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同时经历了国防力量的质的飞跃与外交格局的突破性重构。这并非两段孤立的历史进程，而是一场深刻的战略联动：国防现代化为国家战略安全提供了“称手的剑”，而外交突破则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了“破局的空间”。
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起步于一个极其薄弱的基底。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面对受阅部队仍使用“万国造”装备时，心情复杂地感叹中国“一穷二白”。抗美援朝战争以惨烈的实战证明，没有强大的自主国防工业，国家主权将时刻面临威胁。从毛泽东提出“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到邓小平时代推动军队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我国的陆军从单纯的步兵走向机械化，海军从近岸防御走向近海，空军则完成了从螺旋桨到喷气式的跨越。而“两弹一星”与战略导弹部队的建立，是国防现代化最核心的突破。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以及随后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威慑能力——通过掌握“国之重器”，中国获得了在美苏夹缝中生存并自主决定命运的战略筹码。
当国防尖端科技取得初步成效后，中国的外交格局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日恢复邦交。站在当下的节点回望那段风云岁月，其对未来的启示依然深刻，正如国防现代化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中国的外交也在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拓展，历史的逻辑从未改变：只有手握最锋利的“剑”，才能赢得最宝贵的“和”，只有在复杂博弈中保持战略定力，才能让那艘从1971年驶回的大船，在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