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曾提出，在整体世界史框架中提出，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城邦文明与成文立法传统的发源地。因两条河流汛期毫无规律、流域无天然山川屏障，无法形成长期大一统王朝，文明始终在城邦分立、外族征服、王朝更迭中循环，商业契约与律法成为维系社会秩序最核心的手段。
两河地区自然灾害不可预测，先民极易产生焦虑、悲观的世界观，《吉尔伽美什》洪水神话便是这种生存焦虑的直接体现；相比于稳固集权，这里更依赖明确条文约束人与人、城邦与城邦的关系……
苏美尔城邦制开启了西亚早期国家形态，后世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均是对苏美尔文明的继承与重构。
我国古埃及学开创者刘文鹏曾言，古埃及文明本质是尼罗河的附属文明。尼罗河每年汛期固定可预判，河水退去后天然形成肥沃耕地，催生大规模集体治水需求，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王权由此诞生。同时沙漠、地中海、红海形成天然地缘封锁，外敌极少，古埃及因此拥有长达三千年连贯的王朝体系。王权与神权深度绑定，法老既是世俗君主，也是太阳神之子。
希罗多德留下千古定论 ——“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最早从地理环境角度解释埃及文明起源。古埃及先民面对尼罗河年年泛滥的挑战，选择统一调度人力丈量土地、修建灌溉系统，最终锻造出超强的中央集权体制。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提到过，不同于两河靠法律、埃及靠王权，古印度主要依靠宗教维系整个社会运转。政权可以分裂、王朝可以更替，但种姓与宗教体系从未瓦解。
古印度文明显得有些命途多舛，哈拉帕原生城市文明莫名消亡；雅利安人游牧族群入侵后，完全重构社会规则，本土原生文明脉络中断。因此印度历史极少出现长期统一帝国，“碎片化”是一种常态。
而佛教是底层民众对严苛种姓压迫的一次思想反抗，但佛教最终未能撼动印度本土主流宗教根基……
三大文明均属于奴隶制大河文明，诞生了人类早期文字、历法、制度，但均未能像中华文明一样实现文明不间断传承，文字与原生体系先后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