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显德与即墨教案

杨潜

出生于鲁西北，后迁居烟台

曾在空军服役25年，转业后供职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现为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

多年来致力于爬梳文献档案，钟情老照片研究，探寻微观历史，为清末民初“史实重建”略献绵薄

著有《北洋将军轶事》、《民国猛士吴佩孚》等。

      在近代基督教传华史上，郭显德是山东新教早期重要的开拓者。在不平等条约背景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官绅民众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事涉“人心风化”，本能地产生忌惮和抵触。郭显德在胶东传教初期，同样遭遇到无处不在的敌意，每年两次的乡村布道工作更是障碍重重，发展教徒数量很少。“即墨事件”是郭显德“拓荒”时期的一个案例，也是他在华宣教事业筚路维艰的缩影。这起教案的发生及事件善后处理，影响了郭显德乃至美国（北）长老会传教方式方法的调整，反映了这一时期新教差会为谋求发展的自我调适。梳理这起民教冲突事件，有助于认识基督新教是如何在中国本土逐渐落地生根的。

事件缘由

      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上旬，山东美国（北）长老会第十届年会在烟台召开。此前的年会多在登州举办，随着倪维思夫妇自登州迁来烟台，长老会在烟台的力量得以加强。按照会上议定的事项，派郭显德前往即墨，利用即墨一带金丹教信众主动要求皈依耶稣的时机，视情在该地建立新的支会。此时，郭显德已收到之前入教的乡民赵克礼等人的邀请和联名信，便动身前往。为了能在即墨久留，丧妻不久的郭显德把三个子女也一同带去，委托一位中国保姆照顾，在科埠租房安顿下来，自己则奔波于城南的乡村之间。

      郭显德先在董家庵（后改称南北岭）宣教传道一个月之久，又赴石沟、傅家埠、科埠等地，虽劳形苦心，却乐此不疲。这期间发展的教徒数量，因各种文献记载不同，当事者的后人回忆也有所差异，人数统计并不精确。据《中国的圣省山东》一书的编著者法思远所述：“基督教这种街头布道的直接结果，就是唤醒了烟台西南140英里的即墨县对基督教的兴趣。1873年，100人受洗加入了教会，其中49人为妇女。”①这一说法大致是可信的。赵文先是即墨最早入教的赵克礼之子，他在《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序文中说：“先严克礼公昆仲于同治初年，做斯门首领（指金丹教），不幸做事不密，捉将官里去。伯父充军，死于异域，先严出狱之后，适值郭牧师传道来元庄，听其道理，独异寻常，乃约会石沟、科埠、南北岭、北岭等处数百余党徒，悉归顺耶稣。于同治十二年秋，请牧师下即墨，为长期之训导。即于是年秋八月十三日，在元庄第一次堂会，受洗者甚多。余亦受孩提洗焉。”②赵文先幼时入烟台教会学堂读书，成年后做过郭显德的随侍，陪同下乡传教，后又送进登州文会馆深造。值得注意的是，即墨早期入教者的一些子女，先后被送入教会学校读书，从登州文会馆毕业后，不少人成为华人自立教会的骨干力量。

      郭显德在即墨传播福音、发展信徒，且久留不去，引起了官府和士绅们的疑忌，对金丹教大批信众加入基督教甚为不安。在地方官吏看来，“洋教”是到中国来毁坏儒学道统的，不仅挑战和削弱了他们的权威，还对政权稳定构成威胁。在乡村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乡绅们，对于洋教在乡间的传播，直接摇动了他们对宗族和百姓的强力掌控，更是对郭显德在即墨的活动深恶痛绝。乡绅对“洋教”抱有的敌意和戒心，也深深影响了社会底层的贫苦民众，很多人被鼓动起来反对洋教。而金丹教徒入教，也不见得全是真心皈依基督，为避免官府的长期打压寻求庇护，摆脱生活困顿，成为他们入教的最初动机。出身于金丹教家庭的董宝忱牧师曾说：“吾董家庵居民，素性憨愚，兼之劳役终年，一无所获。上之视吾居民，远不如一草一芥，故山称劳山，水称劳水，人称劳人。征徭疲惫，不遑休息，故遁于金丹教，以求慰于其心。官吏不察民隐，竟以白莲黄巾视之，捉将官里，动辄杖斩戍道。吾祖及父，亦金丹教小领袖也，捻匪初过，官家欲灭绝革命，为斩草除根之计，大事搜索，庐室为墟，生计凋敝。正值危急惶惑之愁，居民无所措手足，吾伯父即逃至烟台，从郭牧学道，受洗入教，此同治十二年五月初六事也。”③以上所述情由，也是发生这起民教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

