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听书 | 《秦汉史讲义》
中国古代传统“大一统帝国”如何诞生？？
划重点
- “周秦之变”指的是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的封建小共同体社会制度“周制”，被权力集中的大一统官僚帝国制度“秦制”所取代。这是中国传统历史上第一次里程碑式的变革，锁定了此后两干年大一统中央帝国的政治制度路径。
- “周秦之变”发生的主要动力，在于春秋战国时代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以及诸侯争霸战争动员汲取资源的需求。
这本书能为你
- 揭示周制与秦制的本质差异，理解周秦之变从“小共同体优先”到“编户齐民”的制度逻辑；
- 剖析制度变革的深层驱动力，了解中国当时技术进步与战争需要，对大一统帝国制度出现的推动作用；
- 反思中国古代权力与社会的关系，认识“弱民强国”背后的治理逻辑与历史代价。
适合谁听
内容简介
本书以秦晖在清华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为蓝本，增加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几经整理修改而成。
不同于最初的课堂录音，此次成书比录音记录多出近一倍内容。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断代史著述，本书略于政治史，而从纵（时间上的周秦、汉唐对比）横（空间上的秦汉与罗马帝国对比）两个维度来探讨秦汉帝国那套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由来，以及它们在秦汉以后的影响，高屋建瓴，对于当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已荣休），博士生导师。著有《南非的启示》《共同的底线》《田园诗与狂想曲》《传统十论》等。
导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大家好，我是谌旭彬，今天要为你解读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秦晖先生的《秦汉史讲义》。
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堪称里程碑式的大变革时代，叫“周秦之变”。它的意思是，周朝那种以血缘宗族为基础，封建性浓厚的政治社会体制，如何被秦朝开创的大一统君主集权，官吏国家体制取代。
在中国历史上，周秦之变是划时代的大事，影响后世长达两千余年。可以说，只要我们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且关心中国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就绕不开“周秦之变”。只有弄明白“周秦之变”是怎么回事，我们才能准确定位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乃至现代史，在整个人类文明体系中的真实坐标。秦先生这部《秦汉史讲义》，恰是迄今为止阐述“周秦之变”最为全面、深刻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出版于2024年11月，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分，体量也很大，总字数44万，拿在手里非常的厚重；但它原本的雏形，是秦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讲授的秦汉史课程讲义，当时还没留下完整的文字稿件，只保留了视频录像。后来有热心读者根据视频录像，自发将课程整理成文字讲义寄给秦先生。秦先生深受感动，于是在原讲义的基础上做了大幅补充和修改。这些增补修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近二十年间出现的新史料，二是近二十年间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有历史问题，也有与历史相关的现实问题。
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解读这本书。
何为周制？
要理解“周秦之变”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首先得说清楚什么是“周秦之变”。
顾名思义，周秦之变指的是周制被秦制所取代。周制对应的是周王朝存续期间，实施的整套政治制度；秦制对应的是秦帝国崛起后实施的整套政治制度。那么，这两套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从周制走向秦制，会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剧变？
先说说周制是什么。
整体来看，周制是一种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的政治制度，它的核心纽带是亲情伦理。孟子总结过这种制度的运作模式，叫做“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意思是生活在周制社会里，人们普遍亲近自己的亲人，尊重自己的家长，整个社会因此获得太平。这种社会的出现，与周王朝的建国模式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西周政权崛起后，主要通过分封宗族子弟来扩张影响力。获得分封的贵族，也主要依赖宗族力量去扩张封地建立国家。周天子下面有诸侯，诸侯下面有卿大夫，卿大夫下面还有士。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主要依赖宗族伦理来维系。如果把周天子与诸侯视为一个大家庭，那么周天子便是这个家庭的家长，诸侯们相当于家属。家属依附家长，要向周天子进贡；家长维护家属，要保护诸侯的地位与权利。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与士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如此层层铺展，就构筑起了一整套以宗族伦理为核心的统治模式。
