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殷家巷:一八九〇年高邮教案的策源地竟是汪曾祺故居

如今，这座因高邮人“群起逐之”而被迫迁址的教堂，还在“北门内仓桥”（或称北仓桥，现为西后街北端的工商巷），依然是基督教举办活动的场所。但英教士麦嘉悌最初规划建堂的“殷家巷”都不知所踪，除了民国《三续高邮州志》的记载，其余版本的州志及现在的地图均无这条巷子的记录。高邮人抵制在殷家巷建洋教堂的原因是“有碍文庙风水”，那这条巷子当临近文庙，文庙在城东，所以，殷家巷或许也在附近。循着这个思路，我便于民国州志《高邮城厢平面图》[2]，沿东城墙及延长线仔细检索（颇费眼），果然看到“殷家巷”的字样。

上图方位是上西下东、左南右北，方格直径（边长）一百丈，约相当于现在的三百五十米。图中红圈示意即东西走向的“殷家巷”，左上角红圈即“耶稣堂”。英教士最初购买的民房在城外，换购后的民房则在北门内仓桥西，两个地点的直线距离约一公里。

有悖直觉且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教堂为什么建在北门城外，高邮人就要群起逐之，迁到城墙里头后，大家伙反而却容忍了下来？这两处选址距离文庙（城内东北区域）都不远，原址毕竟还隔着一道城墙，“风水”的“吹淌路径”必须绕道东门或北门；现址与文庙却同在城墙里面，移建后的耶稣堂坐西朝东（别处教堂的朝向似有不同），房顶上高高的十字架，对着东城的文庙方向，“有碍风水”的程度应该更大才对。

那又是为什么呢？好在这两处地点离我家都很近，得空便去闲逛。教堂还在原处，西后街再向北一点，挨着北门旧址，红色的十字架有点突兀，平常并不开门，比较冷清。

对照《高邮城厢平面图》找殷家巷也不难，沿北门大街向北几百米便是与东台巷交叉的北市口，东台巷还沿用旧名，再向北一百多米，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平行巷子，应该就是殷家巷的西段。我兴冲冲地跑过去看街道名称，上面赫然写着：东大街。沿东大街再向东，南北两侧各有许多巷子，其中有：陈家巷、冰房巷、炼阳巷、天王巷、草巷口。

这些巷子的名称大致与《高邮城厢平面图》的地名或建筑一一对应（下为上图拍摄路线图），由此可以确定，现在的东大街，或至少其中段，应该就是清末一八九〇年的殷家巷。

东大街在清代叫孝义东铺，解放后叫人民路，年长者则通称东街。[3]“铺”与“街”、“巷”的意思有微妙的区别，前者是区块，是一个面，类似于今天的社区；后者则是线条，是一条线；再用数字排序，便可定位到准确的地点，是一个点。我原来搞不懂东大街的名称由来，城东的大街？显然不是，这条街明明不在城东，而是由西向东横贯城北。原来用“孝义东铺”来解释这个“东”字，便很合适，北门向北有两大片聚居区，一东一西，东曰东铺，西曰西铺，所以才用“东街”或“东大街”命名这条位于“孝义东铺”的商业街。东大街的名称由来并不久远，并且经过几次变化，但从高邮教案发生的一八九〇年，至民国州志刊刻的一九二二年，这条街的中段，一定叫做殷家巷。

通向殷家巷的草巷口很窄，再往东便是向南的傅公桥路，是条大路，原来也是小巷，叫科甲巷。沿傅公桥路（科甲巷）向南是汪曾祺纪念馆，汪老的故居便在这里。我突然冒出个奇怪的念想，在汪曾祺的200万字的作品中，有90多篇、100多万字是写故乡的人和事的，其中又有一大半是写东大街即他家周围的人和事。[4]但汪曾祺似乎没有写过关于高邮教堂的故事，却写过许多寺庙、道观及其中人物的生动刻画，这些故事大都有原型，是汪曾祺熟知、至少知晓或有印象的人和事。我想，倘若这些原型人物比汪曾祺年长四、五十岁或更多——他的书中有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便是当初驱逐洋教士的那些高邮人。

汪曾祺出生的三十年前（一九二〇年，民国州志刊刻那年虚三岁），洋教士购买了他家附近殷家巷（今东大街）的民房，准备开办教堂，汪曾祺幼时的那些长辈或邻居，当时应该是十几、二十几岁。关于建教堂的事，他们及他们的长辈均表示强烈反对，并采取实际的驱逐行动，知州陈道济竟然没有像其他地方官员那样一味偏袒洋人，弹压百姓，甚至还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高邮百姓的意见：拨出学租余款洋银三百一十二圆，抵偿洋教士当初的购房款，赎回殷家巷的民房，算是顺从了周边民众的驱逐意愿。当然，知州也不敢得罪洋人，洋教士转头便用这笔赎款购买了北仓西的十九间民房，建起了他心心念念的教堂。新址靠近北门，便于官府监控，与原址相比，也偏僻了一些，高邮人的反感情绪也就不那么激烈了。

教堂遂在北仓桥西得以立足，教案得以平息，殷家巷的百姓赶走了洋人，汪曾祺的幼年、少年记忆中，也就没有留下多少洋人与教堂的身影，人们甚至都不怎么提及当年驱逐洋人的“壮举”，否则以汪曾祺的聪慧和敏感，他应该会写点什么，他所熟悉的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有和尚，有道士，还有尼姑……。

从中汪曾祺作品的人物中，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一些非理性的感观印象，即当时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教堂出现在殷家巷。所谓妨碍文庙风水，或只是表面上的理由，人们更加在意的是生计，维持生活和生存的资源。因为教堂的存在，是一种切实的妨碍乃至威胁，因为教堂里的洋教士，要求他的信徒，不准去祭拜中国人的先祖和神仙，也不准他们参加及出资赞助各种迎神赛会、唱戏庙会等等活动，这会断了殷家巷许多人家的信念和生计。

殷家巷里的人家，条件好的，比如汪家，本就信奉且依赖这些儒释道传统生活方式的精神滋养，他们都是有头有脸有实力的人物，能掌握全面、详细和准确的信息，还能向官府传达一定的影响和压力。条件不好的底层乃至边缘人家，他们更离不开基督教所排斥的那些传统庙观及相关活动，他们需要从中讨口饭吃，做小买卖，干苦力活，接受施舍，乃至乞讨。

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中，经常出现杨家的香店：“侉奶奶的家是两间草房……。她家的后面，是一带围墙。围墙里面，是一家香店的作坊，香店老板姓杨……。从门口往里看，便可以看到一扇扇像铁纱窗似的晒香的棕绷子，上面整整齐齐平铺着两排黄色的线香。”[5]

杨家香店的老板或许打听过，教堂里的礼拜活动，不用烧香，还禁止信徒回家烧香拜佛祭祖，那香店的生意还怎么做？不难想象，当杨老板听说家门口要建一座教堂，他会怎么想，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