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讲义】25年12月会员讲座《伍廷芳与证道学》|讲义连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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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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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回顾了伍廷芳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从清末外交、法制革新到民初护法，他始终在探寻一条融汇中西、使国家走向法治与富强的道路。然而，除了为国家政治夙夜操劳之外，伍廷芳还为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探索了一条独特的路——这正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展开的第二部分，一段被遗忘的关于“证道学”在中国的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1875年美国创立证道学学会说起。

当时学会由三位发起人奠定了它的基石：

一、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夫人，一位充满争议却又极具魅力的俄国女性，她以其融合东西方神秘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庞大思想体系，为学会提供了核心的哲学与灵性基础。

二、亨利·奥尔科特上校，他是学会的首任会长，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将松散的团体建设成一个制度化的国际机构。

三、威廉·贾奇，他则在美国大力拓展分会，使证道学思想迅速在英语世界传播开来。

学会创立之初就提出了三大宗旨：

1.建立一个人类普世兄弟情谊的核心，不分种族、信仰、性别、种姓。

2.鼓励对宗教、哲学与科学进行对比研究。

3.探索自然与人类潜能的未知法则。

这三大宗旨，清晰地指向一种超越单一宗教、融合东西智慧、探索精神与物质世界统一性的宏大追求。这使得证道学会迅速吸引了欧洲一大批对传统宗教不满、对东方智慧好奇、并对新兴科学（如心理学、进化论）抱有开放态度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社会改革者，成为19世纪末全球“灵性复兴”运动的重要推动力。

一个关键的转折发生在1882年。证道学会做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决定：将全球总部从纽约迁往印度马德拉斯的阿迪亚。这一迁址绝非偶然，它标志着该组织从西方思想的输出地，主动转向了东方精神传统的核心地带，宣示了其真诚学习并根植于东方智慧的决心。迁至阿迪亚后，这里成为了证道学运动真正的全球中心。在奥尔科特时期，学会积极投身于斯里兰卡等地的佛教复兴运动，并创办学校。而后来加入并成为领袖的安妮·贝森特——一位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英国社会活动家、演说家和作家——更是将阿迪亚的影响力推向高峰。她通过大量的出版、演讲、教育和社会改革项目，将证道学的思想网络扩展到东亚、澳大利亚和欧洲，使阿迪亚成为全球灵性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

李佳白的父亲约翰·雷德（John Reid）是长老会教会牧师，对中国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读多不少中国的经史典籍。受父亲的影响，李佳白从少年时起，即开始习读中国的儒家经典，并学习中文，对中国更是心驰神往。李氏于1882年来华传教，在中国深入生活了十多年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判断：如果仅仅在民间进行基层传教，很难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于是，他转而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策略，将目光对准了能够影响社会思潮的上层士大夫与知识精英。他的这一想法，最初于1894年在北京提出，希望能创办一个名为“尚贤堂”的机构。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构想获得了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盛宣怀等清廷顶级高官的初步认同。189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尚贤堂的宗旨非常鲜明：“调和中外、沟通教俗、培养通才”。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一个超越单一宗教与文化的高级交流平台。

同年，为了获得更开放的运作空间与更广泛的资源，1903年，尚贤堂的重心移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在这里，一场由中美绅商和官方代表参加的会议，正式重建了尚贤堂并成立了董事会。董事名单堪称一份当时中外精英的名录：会长由清朝官员吕海寰担任，而董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伍廷芳，与他并列的还有美国商人、领事等各界要人。

尚贤堂的核心灵魂人物李佳白，和他的另一位著名传教士朋友李提摩太一样，长期倡导“宗教比较”与“多元共存”。他们相信，从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再到伊斯兰教，其内核都存在可以相通的“普世真理”。因此，尚贤堂迅速成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制度化的宗教与思想对话场域，各教领袖常汇聚于此围绕“各教皆以劝人为善为本”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伍廷芳还多方面拓展其社会与文化实践：一方面，他大力倡导振兴实业、使用国货、推广素食、研究灵魂之学，组织成立“天人明道会”，试图“冶儒佛耶回诸教精义于一炉”，并推动工商界参与国际活动如菲律宾博览会；另一方面，他笔耕不辍，整理旧稿，先后撰写了《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议》《斐律滨赛会记》《美国视察记》等一系列著作，系统总结与传播其思想。

大约在1916年前后，伍廷芳与另一位关键人物——英国汉学家、作家梅殿华——开始积极在上海推动证道学的传播。他们最初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学习小组”，进行定期的研讨。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证道学组织化的雏形。

然而，历史的大潮很快将伍廷芳卷入其中。1917年，他毅然南下广州，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先后担任了非常国会外交总长、乃至代理总理等要职，无法再常驻上海主持这些文化活动。就在这个空档期，梅殿华挑起了在上海传播思想的重任。他创立了名为“探索会”（Quest Society） 的组织，持续举办关于宗教哲学、神秘学乃至炼金术等主题的公开讲座，为对证道学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交流平台。思想的种子一旦播下，便会自己生长。1918年，一些经常参加“探索会”活动的上海本地爱好者，自发组成了更具针对性的证道学“学习圈”。这个自发团体的出现，标志着从“听众”到“研习者”的转变，为建立正式组织铺平了道路。所谓水到渠成。1919年6月26日，在两位核心人士——英国船长乔治·卡特和印度学者夏斯特里教授的牵头下，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证道学会分会在上海法租界宣告成立，命名为“土星分会”。成立之初有13名成员，一年后便增长到28人，由夏斯特里教授担任首任会长。分会每周日举办学习活动，并开始尝试进行中文讲座，致力于将深奥的教义本土化。

