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学学习系列 · 01
——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起

孔子讲学——在真实自然中开启教育之旅(图/网络 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2026年8月,全国中小学科学课堂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把“做中学”——这个在中国课改话语里沉浮了二十年的概念——突出置于科学教育加法的重要位置。文件旗帜鲜明地要求:让学生从真实生活问题中提出驱动性问题,经历“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方案—搜集证据—得出结论—制作改进—交流反思”的完整闭环。
这让人不由回溯两千五百年前,一位中国教师带着弟子行走在泗水河畔的身影。
暮春时节,沂水初暖。孔子和弟子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郊游,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研学活动——在真实的水边、真实的风中、真实的大自然里,完成对“礼”“乐”“仁”的感知体认。《论语·先进》中记录的这段场景,无意间为中国教育留下了一份最早的“做中学”教案。
而这份教案的方法论核心,浓缩在另一句话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中,孔子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后世多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理解为“多认识一些动植物名称”——把“识”窄化为“知道名字”,把“名”等同于“名词”。这是一种致命的误读。
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识”从来不只是认知层面的“知道”,而是“在真实情境中建立理解与关系”。“名”也不仅是“称呼”,更是“名实之辨”——通过具体的“物”来把握背后的“理”。孔子说“《诗》可以观”,“观”什么?观自然之象,观社会之情,观人心之微。而这一切的起点,是“观”真实的事物。
《诗经》记载植物143种、动物109种。孔子让弟子学《诗》,不是让他们背诵名词解释,而是通过诗中所描摹的真实物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去观察水鸟的和鸣;“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去感受春日的生机。物是真实的物,名是附着于物的名,理是隐藏在物背后的理。三层递进,缺一不可。
这正是教育部《指南》所强调的“聚焦真实问题”——不是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可感可触的真实探究。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理解为背诵动植物名称,就像把“做中学”窄化为“做几个实验”——都是在方法论上犯了方向性错误。
孔子开启了这条路径,后继者不断向前延伸。
到了宋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将这条路径提炼为“格物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要获得真知,就必须“即物”,也就是接触具体事物,而非凭空冥想。这个“即”字,与孔子“多识”中的“观”一脉相承:必须在真实事物面前,以真实的方式去感知、去探究、去理解。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创办“武夷精舍”时,在书院周边开辟自然观察区,引导弟子观察竹子生长、记录气候变化。他的教育实践与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呼应——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完成认知的建构。
但朱熹比孔子更进一步的是,他明确指出了“即物”的边界。他告诫弟子:“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不能为格物而格物,从具体事物中提炼普遍规律,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这段话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教育哲学对“做中学”最精准的注脚——从真实事物出发(做),探究背后的规律(学),最终理解更高层次的道理(悟)。三者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因为李岩老师执意要把这句话放在《真实的大自然》专属的拓展手册的封底,使很多人熟知。
为什么“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必须通过“做”来实现?这背后有一个深刻的认知逻辑。
传统课堂的认知方式是“再现式”的:老师把知识讲出来,学生记下来,考试时再“再现”出来。知识像货物一样被搬运,认知的主体是被动的接收者。
而“做中学”开启的是“生成式”认知: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主动操作、观察、试错、反思,在“做”的过程中“生成”属于自己的理解。认知的主体是主动的建构者。
《指南》强调“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学习自主性”——这八个字背后,正是从“再现式”到“生成式”的范式转换。
孔子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生没有经过主动思考(“愤”“悱”)之前,老师不轻易“启”“发”。这种教育智慧与今天的“做中学”惊人一致:让学生先“做”,在做的过程中产生困惑、提出问题,这时候的教学才是有效的介入。《指南》所构建的“提出问题和假设—设计方案—搜集分析证据—得出结论并解释—制作改进—交流反思”流程,正是对“愤悱启发”这一古老教育智慧的现代展开。
更深一层看,“做中学”回到的是人类认知的原初方式。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来不是通过听讲来认识世界的——直立行走、使用工具、辨识可食植物、预测天气变化,每一项生存技能都是在真实环境中通过反复试错“做”出来的。大脑的认知结构,本质上是一套为“做”而设计的系统。当我们把学习从“做”中抽离出来,变成纯粹的符号操作时,我们就违背了大脑的底层运行逻辑。
然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后世教育实践中被严重窄化了。
当“识”被理解为“背”,“名”被理解为“名词”,“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变成了一堆需要记忆的动植物名称。这种窄化恰好对应了《指南》所批评的“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把鲜活的自然认知变成了枯燥的名词清单。
更严重的是,当“多识”变成“多背”,教育就丧失了它的完整性。教育部等七部门2025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在科技教育中融入人文元素,引导学生在科学实验、项目探究等活动中,主动思考科技发展对社会、环境及伦理的深远影响”。《指南》也强调“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这一点在《真实的大自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套科普里面就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古字画、青铜器等,一位华人看过之后说“感动的想哭”。
而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教育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通过认识自然物象(认知层面),体会诗中的情感与伦理(情感层面),最终完成人格的养成(价值层面)。认知、情感、价值三位一体,恰恰是今天“做中学”所追求的“完整的人”的培养目标。
回到那个暮春的午后。孔子和弟子们在沂水边沐浴、吹风、歌唱——他们在“做”什么?在感受春天的气息,在观察万物的生长,在体会生命与自然的共鸣。他们“学”到了什么?不是某个知识点,而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两千五百年后,《指南》用现代教育语言重述了这个古老的教育逻辑:“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语言变了,底层逻辑没变。
孔子没有留下“做中学”这三个字,但他用“浴乎沂,风乎舞雩”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这个当代教育概念写下了最古老的教案。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发明一种新的教育方式,而是让这个被误读了两千五百年的教案,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是背诵,是观察;不是记忆,是理解;不是知道名字,是认识世界。这才是孔子留给“做中学”的真正遗产。
作者:言石
(做中学学习系列 · 第0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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