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这本书从现代性开始，一直讲到后冷战时代的争论。什么是现代性？启蒙理性主义推动现代历史变革，产生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结果造就了现代世界，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现代性就是用来指称这些特征的术语。”
从观念上讲，现代社会的到来带来了两大转变：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二是个人主义的转向。前者指人类开始探索自然、利用自然、改造乃至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后者指人开始被首先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群体，进入别的群体。
两大转变带来两大挑战。挑战之一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和天道，那应该相信什么？或者俗套地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挑战之二与社会生活的秩序有关——在以理性为基础的世界里，人人自由平等，那谁应当统治谁呢？统治的理由经得起推敲吗？这两大难题是现代思想面临的问题，也是现代性问题，这本书就是关于各位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和回应。
我们首先探索现代人关于心灵的困境。要从我曾经避之不及的马克斯·韦伯开始说起，他是现代思想“走向成年的里程碑”，他的墓志铭是《浮士德》里的一句话，“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这句话用在韦伯身上再恰当不过。
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或者说症结所在。理性为光怪陆离漫天神佛的世界祛魅，但祛魅之后，现代人要如何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呢？科学和理性给不了答案，因为它们只能给方案，给不了价值。
韦伯说，祛魅之后，是多元价值无尽的斗争。因为人总要寻求意义，“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但是，可选的价值太多，人又很难为自己的选择给出确定的、自我信服理由，“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读到这里悄悄松了一口气，还好还好，是时代的病症，不是我的病症。
关于理性，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事实判断，不关心目的，只计算达到目的的最优手段；价值理性是价值判断，有很多主观因素，因此没有标准答案。工具理性是确定的、有标准答案的，而价值理性恰恰相反。因此在实践里，工具理性常常压倒价值理性，也就是说，对手段的追求常常压倒对目的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的人看重艺术、有的人赞美爱情、有的人崇尚自由，但大家都无一例外同意——钱是很有用的。齐美尔讲“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但他也讲“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对终极价值的迷茫最终导向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我们的回避型依恋大师克尔凯郭尔在大学时期写下这段话，他为信仰和真理之间的逻辑断裂纠结一生，最后发现无法完全依靠逻辑和推理来确证信仰的可靠性，只能纵身一跃才能跨过这道鸿沟，至于一跃之后是粉身碎骨还是抵达彼岸，谁也不知道。
但对于尼采来讲，虚无并非来源于我们对信仰的怀疑，而是来源于信仰本身，准确地说，来源于我们对充满确定感的形而上学的信仰。信仰形而上学意味着我们相信在可感知的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本质世界、相信这个混乱的世界有目的、有一种统一性。对这样的世界的期许虽然能够安慰人脆弱的心灵，但是很遗憾，这样的世界并不存在。这样看来，好像信仰与不信仰都能轻易导向虚无，现代人还真是容易虚无。
但是虚无并不直接导向消极，因为既然没有现成的价值等你发现，那你就可以尽情创造自己的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在西西弗斯身上，就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作者讲“尼采喜欢一个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掉；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过于直白震撼到我了...尼采想说什么，作者也没太解释清楚，但我觉得解释这段话可以开个研讨会。
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讨论尼采的研讨会是弗洛伊德主持的，（插播一则八卦：让尼采惊为天人、拒绝了他两次求婚的莎乐美极其仰慕弗洛伊德，51岁专程拜访弗洛伊德，恳求之下终于成了他的学生和助手）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理性人就此死亡。但是精神分析法不太具有说服力甚至有点伪科学，论据之一是虽然弗洛伊德一直以科学的名义推广他的学说，但是曾经有学者参考超过7000位病人的资料，得出结论“如果说别的疗法疗效平庸，那么精神分析疗法可能还阻碍了病人的康复”（原谅我笑出了声）。但弗洛伊德让我们直面并承认欲望的正当性，如弗洛姆所说“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
至于萨特，可能因为“他的人生实在精彩”（这是作者对萨特的评价，我大概觉得这是对人生的最高评价，甚至没有之一），所以永远是八卦先行。和波伏娃，“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一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 和罗素，一起组织国际法庭调查审判美国的战争罪行；和加缪，成为好友而后又决裂，萨特说“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因素很多，让我们分开的因素很少，但那样的很少也已经是太多了。”
思想随后。萨特认为，存在就是虚无，并且这一命题导向自由。因为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么人的存在就是虚无。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本质决定命运，那么先于本质而存在的人就不被任何命运所限定，也就是说，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
但是，绝对的自由会带来绝对的责任，你必须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承担所有的选择，做自己生命的孤证。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吗？是的。因为他人即地狱。“因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
当年读《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读到的只有希望，现在看来，存在主义的起点是虚无，终点是孤独，起点与终点之间，还有沉重的责任。但那又如何呢？看清真相，继续战斗。人生无意义，人仍然可以成为强者。人是徒劳的激情，人注定孤独，但既然可以选择，那么就去选择，然后为选择负责。That’s all.