以上是周制的大概情形。《秦汉史讲义》为周制总结了四大特征：
第一项特征，周制社会主要由各种小共同体组成，不流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式的大共同体。最常见的小共同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还有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门主-食客”关系。这种小共同体，往往是反大共同体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春秋时期，晋国有个贵族栾氏，因为政治斗争失败，外逃去了楚国。晋国政府随即出台政策，凡有胆敢继续追随栾氏的门客，杀无赦。结果有个叫做辛俞的人，真就胆大包天，坚持要跟着栾氏去楚国，结果被抓了起来。然后，当时的晋国国君晋平公就亲自审讯辛俞，问他为什么要跟政策对着干。辛俞说：我没跟政策对着干，政策说的是“无从栾氏而从君”，要我们追随主君，别追随栾氏。我们辛家给栾氏做附庸已有三代人，栾氏正是我的主君，我追随栾氏，便是追随主君，这有什么错呢？辛俞的自我辩护明显偷换了概念。晋平公口中的君，指的是晋国国君。到了辛俞口中，这个君变成了附庸者的主君。这显然是两码事。可是，即便辛俞偷换了概念，晋平公也不能说辛俞的选择有问题，只能释放他。因为辛俞遵守的是当时公认的政治伦理。他作为栾氏门客，只与栾氏构成小共同体；与晋平公之间，却不存在后世那种“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共同体关系。按当时的政治伦理，辛俞只有忠于栾氏的义务，没有忠于晋平公的义务。
第二项特征，在周制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孝必须排在忠的前面。众所周知，秦汉之后，也就是秦制时代帝王们，经常宣扬一种价值观，叫做“移孝作忠”。意思是如果皇帝需要你、朝廷需要你，而你又有父母要照顾无法分身时，必须放弃侍奉父母，转去侍奉皇帝。理由是皇帝乃天下人的父母，侍奉皇帝是大孝，侍奉父母是小孝，小孝必须为大孝让路。在先秦时代，在周制社会里，不存在这种小孝服从大孝的歪理邪说。郭店楚简里就有“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这样的话，意思是在父亲和主君之间，只有为父亲放弃主君的道理，没有反过来为主君放弃父亲的道理。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愤然投奔吴国，引来吴军攻陷楚国国都，还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在当时之人看来，伍子胥的这种行为很正常，通过鞭尸楚王来为父母尽孝报仇，一点问题没有；没人拿“卖国贼”“楚奸”这类帽子去攻击伍子胥。楚国大夫申包胥也只是责备伍子胥不该坐视吴军屠杀无辜的楚国百姓，没说他不该鞭尸楚王。
第三项特征，周制社会的基层治理相对比较温情。这主要是因为在靠亲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小共同体里，人们的交往半径不大，大家都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里。与今天人口经常大规模流动不同，先秦时代的百姓相对静态，许多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固定的居民点里。这些居民点的开辟过程，严重依赖宗族血缘关系带来的聚合力，居民点成型后的日常治理也仍然严重依赖宗族血缘关系。居民点里的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不但熟识，通常还要打一辈子的交道。在这种熟人社会里，自然只有那些人缘好、品德佳、有能力之人，才能成为有效的治理者。这也是先秦时代“乡举里选”模式产生的根源。周秦之变后，“乡举里选”渐渐被空降官员取代，熟人治理变成了陌生人治理。乡举里选出来的官员，全家老小要长期在本乡本土生活，得顾虑风评在意形象，施政会趋向温情而非严酷。空降官员则不同，他们是流官，不会在当地待太久，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尽可能超额完成皇权赋予的人丁钱粮征发任务，以换取升官的机会，当地百姓对他们如何评价其实不重要。这也直接导致空降流官的酷吏化比例非常高。比如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地方官员便是酷吏泛滥，以至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发出了“何足数哉！何足数哉！”的哀叹，意思是放眼望去。全是酷吏，完全数不过来。
周制的第四项特征，是相对来说还比较讲究权责对应。比如孔夫子说过，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才能像个儿子。如果君主不仁，臣可以不忠，可以拔腿去别的国家。如果父亲不慈，儿子也可以不孝，可以不承担赡养义务。孟子的话要更激烈一些，他评价商纣王之死，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王虽然是君主，但他不行仁政，没有履行君主应尽的责任，所以杀掉纣王不算弑君，只是杀掉了一个叫做纣的坏东西。这话让后世帝王们深恶痛绝，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的时候就很愤怒，说“这老头要生在今日，岂能放过他！”，不但下令让人阉割《孟子》这本书，还把孟子的神主牌位从孔庙里给赶了出去。