事发经过

      郭显德来到即墨后，尽管巡回传道和吸收教徒进展顺利，但也承受着敌视、谩骂和嘲笑。在经过数月的辛苦之后，便在三个星期里，郭显德就为100人施洗，并建立了几个传教点。或许是从未有过的成就感，让他忽视了愈来愈近的不测之灾。同治十二年十月的一个安息日，郭显德独自骑马，从科埠前往董家庵主持聚会和圣餐礼拜。当日凌晨出发，中午返程途经华阴集市，经过一处露天戏台时，见观众拥挤塞途，郭显德拱手请求让路通行，忽有一名酒醉未醒的赌徒，因输钱郁闷，连声大呼：“打洋鬼子！”响应者捡拾河滩石砾，向郭显德投掷，顷刻人与马匹均被石块击中，幸好伤无大碍，侥幸脱险。事后告知即墨知县麦瑞芳，县官表面承诺保护传教士之权利，实则不闻不问。官府敷衍了事的态度，纵容了逞凶妄为的肇事者，另一起暴力围攻事件很快出现了。

      农历十月二十八日，距科埠约十余里的玉皇庙举办冬季庙会，届期都能引来十里八乡的大量民众，郭显德与众教友认为这是传教的好时机，于是分头前去。郭显德在寺庙院外择地设坛，向大众讲道。听众气氛热烈之时，忽有一帮无赖蜂拥而来，带头者是山前村一名卖烧饼的商贩。这帮人无端发难，一边辱骂一边投掷石块，击中了郭显德的头部、腿部，同来的中国助手一人受重伤，一人被殴打。情急之下，郭显德躲入寺庙的一间空屋。“洋鬼子”被打的消息迅速在集市传开，前来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危急时，乡民孙作清自愿保护郭显德脱险。此人任侠习武，为当地的痞棍所忌惮，当他们撤出寺庙时无人敢上前阻拦，出庙后亦不敢停留，郭显德忍着伤痛骑马逃回科埠。惊魂未定，有人送来消息，说闹事之徒不肯罢休，将于夜间前来寻衅。教友经过商议，决定傍晚时让郭显德悄悄离开科埠。他的三个未成年子女（最大10岁），分别由三位教友背负，又选强壮乡丁数人手持器械，把郭显德一行送至即墨县城。科埠距离即墨不过20里，但他们不敢走大路，沿乡间小路绕行50余里，凌晨到达时城门未开，只好在寒风中苦捱，狼狈困顿难以言状。天亮后入城，先把孩子落脚于元茂客栈，郭显德便去县衙报案。县官麦瑞芳也意识到此事的麻烦，劝说郭显德速速离开即墨，可以派县里的兵丁一路保护他们，并允诺会对事件查证处理。郭显德没有接受县衙派兵护送，次日自己雇了一辆马车返回烟台。④

      郭显德匆匆离开科埠的当夜，庙会上施暴的人果然寻至他的住处。这伙人破门毁窗，再启柜开箱，将屋内的值钱之物品搜掠一空。无赖之徒因没能找到郭显德出气，离开时砍倒院内的一株树，又牵走了喂养孩子的乳牛。郭显德离开即墨之前，曾委托助手林龙眉暂时留在即墨，处理相关的事宜。郭显德回到烟台，收到林龙眉托人捎来的信件，告知了财物受损、教友陷入窘迫的情况。尤其是即墨县衙的态度令他们失望，衙役、地保潦草塞责地查办了一番，仅找回部分被抢财物，对肇事者并无进行追究。参与施暴的人为赶走洋人而自鸣得意，声称还要杀掉入教的“二鬼子”，入教者惊恐难安。郭显德回到烟台后，亦向登莱青道官署报案，官方态度表明也是希望大事化小，安抚和拖延一向是地方官员化解危机的方式。郭显德久等没有下文，便向美国驻天津兼烟台领事施佩德详报，寻求国家援助。施佩德清楚，通过外交途径交涉美国人被殴击事件，须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照烟台官署，才能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至此，即墨事件遂演化为一起教案。

善后处理

      郭显德在即墨被乡民围殴及财物遭抢，由领事官施佩德照会登莱青道龚易图，要求共同处理这起暴力事件。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公使卫廉士照会总理各国事务的王大臣奕䜣，要求清政府过问此事。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与总理衙门关系较为融洽，不像英法等国每遇争端必表现跋扈，故中美高层之间的交涉未起波澜。登莱青道接到总理衙门的谕令后也态度改变，命即墨、福山（郭显德居住地）两县协同查办此案，札饬即墨知县麦瑞芳将涉案人员收监，押解到烟台受审。事情至此，解决在望，但没有想到是，这起并不复杂的教案被即墨知县拖延下来。

