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启希贤在不久以后就会辞去妇女传教士,加拿大妇女传教士委员会立即就派出一位新的传教士,詹妮·福特小姐 (Miss. Jennie M. Ford),是一位注册护士。她是在妇女传教士委员会第13届 (1893 – 1894) 的董事会会议上确认,于1894年10月离开温哥华前往中国。她刚到达上海的当天,1895年1月26日,就给教会写了一封信。这一天正值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这封信登在了《每月通信》1895年5月期上。
信的内容如下:
“在新年第一天,就踏上今后新家园的土地,和一群新人一起将开启新的一年,还有什么能比这让人感到喜悦的呢?还有让人更高兴的是,第一个与握手的,向你说出第一句“欢迎来到中国!”问候语的,竟然是当初出邀请你来中国的那位先生。
他们说,这里的纪年法是按当地的阴历计算的,就像我们的复活节一样,所以今年的新年正好就是今天。说那句欢迎我的话人就是赫斐秋先生,他特地来上海,是为了护送他的妻子和女儿安全启程回国的。他自己身体一直也不太好,但他说这次旅程让他感觉好多了。他很快就要回成都了,赫尔医生这次是和他一起来的。美以美会的克阿林先生 (Mr. Cady) 一行人预计几天后也会到,还有其他几位也在等他,到时候会有一大群人一起出发。
伊文先生的“传教士之家”确实像个家,真是让人感到惊喜。在船上度过了很长时间,能来到一个基督徒式的家庭,早晚都有礼拜活动,大家都同心同意地事奉主,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我一到这里,就交给我了一封启尔德夫人写给我的长信,信中全是问候的话和在这里购物的指南。她说她和丈夫已经穿上了当地人的衣服。之前我写信告诉过你们,有位来自温尼伯的女士原本打算也坐十二月的船来,结果一直拖到一月她才出发。所以,当我从横滨启程时,能在船上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有个能谈得来的旅伴,真是令人欣慰。她还帮我从温尼伯带来了一箱东西和一封信。我离开家的时候,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和我单身一人要路过日本,家里人都很担心,觉得我像是去送死的一样。所以现在我特别想告诉我的家人,是神一路上慈爱般地照顾了我。那些起初看起来显得曲折的路途,当你走近时才发现,你面前的是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一路上不断地结识朋友,神的美好的许诺句句都得到了落实。
为了庆祝新年,这里所有店铺都暂时停业休息了几天。街上到处都是穿着节日盛装的人,彩旗四处飘扬,晚上无数的中国灯笼把街道装点得格外美丽,各种烟花爆竹声则让夜空显得热闹非凡。
我离开东京时,芒罗小姐和学校里的19个日本女孩都得了病,当地医生说是流感。整个学校简直就变成了医院,为了照顾病人,拉奇太太和其他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就这样,拉奇太太和亚历山大小姐还特地赶到横滨来为我送行。不过,因为还要照顾病人,她们没有等到开船就先走了。我乘坐的轮船在神户短暂停留了几个小时,拉奇太太提前写信拜托的一位朋友专程到港口来接我。她带我去看了神户美丽的瀑布,我们还逛了一些商店,这一切让我感到格外愉快。。
在长崎,轮船需要添加煤。看着下面那一大群男男女女,穿着各式各样,甚至有些破破烂烂的衣服的人,他们一边叽叽喳喳,一边有说有笑地把煤装上轮船,这个场面真是有趣极了。在8个小时的时间里,全靠一个个小篮子,他们就整整装了1,400多吨煤。在装有煤的驳船和轮船之间,他们用木板搭成一个梯子,每级台阶上站一个人,装有煤的篮子就靠一双双手进行传递。把篮子里的煤倒进轮船的煤仓后,篮子就被扔到下面的驳船上。就这样一篮子一篮子地,像一条‘活的传送带’,很快就把轮船的煤仓装满了。据说这是世界上加煤速度最快的港口。
从长崎到上海的航行中,有一天海上风浪特别大。这再次提醒了我,我就是个很容易晕船的人。当我走下那艘横跨了两大洲的白色轮船,要和它告别时,心中却没有一点儿留恋之情。我们现在只是希望克阿林先生快点到,这样就能尽快沿长江逆流而上,启程前往成都。”
