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章拆解曾国藩传-天津教案,晚节之困

同治七年，捻军平定后，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他对当地官场通加整顿：弹劾劣员、清理积案。在他的严厉整顿下，整个直隶官场风气为之一振，他的所作所为为全国各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打断了他吏治过程。
天津教案涉案死亡人数众多，更关键的是也涉及到外国高级外交官，事态极其严重。曾国藩临危受命，此时的曾国藩内心极为焦灼。其一自己身患重病恐无法支撑；其二此案极为棘手，处理不当后果严重。如果他因病推辞，理所应当不介入此案。可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的人，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推诿。虽患病但还没有到濒死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更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了一个颟顸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一次将国家推向灾难。

曾国藩决定接下了这个任务，但他预感自己可能会病死天津，走之前写了一份很长的遗嘱。
在办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并非甘心媚外，而是基于清醒的现实判断：当时大清根本无力与列强全面开战，仓促开战只会生灵涂炭、国本动摇。他选择以个人名节为代价，承担千古骂名，换取一时的和平与安定，是典型的 “以一人之忧换一国之安”。但在民众眼里，退让即是屈辱，妥协便是卖国。无人理解他的苦衷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