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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回:武状元耕读砺风骨鄱阳县教案起风波

2026-04-07 06:22:24

话说光绪二十年，朝廷下诏开武科。时鄱阳有张鸿翥者，字高腾，城外东湖里人。自幼业农，魁伟有膂力。乡中有识者，劝其习武事，以尽己长。鸿翥从之，于是日日勤练武功。果然中武举。鸿翥每日惟灌园捕鱼，以奉老母。农隙时，则举刀剑弓马而娴习之。其师郑志鸿，乃武生，重侠义，精星相。曾谓鸿翥道：“吾观人多矣，你之貌相堂堂，后必贵。”一日，志鸿至鸿翥家，谓鸿翥道：“今北京开武科试，宜即往北京，以应科试。”鸿翥黯然不语。郑志鸿道：“莫非无盘缠乎？我以为你备之矣。”乃赆以白银一锭，番银二百元。为之卜吉日，与同学徐光斗（武举，凰岗人）偕行。这一日至山东，宿于旅舍，夜半满室有光，一虎伏榻下，鸿翥鼾声如吼，徐光斗见之，惊恐成疾。留数日，不敢出发，自是避之不敢与鸿翥同舍宿。是年，鸿翥果以是科成进士状元及第。不久授御前头等侍卫，旅京华十余年。

鸿翥因少家贫，未尝从学，目不识丁，实为人生憾事。后得遇邑人周侍御承光，遂执弟子礼，拜入门下就学。周承光，字藜青，号紫垣，鄱阳镇十八坊人。工制艺。光绪丙戌进士，曾任国史馆编修，累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兼署福建道监察御史。居京邸十余年，尤笃于乡谊，奖掖后进。鸿翥初握笔学书，波磔点画皆生涩，宛如垂髫稚子初入蒙馆，一笔一画摹写不休，毫不敢懈怠。

京师多赣籍官员，鸿翥久居其间，渐与诸公相熟稔。他深知己身学识浅薄，遇事便俯身虚心求教，执礼谦恭至极，不论对方官阶高低，皆以诚相待。每日临帖不辍，腕力日增，不数年，书法已端厚凝重，兼擅楷隶，进而能草拟文檄、挥毫作书翰，跻身艺林之列，旁人竟忘其本是赳赳武夫。

既通文墨，鸿翥更潜心研习兵法，不甘囿于古法。他遍求东西洋军事典籍，夜以继日披览，从队列坐作进退之章法，到新式枪炮之构造、射击之要诀，无不穷究其理，了然于心，渐成文武兼备之材。

宣统初年，朝廷授鸿翥湖北德安参将，秩列三品。按例，此等官阶供张奢华，府第车马皆有规制，然鸿翥素性俭朴，始终保持农家本色。他布袍素食，与士卒同食同宿，训练之余，常与士卒闲话农桑，毫无官长架子。

鸿翥自憾早年失学，每对部下言及往事，辄以己为诫：“吾少不识字，诸事掣肘，汝等不可重蹈覆辙。”故军事训练之外，必在营中设蒙馆，聘先生教士卒读书识字。他亦亲往督课，亲手批改作业，勉励众人“习文以明礼，识字以知义”，士卒皆感其诚，学风日盛。

后辛亥鼎革，天下易主，鸿翥无心恋栈官场，遂解甲归田。归乡之时，囊橐萧然，贫如昔日。时年已五十，他却不恋昔日荣华，依旧芒鞵布衣，回到故里重拾灌园捕鱼旧业。每日黎明即起，荷锄耕园，或驾小舟捕鱼；日暮时分，肩挑蔬果步入市集售卖，布衣蔬食，面色黝黑如老农。市井之人只当他是寻常乡邻，谁曾想这便是昔日钦点状元、三品参将？古人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鸿翥之谓也！其高风亮节，足为世范。此是后话，不题。

且说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渐入中国，以传道为业。彼时宣教师多有殉教精神，为融入中国社会，舍洋装而着华服，饮食起居皆与国人无异。往昔被视为异端邪说之宗教，至此渐与中国社会相融洽。对于中国人崇拜孔子、祭祀祖先等固有信仰习惯，多数传教士亦能尊重，不加干涉。然天主教之宣教师，挟其教义，限制颇严。

西历一七〇四年，罗马教皇克列门第十密遣次鲁囊至北京，任教皇代表，谒见康熙。康熙帝赐坐，设盛宴，亲杯劝酒，并阐释国人崇拜祖先之意。同年十一月，次鲁囊获教皇勅书，不许基督教之神称“天”，严禁中国基督教信徒行祖先崇拜仪式。然当时天主教宣教师未肯服从教皇命令，反从中挑拨，致使康熙帝对基督教徒施加压力。次鲁囊恐失与帝调和之机，未立即公布教皇勅书，后仅摘要公布，且排斥帝对神学之意见。帝怒，命捕之送至澳门严加禁锢。一七一零年，次鲁囊瘐死于狱中。

其后世宗雍正时，又发现教师中有与宫廷密谋者，迫害更甚。依闽浙总督满贵之奏，除在北京从事钦天监等职务者外，其余宣教师不得在澳门以外内地居住，天主教堂亦改作公所，严禁人民信旧教。乾隆七年，罗马教皇发表教书，确定中国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仪式。清廷以罗马教皇干涉内政，侵害国家独立，遂禁止各地方天主教堂活动。此时欧洲各国因内部事务繁忙，无暇顾及中国布教事业。

鸦片战争后，国际形势剧变。道光二十四年，法国派遣全权委员拉古勒于北京签订黄埔条约，并据奏请，准许自今以后，凡奉天主教者，不问内外国人，只要不违背本国法律，决不予以处罚。然此奏章及上谕未予公布，地方官多不遵奉，虐待教徒之事时有发生。至文宗咸丰时，官民对西教之嫌忌更甚于前，清廷竟废止从前许拉古勒之特权，密旨地方官对教徒严加处置。