      即墨知县麦瑞芳系当年到任，广东清远人，早年就读于粤北著名的瑞峰书院，咸丰十一年（1861）中举人，因德才兼备，又被举为孝廉方正，从而踏入仕途。麦瑞芳任职知县之前的官履不详，他能以仕途受限的举人出身而实授知县，努力打拼了十余年，也算是官场中的幸运者，却未料竟因其任内酿成教案且处置失当，被清廷革职。即墨县衙为拖延肇事者到案送审，先是假称这些人均为渔户，常年出海打鱼，无法及时提诉。领事官施佩德指称，玉皇庙一带并不靠海，闹事之徒并非渔夫。上官催促施压之下，进退失据的麦瑞芳，向熟谙条约规定的福山知县宋作宾询问处理办法。宋作宾乃进士出身，在福山任上已经两年，多有与洋人打交道的历练。他劝说麦瑞芳既然中外立有条约即当遵守，不究涉事乡民，势必养痈成患，凡事涉洋人之事，办理不当必肇惹祸端。这番利害剖析，让麦瑞芳忐忑不安。即墨县衙没把肇事者及时归案，显然不是办案官员无能，官员们觉得若将他们捉去烟台受审，何以向“反洋教”的士绅民众交待。麦瑞芳眼见无法蒙混过关，遂想出一个更荒唐的办法，来防止涉事人员提前逃走。县衙对外谎称：凡涉案的一众人等前去烟台准保无事，必能与洋人打赢这场官司，还给他们发放了往来的盘缠。为此，即墨的官员自以为得计，但事后也成了被惩处清算的一项“罪行”。当28名肇事人员及证人到达烟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在押的囚犯。

      案件约从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间开审，登莱青道委派福山县初审此案。被关入监牢的犯人岂有抗拒之力，堂审进展顺利。次月结案时，龚易图函告施佩德前来烟台参加会审宣判。施佩德从天津乘坐美国炮舰沙科号来烟台，大有炫耀武力之嫌。宣判当日，施佩德由沙科号舰长及军官数人陪同，前往道台衙门。随后，将一干犯人提至公堂宣判。会审宣判结果议定事项，中美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择要如下：一、四名带头并两次参与石击的人犯，一人杖八十，两人各杖六十，一人杖四十，科埠、华阴当地地保各杖八十，并撤职。二、郭显德财物损失估银380两，在十五日内由入室者负责偿还，偿清之前不得释放，且由道台担保赔偿。三、其余从犯，在施佩德特别要求下，免于刑罚，不再追究。四、全部犯人都要具结，不再滋事，并保证郭显德在即墨的人身安全；凡与本案有关或另起的控告都不得受理。五、道台发布告示，公布案情及解决办法，并警告如有再行施暴，必从严惩处。⑤

      案件审结完，龚易图以“钦加布政使衔山东东海关监督兼分守登莱青兵备道”的名义发布告示，内称：“为剀切各遵条约，以期中外相安事：照得总理各国通商事务王大臣颁发各国和约，内有美国第二十九款，内开：耶稣基督圣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辱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不得骚扰等语，历经饬行在案。兹于同治十二年十月间，有即墨县民人拾石殴击美国教士郭显德，叫骂‘鬼子’，并将郭显德衣物失少一案。此事起衅甚微，几至酿成巨案。现经本监督提案到烟台会同美国施领事官秉公审办，除将为首滋事及地保按律分别杖责惩办外，其余人证，当时省释。该民人等违令妄为，殊属不法。此次系念初犯，是以从轻发落。但念中外相安日久，凡属绅民人等，均应恪遵条约，以期永远相安。本监督现与施领事官议定条规，合行出示晓谕，更恐别处民人，或有不知条约，妄事生非，为此刊刻告示。遍行晓谕。自示之后，凡绅民人等务宜一体遵照，毋得再蹈故辙，自取刑章。本监督实所厚望焉。切切此谕。”⑥告示将所有条规五项开列于后，主旨为既要切实保护传教和习教之人，同时强调中国教徒，必须遵奉中国律法，遇有诉讼等事，仍归中国衙门究办，与外国无涉，传教士不得出面为其庇护。对习教民人到堂不跪、欠债不还、包揽词讼不法等事，均列为犯禁之行为。

      为了杜绝该案在即墨的后患，特意申明“现结案系秉公认真办理，并无偏听证佐之言。所有案内被告及释回各人证，均具甘结，回家安业，不得再与案内证佐人等寻仇报复，别滋事端。倘有他项词讼，应各归各案办理，不得再借此案为词，以杜他弊。”条规中还规定了一些“枝节末叶”事宜，比如不准称呼外国人为“鬼子”，不准摊派教民迎神、社戏、修庙等事项的费用。⑦