尽管此时伍廷芳正在南方为护法事业奔波，日理万机，但他始终关心着上海的思想阵地，以各种方式对分会的运作给予支持，期间他将Theosophy翻译为多个中文名，一开始叫通神学会，后来伍廷芳担心人们望文生义，误以为旁门左道，又增加道德二字，名为道德通神会，后来又觉“通神”二字意义不确切，改成天人明道会，最后改成“证道学”一直沿用至今。学会后来为了表彰他的先驱贡献与精神号召力，1920年，分会推举伍廷芳为“荣誉会长”。

伍廷芳的志向不止于此。他希望证道学能真正由中国学者主导，扎根于本土。1922年，他在上海亲自推动建立了第二个分会——“太阳分会”，其特色正是由中国人主导运作。同年，他还出版了可能是第一部系统性的中文证道学手册《伍廷芳灵魂学说》，将其多年思考汇集成册，为中文世界的学习者提供了重要文本。

1922年伍廷芳逝世后，他的教育理想由其追随者多萝西·阿诺德女士接续。1924年，阿诺德重整上海证道学组织，成立“黎明社”，由蒋君瑞任社长，徐仁懿女士任副社长。在成立大会上，徐仁懿以流利英语发表演讲，展现了卓越的学识与抱负。次年（1925年），在徐仁懿家族的资助下，阿诺德创办了培成女校，以证道学全球领袖安妮·贝森特之名命名，旨在通过“心智与灵性的双重启发”培育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新女性。

然而，在这所寄托着中西融合理想的女校内部，文化理念的潜在冲突逐渐显现。校长阿诺德坚持推行英式教育范式，而负责校务的徐仁懿则主张教育必须扎根中国文化，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现代女子教育体系。双方分歧不断加剧，最终在1928年1月彻底决裂。徐仁懿辞去职务，带领大部分中国师生离开学校，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公开信，强调“教育主权应归中国人所有”，呼吁“收回教育权”。

徐仁懿女士的离开，标志着培成女子学校一个时代的结束，却也开启了它的另一段旅程。徐仁懿带走了大部分师生资源后，学校的主导权逐渐转移，进入了我们可称之为“中国化管理时期” 。原校长多萝西·阿诺德女士虽在短期内继续留任，但随着外籍教师资源减少和原有资金渠道中断，学校的运营越来越依赖于上海本地的支持者。

当然，转变并非全然割裂。学校的校训与核心理念中，仍然保留了“真理”、“博爱”、“宽容”这些源自证道学的核心词汇。但其中浓厚的宗教与神秘学色彩被显著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融合了现代科学教育、爱国思想启蒙与传统道德培养的务实教学模式。曹氏家族成员多具备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他们在经费筹措、课程设置与社会联络上为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得以在局势日益动荡的1930年代继续生存与发展。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的培成女校，本质上已不再是证道学运动在中国的精神中心与前沿阵地。它演变为一所由中国人自主管理、适应本土社会需求的普通教育机构。学校的首要职能，回归到了那个时代更为迫切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人才。根据后续历史记载，在多年的变迁和调整中，培成女校变成了如今的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1937年，当时的国际会长吉纳拉贾达萨本人，在从日本返回印度的途中，特意在上海停留多日。他发表公开演讲，并在“纯净业力学会”主持佛学讲座，现场配有中文翻译。他反复强调的，正是要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灵性哲学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这一年，可以说是证道学在上海学术传播的一个高峰。这项翻译事业的成果，在1938年1月21日得以凝结。克努森将由鸳湖金慧莲等人翻译完成的《证道学》中文版正式呈交给阿迪亚总部。这标志着系统化的中文译著工作初步完成，也成为了证道学在中国最后一次有组织、成规模的学术成果。

然而，历史的洪流无情地中断了这一切。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摧毁了这场思想运动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根据1939年的一份报告，战火不仅摧毁了东南亚多地的分会，上海、香港等地的活动也完全陷入停顿。讲座、出版、翻译全部终止。到194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证道学组织已近乎完全消失，仅有个别老成员在私人小圈子中延续着思想的薪火。1949年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有组织的学会活动在大陆画上了句号。

战后，证道学影响的火炬，转移到了香港与东南亚。香港分会一度在战火中停摆，战后恢复的尝试也步履维艰。直到1959年，一个由冯公夏先生任会长、施刚巽先生负责财务的八人团体，才成功向国际总部申请，重建了香港分会。虽然此后公开活动记录稀少，但其精神脉络通过私人的坚持得以延续：1961年，由冯公夏资助出版了《礼足恭听录》（即《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今译为《在真师膝下》）的中译本；1972年，施刚巽先生又出资重印。这些薄薄的册子，静静地躺在阿迪亚图书馆中，成为了那段跨越半个世纪、从上海到香港的思想接力，为数不多却弥足珍贵的中文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