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法家发明"三纲"，明确否定权责对应，强调绝对君权。接着道家(黄老)出面否定"革命"之说，最典型的就是黄生对辕固生的那番反驳，而且由景帝给"辕黄之争"定调，不许再讲"革命"道理了，汉刘天下既已打下，就容不得他人效法。再后董仲舒接受"三纲"而放弃"革命"，深化了"儒表法里"。但董又搬出"天人感应"，想以那套装神弄鬼的谶纬保留一点吓唬皇上的手段，尽管那些装神弄鬼本是道家、阴阳家的东西，而且素为古儒不屑。但我看董子也是不得已啊。后人说他搞这一套是想帮皇上吓唬老百姓，良心大大的坏了。我想，吓老百姓不能说没有这个成分，但董老先生主要还是想以此吓唬皇上，多少保留一点古儒限君之遗意。
不料后来的皇上主要从法家道家那里学来"唯物主义"，不吃这一套,千脆就把谶纬给禁了，而且禁得似乎比暴秦焚书还彻底，如今我们已经无缘见识那些图谶纬书。同时，东汉又发展了"尊周不尊孔(实际是尊官不尊士)，传经不传道(实际是从君不从道"的古文经学，对董子用心良苦的"微言大义"嗤之以鼻。还把一部来历不明、没有什么伦理味儿的官僚制帝国中央集权法<<周官>>冒称为"周礼"并当作"三礼"之首置于宗法伦理之前。到了这一步，儒者也就徒唤奈何了
此后直到宋明，程朱又期望以世俗之"道"稍微规范诳劝君王;而陆王则以凡人之"圣"，期望能够稍微宽松于民。然而世俗已无"革命"之勇、"从道不从君"之壮，又无图谶之威、纬书之怪，君王已经没有任何惧怕的东西了，怎会乖乖就范?而小民怎能期待有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所以即使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这些大儒们有限制皇权、扩大民权的想法，但理学、心学流行的结果是，皇权依然不受限制，而民权却被钳制到动弹不得。没有制度约束，仅靠儒生们动的那点小心思起不了什么作用。当然，他们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意义是另外层面的问题，此处不赘述。
直到明末黄宗羲、王夫之及唐甄等人，才思想到制度的弊病，所以尖锐地提出废除皇权，以古儒权责对应之道拯救世弊。（P201)
一方面，"礼"是不平等的上下关系,另一方面,"礼過""礼,贤下士""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虽然是在上者驭下之道，但带有浓厚的温情、爱色彩。在下者与其说感到压迫，不如说感到的是某种温情与保障。所以才有"礼不下庶人"之说庶人虽也是在下者，但不能享受诸侯所给予的"礼遇"。<<礼记.曲礼上>>:"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从上下文可知，<<礼记>>这句话是对诸侯讲的。在"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小共同体本位时代，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诸侯对附庸的权力只及于大夫，他的礼遇同样也只及于大夫(所谓"刑不上大夫"在孔子看来就是一种礼遇)，犹如天子的礼遇只及于诸侯一样，是不难理解的。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把"庶人"作为奴隶而不当人看，像过去一些意识形态批孔言论所说的那样。因为按孔子所说的规则，庶人在他所属的小共同体中是完全可以得到其"亲"其"长"的礼遇的。（P204)
人有礼就有尊卑上下。如果不分尊卑上下,在儒看来就是非礼僭越了。因此这种温情当然有极大的局限，君待臣之礼再优厚,君臣之别还是不可逾越的。不过这种拟父子化宗法式的礼对双方都有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