我国自汉武帝崇尚儒术以来，历代帝王多窃取孔子尊王大一统之说，以维持其万世基业。帝王以天子自居，所谓“父天母地”，实具神权作用。民间普遍张贴之“天地君亲师”，实为偶像崇拜。故凡教义足以破坏封建制度或宗法社会者，皆为帝王所不喜。且欧美民主风气随宣教传入，将形成东西文化交流之势，帝王为维护统治，遂养成一般人民盲目排外心理。

西教反对拜孔，虽经意大利人闵明我阐明“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之意，然此仅为闽氏个人见解，中西教义始终为此争执不休。光绪二十八年，山东官学堂总教习赫尔，因东抚未肯通融礼节，以去就力争。东抚周馥复函称：“敬拜孔圣，乃中国至重典礼。国家功令所在，本部院何能另订通融办法？前总署通行各省，准教民一体应试，即应准其服官治民，若学堂不拜孔圣，则自弃于圣教之外。除非仿照中国释道二教，不取自进则可。”可见双方争执之激烈。儒教与基督教之间壁垒森严，彼时西人布教，多趋重下层阶级。

西教反对崇拜祖先，不仅关乎宗教道德，更与宗法社会紧密相连，涉及一般利害问题。教民不拜祖先，便与宗族脱离关系，从前共有财产，或拒绝分配，或不予共同享受。宣教师有保护教民之责，不得不干涉，遂庇护教民，要挟长官，抑压士庶，民教矛盾由此日积月累，形成后来民教问题。

咸丰七年，英法联军陷广东；八年，陷大沽，订天津条约；十年，陷北京，订天津续约。光绪二十四年，德租胶州湾，英租威海街；二十五年，法租广州湾，均以教堂而起。国人既恨教士之横行，更恨教民之卖国，仇教之风遂至无可收拾。义和拳之乱，始由戕杀英国教士而起，后以端王载漪利用为政争工具，招致入京，遂有杀害德国公使及围攻使馆之事。其行动虽愚昧，然动机出于爱国之诚。一夫倡乱，全国响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鄱阳百姓久受教灾。从前北方变乱，南方人或不知闻。此时电讯已通，上海出版之《申报》渐流传至鄱阳县境，转辗传说，皆称端亲王为神人，董福祥为天将，义和团刀不能杀，枪不能入，皆是“扶清灭洋”盖世英雄。鄱阳百姓冤愤填膺，隐忍待发。

其时江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与外人订保护教堂之约，严令府县文武官员妥为保护。然保护愈严，民心愈奋，匿名揭帖满街皆是。时有江南自强军新招之勇过境抵鄱，勇多山东籍，驻扎北门外关帝庙，纪律极坏。府县不能制。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十五日午后二时许，众勇拥至天主堂，首先纵火，一时随声附和者无数。

神甫陶文膳，由知县陈祥燕翼蔽而出，以所来肩舆舁之而行。知县翎顶补服，步行尾随其后。行至桑家巷，两旁观者眼见父母官受此凌辱，怒火中烧。道士杨连洪，手掷一块巨石，将陶神甫之头打破。知县左拱右揖，终以行动迅速，脱离险难，后由县星夜护至浔休养。

县城天主堂遭焚毁后，四乡天主堂如四十里街、胡家桥等处，不久亦遭焚毁。教民住宅有折毁者，有为保身家被迫参加教会者，均自动声明悔教。教民之中有狡黠者，潜赴九江，指控地方绅衿百余人，几于罗织殆尽。

本县天主教堂被毁后，引起国际交涉。当时办结情形可知者，知县陈祥燕旋即去任，捕禁殴击陶神甫凶犯杨连洪一名，旋释。地方士绅依据浔约，判处武生詹丹桂、附生周南、附贡曹化龙等五名五年徒刑。詹丹桂、周南解省羁押候审公所，约近两年，备受优礼，并未受苦。余三人始终未问。由县购买旧盐仓地皮，赔偿天主堂损失，此案遂结。

案结后，仅解决具有国际性天主堂本身问题。此时无赖教民凶焰万丈，到处寻仇报复，任意凌人。继任知县郭曾准，乃翰林出身，书生庸儒，无法处理。乃照会地方士绅吴培基、胡顺和等组织教务公所，凡民教案件，先由教务公所调停，然所能就范者，不及百分之一二，郭曾准几于无法应付。同时教士听教徒片面之词，事事代为申理。自八国联军入京，订立辛丑条约后，官府媚外，一切唯命是听，所有安分良民，羁囚累累，狱为之塞。

不久郭去，大府檄调试用知县应衷署鄱阳县事。应衷貌极清癯，人甚干练，终日坐堂皇，接受人民诉状，访得教民中有专以讹人为事而健讼者数人，当告状时，不问情由，立予痛笞三百。连笞数人，并称以后署状，凡自称教民者，悉如此例。神甫出而干涉，不予延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教士谒见不得拒绝），其有致函关说者当堂焚毁。自后无赖教民，不敢出头首告，亦从无自署教民者。法律平等，至此渐趋于常轨。以前民教案件，曾不旬日而清理殆尽。民教倾轧之风，至此而息，驯至相安无事，邑人德之。省垣鄱阳试馆，有署鄱阳知县应衷号莘丞长生禄位牌，鄱阳人瞻仰者络绎不绝。旋经赣抚李兴锐查参入奏，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奉旨以办理教案未能持平革职。如应衷之人，真古人所谓强项令者焉。

正是：一朝强项安黎庶，千古清风鉴汗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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