福特小姐与几位美以美会的传教士一起离开上海,到了宜昌换乘了木屋船继续向目的地成都前行。她3月8日的信登在《每月通信》1895年8月和9月合期上。信中主要描述了她在逆江而行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特别还提到了马嘉礼夫人 (Mrs. McCartney) 在经过一段激流险滩时,因翻船而遇难的事情。前面的文章中,曾经两次提到过我们的主人翁乘坐木屋船驶过险滩的危险情景,第一次是赫斐秋1892年带领首批加拿大传教士一行7人,第二次是1893年启尔德率新到的传教士一行6人。虽然,这两次都遇见过险情,但最终都还是有惊无险地安全通过了。没想到1894年,马嘉礼夫人却没能躲过一劫。
信的内容如下:
“上个星期六 (3月2日) ,我们终于都到了宜昌,结束了前一段还算平静安全的旅行。星期一,乘坐两艘木屋船,我们怀着虔诚的心,就开始了下一段充满危险,要通过险滩的旅程。四天过去了,每天晚上都有一首感恩之歌的歌声传到了天父那里,祈求我们第二天旅途平安。这几天天气很好,周围的风景也很迷人。我们的船穿过狭窄的峡谷,两边裸露的岩石有几百英尺高,几乎是垂直往下的。再往前行驶,两边的地形稍微不那么陡峭了,就能看见各种植物和果树,如:竹子和松树,还有开满花的桃树,李子树和梨树。偶尔也能在山坡上看到一间泥坯房子或席子搭建的房屋。在行驶到几个最危险的险滩时,我们都要下船来步行。昨天下午,我们经过了一个急流险滩,就在今年1月,美以美会的马嘉礼医生 (Rev. McCartney) 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以及鹿依士夫人(Mrs. Lewis) 乘坐的木屋船行驶到这里时,就发生了翻船事故,造成了马嘉礼夫人的遇难。所以再次经过这里,鹿依士夫人自然就会感到非常紧张和害怕。每天晚上,我们乘坐的两艘船都停靠在一起,所以尽管在我们这艘船上全是女性,但是有克阿林先生和马嘉礼医生就在旁边的船上,我们都感到很安全。
鹿依士先生从重庆派了一位老师下来,我们本来想试图了解一下这些看起来很疯狂的汉字是什么意思。但说句实话,两岸美丽的自然风景太吸引人了,我们完全没有心思认真学习。
在遥远的过去,一定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地质剧变,才为这条江河水能流入大海打开了通道。顺便说一下,我们现在离沿海地区如此之远,以至于几乎意识不到我们正身处在一个因战争而动荡不安的国家中。如果有人告诉这里的当地人,说在他们的沿海地区正在发生战争,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要不是能及时地收到邮件,我们自己也会忘记这场战争。
我真希望我是个艺术家,真想画一幅这艘船的画给你们看看。对我来说,与乘坐漂亮的远洋轮船上经常晕船相比,乘坐这艘木屋船就一点都不感到晕船。每艘船上配有40多名中国人,他们按照岸上地形的不同,时而划船或时而拉船。当岸上的地势和岩石不是太陡峭时,他们就上岸,用拴在船上的长长的竹绳拉着船前行。反之,他们就会来到船上用力地划船。这时的船行驶速度就会很缓慢,他们划船时发出的号子声让人感到震耳欲聋。
在宜昌,我还收到白宝玉小姐的一封信。她对我的到达满怀期待,因为她一人在成都感到有点孤独。我很高兴在她需要我的时候能和她在一起。”
信的最后一段,白宝玉说出了心里话。因为,结婚后的启希贤当时还在嘉定,在成都的妇女传教士就只有白宝玉一人。
就在同一期《每月通信》还登了福特小姐3月29日在重庆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她谈到因为美以美会华西差会要召开年会,她不得不要在重庆滞留一段时间。信的最后一句话还提到,她在1894年10月离开温哥华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但是,她在坚定信仰的驱使下,仍然选择了踏上前往中国的征程。
信的内容如下:
“大家个个身体健康,我们又平安地完成了一段旅程。江河中的险恶,除非亲临其境,是没有人能明白或感觉得到的。两岸景色壮丽至极,也绝非我的言语所能描述的。每个晚上,等船靠岸停泊后,我们大家必须聚在一起,用一首首赞美的诗和一句句感恩的话来祷告,为这一天的平安航行向主呈上我们的感谢。上个周一就到达了重庆,这是我们从宜昌出发以来,行驶速度最快的一段行程。当地朋友起初还以为我们必须连星期日也要赶路,才能有这样的行驶速度。其实,三个安息日我们都是泊岸休息,因为船工必须要得到休息。
