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南关教案”始末,见证了近代中国“弱国无外交!”尴尬.

    曾名长安的古城西安，号称十三朝帝都，尽管偏处大西北腹地，与之海洋相隔数千里，到清朝中晚期仍未逃脱西方列强宗教殖民的尬局！

    早在清朝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6年），来华传教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陕西天主教第二任主教兰溪，便委派传教士马戴第在古城南关（今莲湖区五星街17号）兴建一所俗称土什字的天主教堂，该堂主体为砖木结构，堂面高17.45米，占地面积700平方米，采用罗马式拱券设计，融合了中西装饰元素。教堂建成后俗称南堂，既成为陕西天主教的总堂，也成为日后“南关教案”的祸源。

    雍正、乾隆两朝，由于皇帝降旨禁止外来宗教，南关教堂因此被迫关闭。到了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眼见满清此时已经积贫积弱，沦为西方列强的砧上之肉，陕西主教高一志和林奇爱便趁势交涉，两年后索回了教产并着手扩建。到20世纪初，以教堂为中心、为依托，烙有宗教印记的玫瑰女子中小学、若瑟男子小学等教育机构相继出现，这种表面现象似乎体现出天主爱人，但背后则有另种教士借势压制本籍士民的真相。

    据曾在陕西巡防营充当兵士的西安市民王清彦晚年回忆，当时教堂里住着几个外国人和几个中国人，他们那种高傲神气和无理对待附近居民的现象，早就引起民愤。又由于外国传教士经常找借口讹诈当地官民，由此引起咸宁（今长安区）县衙中的差人姚成和胡巡官的不满，从而为“南关教案”积聚了领导力量。

    除了县衙，南关较大的万顺旅店中也聚有另一股领导力量，那些经常前来投宿的盐商和山货贩子，绝大部分是帮会中人，其中有个齐大爷(帮会大爷，名字不详)，在西安反正前常召住客密谈。西安反正当天，万顺店住客多达三四百人，每人带有一杆梭镖。

    西安反正后，次日齐大爷就率领这些持械住客，并联络到南关附近一带的大部分年青人，与姚成、胡巡官约定誓要铲除教堂、杀死洋人，因此开设行店的帮会大爷周复兴和唱戏的帮会大爷姚彩盛，还有帮会九爷胡重均参与其中。

    浩荡队伍一出动，教士闻讯也作好了反击准备，一旦枪响，带头前进的齐大爷被子弹洞穿小腹倒在地上，接着王红娃、梁瑞银也被打倒。眼见无法靠近教堂，有人发现教堂附近的农民堆有许多麦草垛，便倡议搬来采用火攻，于是众人纷纷推倒麦草垛，扎把奋力投向教堂大门，不多时大门被烈火烧毁，教堂里边的人只得拚命外逃，首先冲出来的四个外国人被打死，藏匿在教堂里的其他外国人又被搜出一并处决，只有拜牧师携幼女跳出后墙逃命时，虽被迎面撞到的夏四儿一扁担打伤肩膀，却因负痛仍向西继续逃奔，并一头钻进长着茂密芦苇的洼地中，这才借得天黑泥泞捡回二条性命，也为后面报复留下了口实。

    随着熊熊烈火从大门口向内漫延，引发教堂起火，这座群众恨之入骨的建筑终于倒塌在黎明前，直到这时，众人才纷纷散去南山避祸。

    由于有逃进西关教会的拜牧师向所在国报告，过了两三天，西安城里边传出消息，外国人已和西安军政卒都督张凤翙启动交涉，要求赔偿生命、财产损失，惩办凶手，还要杀尽南关居民。随之城里派出几个军人，在南关一带开始搜查，他们通过刘老汉(姓名不详)捉拿到胡巡官，马上把他砍杀在福庆行店前，刚从城南回来的姚成亦遭惨杀，由此南关一带人心惶惶。

    到后来，南关虽未按外国人旨意遭到洗劫，但凡是参加过焚烧教堂的年青人，经官府查明后，都得充入营盘当兵，王清彦因此送进了邓占云统领的第五标中。

    同样参与过火烧教堂的西安市民赵金祥晚年回忆时，所说情况与王清彥基本一致，不过他认为领导这个斗争的应当是姚成、胡重和张乡约(名字不详，一般人都叫他张乡约)，没有什么齐大爷。他说胡、张二人没有正式职业，常住万顺店中给南山来的客人介绍生意，从中捞些费用过生活。姚成负责管理南关一带，和教堂常有往来，教士曾因发生过几次偷盗案件，严厉责斥过姚成，并要求非赔不可,因而引起他对教堂愤恨而出面。

    就因花十两银子从村民孙高楼手中买下了一支小手枪，而这手枪又是孙高楼从打死教士手中夺来的，当孙高楼招供后，赵金祥被官府认定为火烧教堂的领头人而关押，两年后经过再三调查清楚，才由法院宣判释放。

　　赵金祥回忆姚成之死，是由于携带财物路过城南丈八沟时，被群众拦住劫夺一空，两手空空无法逃难，只得返回西安才遇害的。

    根据上述三人的亲身经历，可以这么说，南关教堂的焚烧，确实惹起了外交麻烦！西安军政府被外国人要挟后，只得接受不合理要求，除杀害上述人等并祸连家属，赔偿教堂5000两白银，还为丧生的洋教士造墓立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南关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