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七一,校园里就自动切换到了“红色模式”:横幅拉起来,红歌唱起来,展板立起来。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热闹过后,问学生记住了什么、思考了什么,答案往往令人尴尬。
当下成长于信息多元环境的青年,对传统思政教学渐有疏离感。学生并非缺乏爱党情怀,只是反感将厚重党史简化为通俗鸡汤、将崇高信仰矮化为空洞口号的浅层讲述。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不妨重新审视思政课堂:我们要传递什么?青年真正想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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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的思政课,第一课应当是“祛魅”——去掉那些被过度涂抹的神话色彩,还原历史的粗粝质感。
党史并不是一部“开挂史”,而是一部在血与火中反复淬炼、在绝境与失误中不断自我修正、最终用无数牺牲换回生存资格的“极限生存史”。
讲建党初期,不要只渲染南湖红船的浪漫诗意。要讲残酷的分野——中共一大13位代表,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终点:有人壮烈牺牲,有人脱党离队,有人叛变投敌,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走到了最后。
信仰的考验从来不是在顺境中,而是在绝境里。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组织被打散,很多支部“互不统属,各自为战”。那时候的党不是后来那个庞然大物,而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扑灭的小火苗。
让学生代入那个场景:如果你是1927年的基层党员,上级联系不上,战友接连牺牲,外面是白色恐怖,生存还是坚守?那些最终留下来的人,凭的是什么?
追问本身就是教育。先驱们并非生来就是英雄,他们也有恐惧和犹豫,但他们在关键抉择中展现出了超越凡人的定力。
比“不怕死”更值得深挖的,是“不怕错”。
党经历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教条主义,一次次碰壁。但每一次失败之后,党并没有瘫痪,而是通过深刻反思回到了正确轨道。
一个组织的强大,在于拥有自我诊断、自我修复的“免疫系统”。当我们把先驱还原为在黑暗中摸索、在废墟中站起来的创业者时,这堂课就有了灵魂。
这代年轻人务实而理性,他们关心GPA、就业、房价。如果思政课只谈“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却回避回答“这对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就容易让课堂变成“自说自话”。
真正的深刻,在于能够正视每一个普通人的合理诉求,并把“国家红利”下沉到个体生命体验中的逻辑讲清楚、讲透彻。
生命账:1921年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今天已接近80岁。多出的40多年,从工业化医疗、公共卫生体系、粮食安全中来——背后是一个能整合全国资源的组织体系。
安全账:在叙利亚、阿富汗,年轻人出门买菜都可能遭遇爆炸;在中国,凌晨两点可以放心走在街头。这笔“安全溢价”折成隐性收入,每个家庭每年省下数以万计。
机会账:十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超250万公里,所有建制村通硬化路。贵州苗族女孩因此从走两小时泥巴路到半小时到校;云南果农因此让苹果48小时直达北上广,年收入从八千涨到六万多。
三笔账算完,结论朴素而坚实:跟党走的本质,是国家把“长期主义”的收益,通过公共产品返还给了每一个普通人。
过去讲奋斗是“勒紧裤腰带”,今天讲奋斗是“高质量发展”。
怎么跟学生讲明白这个转变?很简单——把奋斗的坐标系从“打败身边多少人”,切换到“解决了什么真问题”。
过去二十年,年轻人的路径是:考好大学、进大公司、拿高薪水。这条路在变窄——GDP增速放缓,互联网红利见顶,“跟跑”就能过好日子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是“并跑”甚至“领跑”的时代,拼的不是复制,是原创。
这和建党精神有什么关系?共产党人当年面对围追堵截,靠的是“自己找路”;今天面对技术封锁,靠的也是“自己找路”。回到个人身上——当行业的“标准答案”不再好使,你靠什么立足?还是“自己找路”。
把思政课和职业生涯规划打通:学芯片的,攻克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为产业链安全做贡献;学农业的,改良一个种子品种就是为粮食安全做贡献。
把个人的专业做到极致,就是当下最务实的爱国。
对于现在的学生,长征、延安整风都显得遥远。如何让他们觉得“与我有关”?必须把聚光灯对准当代中国的核心现实——尤其是反腐败斗争、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些必须直面的话题。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答——“民主”。七十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
打个比方:一部手机用久了会卡顿、会积存垃圾,需要定期清理和系统升级。一个拥有一亿多党员的大党,运行一百多年,同样会积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利益固化等问题。怎么办?不能等它死机,要主动做“系统清理”。
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干的就是这件事。八项规定破题,巡视全覆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这背后的逻辑不是“抓坏人”这么简单,而是一套制度化的自我净化机制——让权力始终在轨道上运行,让组织始终处于被审视的状态。
对应到个人成长,这就好比定期复盘和自律。一个人要保持清醒,需要经常反省自己的问题;一个组织要保持活力,需要及时纠偏,而不是出了问题才“急救”。把组织的“自我革命”理解为个人层面的“持续迭代”,学生就能瞬间建立认知连接。
从脱贫攻坚到疫情防控,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组织穿透力”让全世界侧目。这种能力如何炼成?
核心逻辑就两条:
一是决策效率——面对重大突发情况,能够迅速统一意志、调配资源,不需要经历无休止的辩论和扯皮;
二是末端穿透——从中央到最基层的村、社区,有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在运转,确保政策不走样、指令能落地。
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神经末梢”始终是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个传统,在和平年代转化为支部建在社区、建在村庄、建在企业——党组织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基本单元。
对比一下:
美国遭遇飓风,联邦、州、市三级政府常常互相推诿,协调失灵;
中国面对疫情,一声令下,全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星夜驰援武汉,火神山医院10天建成。
这种反差,不是偶然的,而是组织架构设计的差异决定的。
当我们将党的治理能力作为一门“超大规模组织的管理科学”来剖析时,思政课就不再是意识形态宣导,而是一门关于“执行力如何炼成”的硬核认知课。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热闹过后,学生什么都没记住?因为这堂课一直把学生当成“被教育对象”,而不是“认知主体”。
Z世代要的不是被告诉“你应该信仰什么”,而是被展示“这个组织值不值得信任”——
信任它敢于直面自己的至暗时刻,不修饰、不遮掩;
信任它能把国家红利算清、算透、算到每个人头上;
信任它105年了还在主动做系统清理,不回避、不拖延。
把这三个问题讲透,学生自己会得出答案。信仰从来不是灌输的结果,而是认知之后的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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