美以美会华西差会的年度会议将于下个星期一在重庆召开。因此,我就要在此地滞留两周的时间。这样一来,我可以结识当地众多的同仁,也能了解他们的各种事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五月中旬我就能到达成都。另外,在短期之内我也不想再上路了。
两位美以美会的同仁及其家人今日刚从成都赶来参加年会。我暂时就住宿在鹿依士夫人的家里。这里的房子比船舱屋都要小得多,因此略感有些拥挤。四位准备常驻重庆的牧师女助手,因为她们住房还没有完工,就暂时在礼拜堂楼上已经完工的两间大房子里食宿。早餐时她们有个习惯:每人背诵一节经文。其中一位姐妹背诵的是:“他们被种植于耶和华的殿中,茁壮成长在我们神的院里。”。这段经文正适合当下的情景,众人听了都不禁会意地微笑起来。
这里几乎听不到任何关于战争的消息,四处都是一片安宁的景象。你们在国内得到的消息肯定会比我们这儿还要多。很高兴的是,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国,而当初没有选择因战争传言而留在国内。”
也是在同样一期的《每月通信》中,还登了白宝玉4月2日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如下:
“自从你们寄出汇票后,我还没有从汉口银行收到任何东西。我想至少需要两个月左右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不过,我预计钱很快就会到账。于是,昨天我就收拾出一间屋子,正式开办了一所女童学校。我迫切希望能尽快投入到具体工作中。今天出勤情况相当不错,也请到了一位外表很得体的当地女老师。希望她真能如我们所愿,凭借着她的帮助能把福音的故事带进更多异教徒的家庭中。
最近,我比平时更经常地上街,发现街上的人们对我非常友好,也很有礼貌。从我现在的住处到另一处传教士住所之间的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我了,附近几条街上的人们也是如此。新选址的事工进展也令人很满意,目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预计何忠义先生很快就可以搬过去了。
等赫斐秋先生回来后,我希望能很快地向你们汇报购地的确切消息。这段时间我还是仍然会留在原来住的地方。
一旦我们有了固定的事工场所,我就打算先招几名女孩,作为将来寄宿学校的核心。二十美元就能满足一个女孩一年的费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像为一个男孩筹款那样,也能为一位女孩捐款。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事工中得到正确引导,你们在国内部负责遴选和派遣人员,而我们在这里则要打好基础和建立好机构,这一切工作都要归功于主的荣耀。”
在上篇文章里就提到,是白宝玉在负责购买妇女传教士在成都各项事工的用地,在她的这封信里也得到了印证。
这里给出一张白宝玉的照片。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担任妇女传教士委员会四川教区的主管,全面负责妇女传教士在川的各项工作。作为一位教育传教士,她特别在开办女童学校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是在同一期《每月通信》里,还登了福特小姐4月26日写给妇女传教士委员会主席斯特罗恩夫人 (Mrs. Strachan) 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斯特罗恩夫人:
我现在仍然还在前往成都的路途上,这让我已经有了一种极其厌倦的感觉了。有人把国内那种快捷舒适的旅行方式和眼下的这种慢速且备受煎熬的方式相比,还自嘲地说,那些一路风驰电掣的人,肯定体会不到“终于到达”那一刻的全部快感。我相信,等到我达成都的时候,一定要彻彻底底地享受一下那种快感。
我们在重庆住了十六天。在美以美会的年会期间,我虽然不是该差会成员,但同样获益良多,得以窥见到他们的各种工作方法,这是任何其他途径都无法得到的。
