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越是理性，其行为就越不能预测

核心观点：认知能力与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人无法做出绝对最优选择；而理性程度越高，行为越难预测。

因为认知能力、理性程度有限，人不可能把所有因素考虑周到，也无法列出所有备选方案，甚至难以做出最优选择。人为了作出选择，会尽力做各种分析，目的只是让自己相对满意。

假设存在上帝，且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他做任何一件事，都能将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其决定便可称之为完全理性。但对于上帝的这种决策，我们人类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上帝的行为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边界，没有可遵循的模式，显得深不可测。

再假设上帝炒股，凭借其全知全能的能力，他必然能在股市中所向披靡、赚得盆满钵满。上帝的炒股决策绝对正确、完美无瑕，但在我们人类眼中，他的炒股策略却毫无规律可循。

结论：人越是理性，他的行为就越是不能预测。越是头脑简单的人，他的行为越可观测，越容易分析和预测。

二、基因与文化共生演化

核心观点：人的基因影响行为，群体共同行为形成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反作用于个体，二者循环往复、共生演化。

解释：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个人行为本就难以预测；由70亿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个体之间的互动就如同分子的热运动一般无序。根据“多因多果”原理，无限多的关联因素会催生无限多的可能性，最终导致结果变化莫测、无法预料。这一过程被称为“涌现”，而涌现的结果，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定义——“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的内涵：包括文化、传统、道德、信仰、合作机制、政权机制等等。

公共秩序会反作用于每一个个体，嵌入到每个人的意识之中，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而每个个体的行为变化，又会推动新的文化、新的秩序逐步形成。个人行为与公共秩序之间，就这样循环往复、共生演化。

三、中国的文化只有中国的社会网络结构才能承载

核心观点：特定的社会网络结构，只能承载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和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网络结构高度适配，无法照搬西方模式。

什么样的社会网络结构，就会储存什么样的知识和文化。也就是说，若某种文化、知识或传统与特定的社会结构不相适配，那么这个社会结构就无法承载和留存这类知识与文化——这就好比用筛子装沙子，最终只会全部漏掉。

中国14亿人几千年来逐步融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传统，这套传统始终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倘若中国全面照搬西方的政治、市场与文化机制，必然会出现社会结构无法承载西方文化传统的尴尬局面。

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个国家的政治形态、经济模式、文化制度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将其归类，形成几个典型集合：

• 第一个集合：超级民主、市场高度自由的机制与文化，对应高度民主的政治结构，这是一个极端。
• 第二个集合：高度垄断、极度管控的市场机制与文化，对应极端独裁的政治结构，这是另一个极端。
• 中间态：在两个极端集合之间，存在重合部分，即适度民主、市场适度自由，对应适度集权的政治结构。

中国便处于上述两个极端集合的中间态，既非西方的民主政权与高度自由市场模式，也非高度集权、过度垄断的形态。从哲学角度而言，存在即合理；从演化论视角来看，未能适应时代的事物早已被淘汰，现存的都是经历史演化筛选后，适配当下时代的产物。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的文化高度适配，西方文化可以借鉴，但绝不能完全照搬。

四、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犯“场景错置谬误”

核心观点：评价改革开放的功与过，不能用当下的眼光和场景回溯过去，需立足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决策条件。

按照汪丁丁教授的观点，中国人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功过时，容易犯“放马后炮”的错误——即用现在的眼光审视过去，而非站在当时的视角、置于当时的场景中看待过往。

前文有一个推论：大量个体的行为具有随机性，无数的偶然性必然导致未来无法预测。正因为未来不可预测，过去的选择与后来的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用当下的场景、当下的条件回溯过去，会觉得过去事件的发生、发展理所当然，因果关系也显得十分清晰。

但实际上，如今我们看待问题的基础和角度，都已发生改变。依据“场景错置谬误”原理，这种分析方式是不可取的。倘若回到事件发生之前，站在过去的那个时刻，用当时的眼界和所处的场景来看，我们根本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在当时的处境下，在决策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当时所做出的策略，很可能就是最合理、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