周制的这四项特征，毫无疑问都是好东西。可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结束，秦制取代周制，这些好东西都消失了。也可以说，这些好东西都成了君王们要消灭的对象。
秦制，韧性源自何处？
对中国历史稍微有点兴趣和常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秦制对周制的取代，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最典型的历史事件是商鞅变法。当然了，在商鞅变法之前，管仲、李悝这些法家知识分子推销的秦制，便已战胜了孔子、孟子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坚持的周制，越来越受到君王们的青睐。商鞅不过是这一历史趋势中的集大成者。
在商鞅变法中，有些核心举措，非常明显是直奔着“瓦解周制、改行秦制”而去的。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思是民众家中有两个及以上男丁者，如果不分家，就要双倍征收赋税。显而易见，这是在赤裸裸地在逼迫百姓从大宗族、大家庭里分离出来，是要打击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试想：某个家庭中有两个成年男丁，正常情况下，他们为家庭创造财富的能力大概率存在高低差异。官府双倍征收赋税后，创造财富能力相对较强的男丁，多半会觉得自己吃亏，被占了便宜，要提出分家。这项政策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以赋税政策为手段，激发家庭矛盾，引导民众脱离大家庭，成为力量更单薄的编户齐民。另外，还有一个被今天的许多历史自媒体拿出来津津乐道的案例，就是秦国法律不保护赘婿，也就是做上门女婿，不自己成家立户的男性；秦法宣称赘婿身份低微，生命权都得不到保护。但这条律法的本意，也不是很多自媒体说的保护女性，实现两性平等，而是为了强制平民百姓分家立户，扩充税赋征收的来源；因为男性上门当赘婿，就等于朝廷掌握的总户数并没有增加，同时变相隐匿人口，减少了应收的税赋，所以要加以重点打击。
这种刻意引导，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自秦汉而下，构筑中国社会的基础细胞，不再是人口众多的宗族，而是平均每户仅有4-5口人的小农家庭。二是从经济上瓦解了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大幅下滑。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贾谊，围绕商鞅变法就这个问题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评价。他说：自从秦国采用商鞅之法，风俗就坏掉了。商鞅之法逼迫百姓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变为小家庭，否则便要加倍征税。没办法，秦国百姓只好忍痛分家，“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意思是，富裕点的家庭，儿子一成年就跟父母闹分家，要各过各的；穷苦点的家庭，儿子成年后也要与父母分家，去别人家做赘婿。分家之后，父亲向儿子借锄头，儿子脸上会流露出施恩的神情；母亲去儿子家借用簸箕笤帚，会招来儿媳的抱怨叱骂。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道德是社会道德的最后底线。在商鞅变法的催化下，连家庭道德都崩解了，可见整个秦国社会已陷入到怎样空前冷漠的境地。贾谊这些话，是对汉文帝讲的。他之所以要跟汉文帝讲这些，是因为汉承秦制，朝代变了，社会没变，当时的汉帝国仍是一个“弃礼义，捐廉耻”的状态，与商鞅变法后那个道德沦丧的秦国没有太大区别。
第二个例子，废除封建，推行郡县制。众所周知，封建是周制的政治基石。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里，“封建”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字面涵义，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封建决定了周制是贵族政治与熟人政治。商鞅变法致力于消灭封建、推广郡县，贵族政治与熟人政治随之走到了末路。统治集团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也都随之发生了剧变。
在以贵族政治为主导的周制时代，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但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既不能随意任免诸侯，也不能越过诸侯去惩罚或者奖赏诸侯的家臣。毕竟，按照宗族伦理，附庸不是雇员，更近似家属，家属不能凭空出现，也不能随意消失。同理，诸侯的附庸只是诸侯的家属，不是周天子的家属，所以他们和周天子没有附庸关系，周天子的权力之手也管不到他们。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话： “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周制之下，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其实是一种互相合作又互相制约的关系。