      即墨教案的交涉过程，中美双方均能平和沟通。当事者郭显德并不要求严惩加害者，甚至向中国官员请求从轻处罚他们。美国驻华公使和施佩德也未节外生枝，与英法等国外交官员，常借处理教案，动辄漫天要价，或另有他图，大不相同。即墨教案结案的当天，郭显德联络多名美国牧师，致函施佩德表示感谢和敬意，签名者有梅里士、狄考文、倪维思、海亚西、高第佩、依克华，称赞施佩德排除种种困难和障碍，十分称职地维护了国家荣誉。在华40余年的传教士卫廉士，此时正代理美国驻华公使，他于五月十六日照会总理衙门王大臣奕䜣，对即墨教案办理了结致以谢意。这位造诣很深的汉学家，曾数次代理驻华公使，他在照会中说：“益见中外和睦更敦矣”，在不平等条约背景下的睦邻友好关系，只能是一种虚幻的愿望吧。

      根据《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中的记载，即墨知县麦瑞芳事后受到追究，被清政府革职，同时被革职者还有一名武职官员。因未找到相关档案，即墨官员受到惩办的具体情况目前不得其详。

余论

      即墨事件是晚清时期频发的教案中的一例，实为西方基督教向东方扩张的产物。教案纠葛了多种内部与外部的因素，如宗教使命感、地缘政治博弈、经济利益驱动等等。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是非功过，常常因其角度有异、时代不同，掺杂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而褒贬不一。先搞清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途径。从宗教与社会的视角，探求考察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和个体的所作所为，方能做出符合历史实情的结论。

      就郭显德传教实践而言，在传播基督新教的同时，开医疗、办教育、兴慈善等教会活动，无疑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教案发生后的应对处理，也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解决方式。诸如1848年发生的青浦教案，亦因民教纠纷致使传教士受伤，英国驻上海领事借机扩大事态，采取了军舰封锁港口、扣押漕船、派员赴南京威胁等“蛮横粗暴”手段，通过武力施压以达到赔偿银两、沪英租界扩大、上海道台撤职等非分要求后，英国人才肯罢休。而形成对比的即墨教案的处理，尤其是郭显德所表现的息事宁人态度，则得到胶东民众的好感，也赢得了人心，对于日后化解民教矛盾、和谐相处，起到很好的作用。

      晚清时期的登莱青道下辖3府28州县，在此范围内发布的处理即墨教案告示，对基督教在胶东地区的传播影响深远，告示的内容也有一定的标本意义。以往，民间反洋教活动鼓动者与策划者，多半是士绅与官吏，告示的相关条规，尤其是对即墨知县麦瑞芳等人的究责，对享有一定特权的官绅群体更具警戒作用。自此之后，在胶东地区的传教环境得以改善，传教士与官府、乡绅及民众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解。

      当郭显德再次回到即墨传教时，及时抓住事态平息后的转机，着手实施建立支会计划。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九日，首先建立元城支会（后改称元庄支会）。八月十二日，郭显德与长老王璋、林绪堂在董家庵成立庵岭支会（后改称南北岭支会），公举孙文伦为长老，董思江为执事。八月十六日，郭显德在傅家埠成立傅科支会（后改称石沟支会）。即墨支会建立后，按立（"按立牧师"是基督教中通过正式礼仪授予神职人员牧师职分的核心宗教仪式）仲允升为三个支会的正任牧师。⑧郭显德在即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不断调整传教策略，他认为随着教徒的增加，教会诸多事业的开展，离不开中国人的参与。必须培养中国自己的牧师，逐渐走向教会自主、自立之路。他从即墨入教的贫寒家庭中挑选年幼子女，送到烟台教会学堂读书学习，优秀者再考送登州文会馆，其中的佼佼者成为教牧人员。据史料记载，1913年山东长老会召开年会，与会的41位牧师，其中23人是郭显德的学生。

注释：

①《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近代山东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及其差会工作》，郭大松译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66页

②《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连警斋编纂，广学会出版（上海），民国29年版，第53 页

③《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连警斋编纂，广学会出版（上海），民国29年版，第43 页至第44页

④《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连警斋编纂，广学会出版（上海），民国29年版，正文第64 页至第66页

⑤《山东教案史料》，廉立之王守中编，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第111页至112页

⑥《山东教案史料》，廉立之王守中编，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第108页至109页

⑦《山东教案史料》，廉立之王守中编，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第109页

⑧《郭显德传——在华56年的宣教士》，魁格海著，改革宗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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