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雄才《汉水所见》纸本水墨,26cm×36cm,1954年
关于"笔"的概念。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作为一个孩子,他肯定不可能一开始就用毛笔,更别说水彩笔、水粉笔或油画笔了——必然是从铅笔开始的,或者是彩色铅笔。这是最初始的印象。
当然,后来在广州美术学院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很小就比同龄的孩子开阔了眼界。我们很早就接触到更多绘画工具,有些孩子如果不是在这个圈子里,可能长大都未必见过,而我们很小就有大量机会接触。可以说,我们对铅笔、彩色铅笔都很熟悉,小朋友都喜欢五颜六色。我小时候印象较深的反倒是彩色蜡笔,还包括油画棒——那种画出来效果类似油画的蜡笔。其实在幼儿园、小学阶段,我们基本上就全都见识过了。毕竟生长在学院派的专业环境里,什么毛笔没见过?提斗笔、鸡毛笔……我们早就熟悉这些东西的气味和触感,不像没接触过的孩子那样觉得新鲜好奇。我们很小就看惯了大人们摆弄这些各式各样的工具和材料。
因为我们毕竟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那时和现在完全不同。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不存在独生子女那种全家紧张规划培养的情况。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很多努力其实效果有限,就像现在的民工在工地搬砖供孩子读完大学,孩子回来可能还是做差不多的工作,难以跨越阶层,可能去送快递——本质上仍是劳动者。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我们当年其实没什么"上课"的概念,基本是放养。大人忙,而且那时正值“五七干校”时期,流行“读书无用论”,并没有刻意培养孩子。你喜欢画就画,有问题我就指点两句。说句实在的,那时大人们自身也受时代影响,被下放劳动——不知道您是否了解那段历史,我们曾在三水、英德茶场的五七干校待了好几年,我在那里读的小学。插秧割稻,打谷,所有农活都做过,小时候脚上被蚂蟥咬是常事。哪读什么书啊?就是玩,疯玩,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挺有意思的。和现在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了。

1958年,关山月、吉梅文和中国画系毕业班学生在武汉钢铁厂我父亲是徐悲鸿先生的研究生——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届研究生,这是非常难得的。徐悲鸿先生亲自授课、亲自指导他们。作为导师,徐先生在那个位置上责任重大,而这一届又是新中国中央美院首届研究生班,其地位与意义非同一般。
我父亲与黎雄才先生是搭档,他十分欣赏黎先生的艺术。黎雄才的风格并不完全属于岭南画派,他曾留学日本,作品中融合了日本画的元素,而日本画本身既受中国影响,又吸收了西洋和本土技法,形成了一种多元交融的特色。
我从八九岁开始,就大量临摹黎雄才的山水画,几乎把他美院教学用的所有教案都摹过一遍。连黎先生本人看到都觉得惊讶,称赞我画得好,十分欣赏。他也一直鼓励我不要放弃专业,要坚持下去。
尽管我后来曾中途去了部队、做过生意、也待过其他部门,但在艺术这条路上,其实从未真正停止。我一直都在画、在研究、在观察,即便经商期间也持续创作,因此积累了不少作品。我的特点是什么都愿意尝试,涉猎广泛,不像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只画一座山。这种多元创作的背后,也与我的经历和背景有关。
当然,从专业角度来说,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涉猎太广未必能样样精通。常言道“周身刀,冇张利”,什么都做反而可能不够专精。这一点,确实值得再斟酌。
讲述人:吉子榕,广州美术学院吉梅文之子,岭南美术专修学院教授,穗港澳书画院北美分院院长
整理人:李旺清,深圳技术大学客座教授,广州市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梅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