秦制下的郡县制不同，负责治理郡县的官僚，不过是君主外派的代理人。他们能够获取多少利益，完全取决于君主对他们的工作成果是否满意。这决定了整个官僚集团不过是君主意志的传声筒，不但不会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甚至还会刻意迎合乃至放大君主的欲望。周制之下，各级贵族对自己的封地，还有封地上的百姓，拥有充分的治理权，也拥有充分的所有权。周天子不能随意侵犯贵族的土地与人口，贵族也不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封地，随意伤害封地内的百姓，因为这些土地与百姓，本质上都是他的财富。把土地整治好了，让人口良性增长，贵族们的财富才会提升。而在秦制下的郡县里，由君主外派的官僚集团，绝不会产生这种“要好好维护我自己的财富”的心态，他们本质上也只是一群从君主那里拿俸禄的打工人，干几年就要换地方。趁着权力在手，努力贪污腐败、压榨治下百姓，才是更普遍的行为模式。
在《秦汉史讲义》中，秦晖先生为秦制总结了两个特征，我觉得特别到位。第一个特征是以吏为师，天下人都得服从“吏”的管教。这些吏受国家雇佣，其实就是皇权意志在基层的代言人。在秦代，选拔吏的标准叫做“强谨”：强，就是勇敢、不讲情面的意思。谨，就是听话、服从上级指示的意思。“强谨”合在一起，就是在百姓面前要敢于“强”，在上级面前必须“谨”。上级不让干的事，再正确也绝不能干；上级要求干的事，再丧心病狂也不许打折扣。让抓人就必须敢于抓人，让拆百姓的房子，就必须敢于拆百姓的房子。
第二个特征，秦制之下，百姓们既没有福利，更没有自由。《商君书》里有段话讲得特别明白：“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意思是放任老百姓变强，那秦国就得变弱；只有让老百姓变弱，才能最大程度地控制住这些劳动力，让他们平时多流汗，战时多流血，只有最大程度地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人力与物力，秦国才能变强。可见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百姓利益与朝廷利益是被高度对立起来的。具体控制百姓的手段，《商君书》和《韩非子》这两部先秦时代著名的法家著作，也都有提供；比如：不能让老百姓富有，人一旦富有了，就会去追求尊严、自由这些东西，就会尝试反抗朝廷，控制和汲取就会发生困难。不能让老百姓聪明。愚蠢的民众搞不懂自己为啥过得那么惨，容易被忽悠，容易对朝廷感恩，一旦开启民智，中央王朝对民众的管制，汲取就会立刻变得很难。总而言之，必须把老百姓的财富控制在吃不饱但也饿不死的状态，将老百姓的认知和思维控制在一个相对低下的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一人犯法全家与邻居连坐、鼓励举报等方式，将整个社会变成高压状态，以确保及时扼杀一切不稳定的因素。这些手段，在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里，长期得到统治者青睐，且不断优化，发育出了许多新的应用方式。所以，“戊戌变法六君子”里的谭嗣同，才会于感慨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周秦之变何以爆发
理解了什么是周制、什么是秦制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周秦之变？
如果按照严谨的八股学术模式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方方面面，论述可以搞得非常复杂。但其实，真正有分量的因素只有两个。
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进步。时代自木石农具时代渐渐进入到了铁器牛耕时代。我们知道商周时代有很多青铜器，但青铜在当时鲜少用于耕作，民间普遍盛行耒耜，就是用木头和石头制作的农具。这种农具效率低下，农耕时必须团体协作，民众没办法脱离族群独自存活，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因之盛行。说白了，并非当时的官权力偏偏喜欢与数十上百人的宗族打交道，偏偏不愿意直接剥削三五口人的小家庭，而是现实条件做不到。强行去做，打破了小共同体，木石农具时代的农业生产就要崩溃，社会就要出现混乱。到了战国时代，民间有了铁农具与牛耕技术，但普及程度有限；要到西汉，中国才算真正进入铁器牛耕时代。有了铁器牛耕，官权力便可以强迫三五口人的小农家庭脱离宗族，成为朝廷人口登记簿册里的编户齐民，而不用担心社会经济因之出现大崩溃。周秦之变始于战国，成于秦汉，经济技术层面的原因便在这里。
第二个因素是战争需要。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要知道，光出现铁器牛耕，是不足以打碎宗族小共同体的。宗族小共同体的好处是，它提供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里面的成员平日里互相帮衬，遇上灾害疾病等突发事件还可以向宗族寻求救助。这些好处并不会因为铁器牛耕的出现而消失，人们自然也不会因为拥有了铁器和耕牛就闹着要脱离宗族。