4月10日的傍晚,我们终于离开了重庆,距离成都还有数周的水路行程。启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乘坐的船就触礁,船体撞出一个洞。船工们只得一边舀水一边堵漏,这样就耽误不少时间,所幸我们的货物都无损坏。两天后,同样事故又发生了一次,时间再次受到耽搁。那天正值复活节主日,整天阴雨绵绵,寒风刺骨。而我们船却一动不动地停在岸边,不能前行。大家只能整日闷在船舱内,想到家里复活节的礼拜活动,还有复活节的百合花,不禁心中泛起一阵乡愁。在这里,我们必须学会把复活节的喜乐藏在在心里,而不能在外表显现出来。因为,这里的各个山坡上和许多绿荫的树下都摆放了很多神龛、宝塔和菩萨的塑像。前几天,我们注意到一种从未见过的菩萨塑像,数量特别多。今天早上,克阿林先生问了船老大的妻子后才知道,眼下的这段江岸两边邪鬼尤其多,所以要摆满菩萨塑像。还要每隔固定的一段时间,杀一只公鸡来拜祭菩萨,菩萨‘吃了’鸡肉后,就能识别邪鬼了,并保佑路人的平安。这些邪鬼多为含冤自尽的亡魂,他们就在世间四处游走,伺机寻找昔日的仇人报仇。船老大本人几乎整天横卧在船上抽烟,船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全由他精明干练的妻子在打理。克阿林先生每天清晨都在用中文为船上的中国人主持祷告。他们是:两位男仆(分别服侍克阿林先生与皮特夫人),一位语言老师,一位从成都专程来开年会的圣经女教员,还有皮特夫人的保姆等。船老大的妻子也被克阿林的祷告吸引住了,天天都来听他布道,今天早上竟然还把十岁的小女儿也带来了。今天阅读和讲解的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注意到,她今天第一次也跪下在作祷告,而不再是坐着旁观了。谁能预料,这样撒下的种子将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
上周六傍晚我们到达泸川,主日那天是与内地会女同仁们一起度过的,我们感到既愉快又受益匪浅,在这座城里并没有其他差会的传教士。克阿林先生与他的同伴去参加礼拜活动,她的夫人和我一起在休息,享受坐着安乐椅看书的感觉。下午我们自己用英文唱诗歌,祈祷和一起交谈。这些活动让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不久我们就再度启程出发了,沿途我陆续读了几本书,对了解中国的民风、习俗、迷信很有帮助。一本是史密斯(A. H. Smith)著的《中国人的特性》(Fleming H. Revell公司出版),另一本是杜博伊斯(Dubois)的《龙、偶像与鬼》(纽约Armstrong公司出版)。
当地正值麦收季节,橙子树的花盛开着,榕树与竹子四季常青,新旧叶子相互交错。插秧苗的农活也刚刚开始。春、秋景象奇妙地并存着。”
这是福特小姐在到达成都前的最后一封信。她是1895年5月到达的成都,5月28日,成都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成都教案”。她虽然是冒着中日开战的风险离开的加拿大来到中国,但刚到目的地成都就和她的弟兄姊妹们一起遭遇了一场劫难。
在《每月通信》1895年11月期上还登了福特小姐的一封信,虽然没有写信的日期,但从信的内容来看,她是在到达成都,教案发生后写的。信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前面部分还是是讲述了他们一行人在离开宜昌和到达重庆的经历,后半部分是教案发生后,他们撤到上海的情况。
信的前半部分内容如下:
你们6月28日颇感亲切来信两天前我就收到了。想必当时你们写信给我,把它寄往中国时,一定有只是想试一试的心情,不曾希望这封信能真正能送到我手中吧。然而,这封信最终还是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我的面前。这些日子我总在盼望家乡的朋友也能有如此冒险的举动给我写信寄过来,结果是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显然,他们是在等待我能给他们写第一封信。但在此之前,我们这里足足有数周是无法进行通信的,这段毫无音讯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
我想在那段奔波途中给你们各位的信,其内容似乎有点不完整。这里,我稍微详细地再说一遍。3月4日,我们乘坐两艘分别有四个舱屋的木船离开宜昌。其中一艘船上是载有克阿林夫妇,马嘉礼医生(其夫人不久前在返回美国途中遇难去世了。)及他的两个孩子,还有自愿护送这两个孩子们前往重庆的护士基萨克小姐。
