来经历的可怕遭遇。仰靠至高无上天父的慈悲眷顾，他们全部幸免于难，但个人财物却全部丧失，成都和嘉定的传教产业更遭彻底摧毁。”

报告的以下文字上与总理事会1894-1895年度报告中有关成都教案的内容完全一致，故省略。

斯蒂文森应邀参加了这次的庆祝活动，还在会上作了演讲。The Missionary Outlook期刊对他的演讲进行了简单的报道：

“华西差会的斯蒂文森医生，用生动的图片描绘了花之王国（The Flowery Kingdom，即中国）的日常生活，令听众们感到非常喜悦。他通过展示中国民众在灵性上的需要，以及传教士们渴望异教徒得到拯救，而不是受到惩罚的说法，触动了无数在场听众的心弦。他恳切呼吁尽快增派人手，将福音带给中国无数等待的灵魂。他的一席话激发了众人对传教工作的热情。”

1895年11月期的The Missionary Outlook对加拿大教会1895年的董事会会议作了报道。

董事会有关华西差会的决议如下：

“在审议华西差会事务时，由总干事萨瑟兰秘书长提议，托维尔牧师附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本董事会怀着深切遗憾的心情，获悉中国四川省发生暴乱的消息，在成都和嘉定两城，差会的财产遭到摧毁。我们向全能的上帝表达衷心的感恩，是祂让传教士们的生命得到了保护。同时，我们向这些传教士致以真诚的同情，他们经历了各种危险与考验。董事会向他们保证，我们高度赞赏他们所展现的基督徒勇气与奉献精神，希望他们仍然坚守在中国，等待形势一旦允许，就能重新返回昔日的工作地方。’

另外，董事会还指示执行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支持传教士个人就自己所有损失提出赔偿要求，也支持传教士委员会就差会财产所受损失提出的赔偿要求。

董事会收到一封来自华西差会斯蒂文森的一封信。他提出因妻子和女儿健康的问题，目前不能允许他重返中国继续工作，所以提出辞职。董事会虽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他的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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