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强调一种普世性的利他、利公主义，一种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非常高尚、非常理想主义的那种天下团结的理念。而杨朱正好相反，他强调的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但是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对小共同体本位这种价值取向，即作为周制基础的价值取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观念真正的含义，要在这种观念和其他念的冲突中把握。如果不考虑冲突，只看他正面讲什么话，老实说世界上各种观念的差别，我们都看不出来。我前面讲过所有的观念都是用“好话”来表述的，都是用语言分析哲学中讲的“good words来表述的，而从来不用“bad words”来表述，思想家从来都是提倡仁义道德，主张人要变好，主张这个社会要进步，主张高尚;很少有人主张我就是要杀人放火、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没有公开这么讲的。但这些“好词”只是语言哲学所谓的“能指”，它的实际意义(“所指”)究竟是什么并不确定，这就是所谓的任意原则。（P78,79)
所以我们要判断一种话语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一定从各种观念之间的争论中去理解。现在大家学国学，很多人都读《论语》。如果只读论语》，和只读《圣经》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形式上，两者(与其他“主义”一样)都是由“好词”作为能指的。而根据任意原则能指背后的所指不能由这个能指本身确定，而是从能指间的“差异来确定的。比方说“天下为公”,黄宗羲用这个词来敲打皇帝，说他“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就是“家天下”，是“天下之大害”。而商鞅则用这个词来敲打“天下人”，指责他们不仅为自己,甚至为孝父、为小共同体权益而努力都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其实恰恰就是要“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而把他们的一切都奉献给皇帝。这意思(“所指”)就与黄宗羲正相反了。又如同样“弘扬儒家”，有人以法家为敌，有人以“西学”为敌，背后的所指也往往相反。（P78,79)
在孟子看来，这两家都太“违礼”:“杨氏为我，是无君也”。这里讲的所谓“无君”，在孟子那个时代,“君”并不只是指国君，更不是只指天子,孟子讲的“君”就是“封建”即封主-封君关系中的封君，也就是“人人长其长”的长。“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就是说他不考虑家长，不考虑他的直接主人，实际上就是只顾自己，不管他从属的小共同体。“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对任何一个陌生人的爱都可以和对父亲的爱相提并论，那就是无父了，实际上还是不管小共同体了。然后“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说杨墨两家就是禽兽，还说他们要“率兽食人”，如果两家得势，好像就是一群虎豹豺狼来吃人一样。（P81)
其实孟子自己在另一处提及杨墨时已经说得很清楚:“杨子取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
孟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调和杨墨而取折中之道的不是他，而是子莫。子莫其人今已无考,据汉儒说是“鲁之贤人”,喜欢“中和”各家。但孟子并不同意他对杨墨的“中和”，批评他“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亦即只知折中，不知权衡杨墨之利弊，那就跟走极端一样地错误。显然孟子认为，应该比较杨墨而分远近，而不是一味调和。
孟子明确说他对杨墨两家的批评并不是执中，或者并不仅仅是执中。因为他明确讲了，“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和稀泥，或者仅仅是各打五十大板，当中间派，但是没有权衡利，是不行的，这和走极端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孟子的确有杨近墨远的意思，也就是说对这两者并不是等距离对待。（P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