另一艘船上则是重庆来的鹿依士夫人,她本来也是为了陪同马嘉礼夫人去上海(遭遇了船只失事和行李丢失)、科利尔小姐、盖洛韦小姐、迈耶小姐和我与她们同行。四位年轻女士都是初来重庆的美以美会的成员。每天晚上,我们的这两艘船都是紧紧地靠在一起停泊,我们一起共度过了许多愉快时光。在重庆召开的美以美会的年会使得我们在重庆滞留了两周之久。
甘来德医生夫妇 (Dr. and Mrs. Canright)及皮特先生夫妇 (Mr. and Mrs. Peat) 是为了参加年会专程从成都来到重庆。他们返回成都的方式却不同,甘来德医生夫妇与皮特先生是乘坐轿子返回成都。皮特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则与克阿林夫妇和我继续乘船。他们乘轿子需要走十四天的时间,而且每天晚上都要住宿在当地人的客栈,在当时酷暑的天气下这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乘船的行程同样也不是很顺利,因为河中的水位过低,船在行驶过程中,我们这些人也经历了三天的煎熬。在与美以美会同仁们一起旅行的过程中,倒让我能比较深入地对四川省内的各个卫理公会教会团体有了些了解。
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已经有数年的时间了,英国领事馆就设在那里。新条约刚签订初期,还误传成都会成为通商口岸。”
福特小姐这封信的后两段内容,将后面文章中叙述。
在The Missionary Outlook 1895年7月期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的华西差会报道。刊登这篇报道时,成都的教案已经发生。但加拿大教会方面当时只收到中国国内发给他们的一封电报,报文内容只有四个单词:‘Property destroyed, workers safe (财产被毁,人员安全)’报道的内容如下:
“我们的华西差会
过去一个月里,大家对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安危颇为担心。收到的电报只有一句话:“财产被毁,人员安全。”。想必还需要等数周时间,有关教案详细的书信才能抵达加拿大。差会办公室收到的最新的信件,都是来自赫斐秋先生的,日期分别是4月18日和22日。两封信都还只是说了当时的工作情况,在十八日那封信的末尾,他写下这样几段内容:
‘成都的事工正蓬勃展开。医院每天都被前来就诊的人挤得满满的,两位医生天天都忙得应接不暇。何忠义先生的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他和家人很快就会迁入新居。文焕章先生同样也忙得不可开交。请为我们和我们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祈祷吧。
中日战争的战事似乎对我们没有丝毫影响,当地百姓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我们如此友善可亲。
在这样的时刻,更显宝贵的是:我们这些因爱而将自身献给中国的弟兄姊妹们,在天父眼中远比我们所能想象更为珍贵。所有的忧虑都被天父所洞察,为了那贫穷而蒙昧的中国所献上的爱心奉献,绝不会白费,必将得到主的赏赐。”
以上的几封信都是在成都教案发生前写的。除了福特小姐在她的信中叙述的是她在来成都途中的经历外,白宝玉在她的信中写道:“发现街上的人们对我非常友好,也很有礼貌。”,赫斐秋在信中也提到“当地百姓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我们如此友善可亲。”。他们俩写信的时间都在1895年的4月份,这肯定是两位当时身处成都的真实感受。这也说明了他们,包括有着在中国工作30年经验的赫斐秋,都对即将发生的教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此,就在1895年5月底,这种理想化的感受被彻底地打得粉碎,他们在成都的工作成果在两三天内都全部毁于一旦,唯一所幸保住的是他们各自的生命。欢迎转载和引用。转载和引用时,请注明来自微信公众号“远方的枫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