真正迫使百姓脱离宗族成为编户齐民的力量，仍然是官权力。官权力这么干的核心驱动力，则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从民众身上榨取人力与物力，从而提升其在争霸战争中的胜率。战国时代的李悝变法、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申不害变法，无一不是在沿着打击贵族政治、打破小共同体的路径狂奔；其终极目的，便是为了消灭“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的旧政治伦理，以便王权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控制和汲取编户齐民。构筑社会的基础细胞，从人口众多的宗族，变成由三五口人组成的编户齐民，对老百姓来讲当然不是好事，因为他们抵御疾病、天灾等风险的能力明显降低了。可对朝廷而言，这种变化却有大好处，小家庭抵抗官权力控制与汲取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大宗族。以小家庭为社会基础细胞，有助于朝廷从民间剥削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
这也正是秦制取代周制后，秦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秦制的加持下，秦国不但崛起，还成了战国时代最后的赢家，但这个赢家只是官权力，并不包括秦国的普通百姓。荀子当年去秦国，见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第一个特点是“朴”，也就是很愚昧；第二个特点是“甚畏有司而顺”，也就是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百姓们活成这个样子，显而易见谈不上赢家。《商君书》里的《徕民篇》，是一位秦国大臣写给秦王的政策建议书，写作的时间是长平之战结束后。当时的秦国已成为诸侯争霸里的大赢家。可这位秦国大臣却告诉秦王：秦国幅员辽阔，人少地多；韩、魏等国疆域狭小，人多地少。可韩、魏等国的老百姓，却普遍不愿意来秦国，因为做秦国的百姓实在太惨了。他的原话是：“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意思是在秦国做“士大夫”很惨，做老百姓很苦，所以东方六国之人都不肯来秦国。这段记载，同样可以证明秦国百姓不是赢家，只是耗材。
结语
前面解释了什么是周制、什么是秦制，也分析了为什么会有周秦之变。如此，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评价周秦之变？
首先，秦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肯定是不友好的。不友好的原因前面也都说了。这里要特别讨论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周制是贵族制，层层分封，整个社会等级森严；而秦制是官僚制，人人都有做官的机会，尤其是后来有了科举制度，底层百姓也可以通过考试实现阶层跃升，这可比周制平等多了。所以周秦之变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种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周制搞森严的等级制度当然是不好的，但秦制搞官僚制后弄出来的那个“平等”其实也得打引号；因为真正的平等，是成为平等的人；可秦制下的平等，是所有人都平等成为君主驱使，压榨的顺民。秦始皇追求的就是把天下所有人都平等变成他实现自我、兑现雄才伟略的耗材。这种平等做耗材，距离平等做人，还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
其次，批评秦制的同时，没必要美化周制。周制中固然有许多与秦制迥异的元素，对普通民众而言也更友好一些。但周制并不是秦制的对立面。相反，秦制本就是从周制中孕育出来的。或者说，之所以会存在以小共同体为社会基础细胞的周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不允许搞秦制，等到经济技术条件上去了，秦制便应运而生。用秦晖先生的话说就是：周制最开始其实是一种尊重小共同体的“长者政治”，后来经济技术进步了，王权通过战争之类的方式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区域，许多陌生人被纳入到统治当中，政治上就会出现两种演化路径，一种是由长者政治变为公共政治，就是所谓的从王政变成共和，欧洲的典型例子是古希腊城邦时代到罗马共和国时代。另一种是由长者政治演变为强者政治，就是所谓从王道变成霸道，世界史上的典型例子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帝国。中国的周秦之变，明显属于后者。
总而言之，周制不是秦制的反面，而是秦制的前奏。周制里头孕育着秦制的元素，也孕育着其他政治制度的元素。周制很原始，不是一个稳定的东西。从周制出发究竟会走向哪里，是演化出秦制还是别的东西，未必有什么规律，更多取决于历史的偶然性。
第三，秦制存在许多天然的顽症，比如它追求对人、资本、信息的严厉控制，牺牲社会活力来维持统治稳定。其中，对统治者而言最大的麻烦，是离不开官僚集团又永远无法信任官僚集团。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夺得了天下，可以说拥有整个明帝国所有人力与物力的产权。他想不想把这个国家给治理好，然后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肯定想。可是，他组建的政治机构，是典型的秦制官僚集团，朱元璋很清楚这些官僚只是职业打工人，对明王朝没有自发性的忠诚。所以朱元璋一辈子疑神疑鬼，从不信任官僚，总觉得他们不可能真心实意帮自己治理国家，而是在虐待百姓，在贪污腐败，在挖大明朝的墙角。问题是朱元璋摆脱不了秦制，他既无法退回周制，将明帝国变成“天子与贵族共同拥有”的模式，也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把明帝国变成一个现代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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