这是现代人关于心灵生活的困境。而关于现代人在公共领域遭遇的挑战，或者说，现代世界的社会政治困境，作者聚焦于现代理性主义的社会构想。作者认为20世纪是文明时代的野蛮，是理性时代的疯狂。理性，或者说观念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吗？以赛亚·伯林曾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而在引用这句话之后，伯林自己还加了一句：“如果思想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那么也只有通过其他思想家的努力，才能来化解。” Let's go.
讲20世纪的野蛮和疯狂就绕不开德国纳粹的大屠杀。鲍曼对此有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有可能实现。因为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把暴行变成了一条工业流水线，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只需要拧好自己负责的螺丝钉，在这样的例行公事中，人很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所以在鲍曼看来，防范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始终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来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阿伦特将大屠杀解释为平庸之恶的后果（banality of evil），意思是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为什么说没有残暴动机呢？因为它“完全不可理解”，因为“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在阿伦特看来，纳粹德国时期“人们依法作恶”，所以怎么才能不变成坏人？不是循规蹈矩，而是做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对错的判断。“如同苏格拉底那样，用思考恢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既然理性难以应对道德困境，那真善美之中，看来看去，只有求真，理性还能勉强胜任。波普尔求真，他从科学领域的证伪主义走向了政治哲学的批判理性主义。他说因为理性是有局限的，人会犯错，所以不要去做整体和全面的社会规划，因为我们找不到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也因为人类知识的增长本身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所以他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
波普尔的好友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他把高度理性化的、整体的设计称作“理性的自负”，他在《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里说，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纳粹的灾难和苏联的失败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洁癖”都来自所谓的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苏联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也在于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设计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行的。
忘了当年是哪门课，读的文献里有一章讲psychopath，里面写“Madman is not the man who has lost his reason. The madman is the man who has lost everything except his reason.”这句话放在这里很合适。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但也许，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说“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以赛亚·伯林做刺猬时，始终关心的一件大事是：为什么许多政治实践原本出于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伯林的思考始于多元的价值。他认为价值多元且不可通约，“（我们）需要选择，需要为了一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这就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这一信念塑造了他对自由的思考。伯林认为，人有两种自由——消极自由（free from）与积极自由（free to），消极自由是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的自由，即摆脱障碍的自由；积极自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即实现目标的自由。为什么美好的愿望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很多对他人的奴役和强制就是打着积极自由的旗号——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但是你现在还不明白，我是在帮你实现它、帮你实现真正的自由。
马尔库塞认为，还有一种比“强制”更加危险的控制方式，它让你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制度的控制，陷入一种“舒适的”不自由之中。这就是贿赂。不是一个人贿赂另一个人，而是社会贿赂人民大众——资本主义让你享受了舒适的生活，特别是满足了你的消费欲望，用这种方式换取你的服从，这就是“自由的奴役”。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 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
在追问如何打破这个循环之前，请允许我插播一段马克思，作者说“在这份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的确相当精彩，我也忍不住要和你分享：
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结果是什么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极其振聋发聩，这一次是马克思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说回马尔库塞，要打破这一循环，他期望一场摆脱资本主义异化的变革，但很遗憾，这样的变革似乎并不可能。因为大量原本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中产阶级壮大，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内，如果革命，他们将失去的已经不再仅仅只是锁链；也因为资本主义学会了将异端改造成主流，改造成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像摇滚曾经极具反叛性，但资本主义给它舞台、给它排行榜、给它巡演、让摇滚人变成大明星、进入上流社会，最终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那么还有希望吗？在《单面人》的最后，马尔库塞引用了本雅明写下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