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教案(续一)

上一篇文章，主要是启尔德夫妇从他们两人的角度叙述了他们在成都教案中的亲身经历。本文要从何忠义的视角，来了解一下他和家人在教案中的遭遇，以及，住在玉沙路妇女传教士委员会的两位妇女传教士小姐白宝玉和福特，她们又是如何躲过一劫的。她们的住处房屋虽然是租来的，并不是教会的房产，在教案中她们室内的所有物品也被抢劫一空。特别要提的是，福特小姐到达成都才十几天就发生了教案。她在从上海到成都的途中，刚离开重庆不久，给妇女传教士委员会的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长时间的旅行她已经感到疲累了，等到了成都她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终于到了”的这种感觉。但让她绝对没想到的是，到达成都后迎接她的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劫难。

就在教案发生后的第三天，5月30日，何忠义给刚到嘉定的赫斐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成都发生了教案。这封信登在The Missionary Outlook 1895年8月期上。在这封信中，何忠义先是叙述了启尔德和斯蒂文森院子那边发生的事情。对于何忠义来说，因为他并不是亲历者，也是他到了衙门见到启尔德他们后才听说的。所以，他信中的这部分内容就不再赘述了，而主要关注的是他和家人在教案中亲身经历的遭遇。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何忠义在信中和他的自传书中，对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描述。这大概是因为，信是在事发时写的，而书中的内容则是数年后他根据回忆写的，两者之间不免存在偏差。

信的摘要内容如下：

“亲爱的赫斐秋:

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差会的房产，财物以及个人物品遭受巨大损失这一不幸消息了吧。遭受损失的并不只是我们的差会，尽管这个骚乱活动是从我们差会开始的。全城至少有11个地方的外国房产被完全摧毁。对于那些捣毁不了的建筑物，他们就放火把它们烧毁。

具体的情况是，农历五月初五是他们的节日，东较场上全都是人。在人们准备回家之前，一切都很平静。甘来德医生送来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街上出现了一张告示，说有一个女孩失踪了等等。大约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我去找我的女儿杰拉尔丁，当时她正在和斯蒂文森医生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我带她回家，当我走出去院子大门的时候，就看到有二、三十个人一直在朝门里张望。然后，他们跟着我到了我住家的地方，有些人在我身后发出刺耳的声音，也有人绕到我们的前面，说要看看外国小孩。当我走进院子，关上门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踢对面院子的大门，还有石头被扔进了院子。我刚回到家中，就听见石子砸在门上和屋顶的声音。外面的人群不断聚集，他们喊声越来越大。当然，我们这边能听见外面发生的所有动静，时刻都在担心我自己的院子也会遭到袭击。

与此同时，暴徒迅速对住宅和医院下手。玻璃破碎的声音，分隔墙被砸烂的声响，火焰噼啪作响的声音，尤其是那非人的，嘈杂的喧嚣声，简直无法形容。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有多惊恐，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以为他们会闯进来。

然后，官员们来了，是府台大人，带着大约二十多名差役。他们慢慢地沿着我们的街道走来，进入了院内。斯蒂文森医生和启尔德医生当时也在院内。此时，喧嚣声戛然而止，衙役抓住了一些人。没一会儿，府台大人从院内走了出来，往前走了一小段距离后，就上了他的轿子，他和随从们一起就离开了。他刚走不久，破坏行动便以更猛烈的势头重新开始。所有的建筑物都被点燃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建筑物都被完全摧毁。

这时，我就开始考虑如何寻找避难的地方。那天晚上大约十点钟，我们最终选择去了附近的范先生家。到了十二点，人群逐渐地散了。凌晨四点，我们就起床，从范先生家返回自己的家。五点钟的时候，对面的骚乱又重新爆发了。我赶紧叫来了轿子，把何忠义夫人和孩子们送到玉沙路白宝玉她们的住处。她们刚顺利离开，砰！砰！石头就砸向我们的大门。我只来得及抓起一些银两就跑了，幸好没人看见，我又再次顺利地进了范先生家。紧接着，暴徒就冲了进了我们家院子。还没到中午十二点，我们的新房子都被夷为平地，有些地方的围墙都被推倒了。

大约上午十点，暴徒来到玉沙路，把房内的物品洗劫一空。何忠义夫人和我们的两位女传教士幸好早就沿侧墙逃出，叫了轿子赶往内地会的住处。她们刚进去不久，门外的暴徒就开始聚集。科马克夫妇，何忠义夫人和我的女儿伯莎，斯蒂文森夫妇坐上轿子赶紧离开前往了衙门。其他人还没来得及出发，暴徒就冲了进来。启尔德夫妇，两位女传教士，我的另一个女儿杰拉尔丁和斐有文先生只好爬过后墙逃走，他们用三十两银子换了一间小屋躲了起来。暴徒们把玉沙路的住处抢劫得干干净净，除了碎瓦片，什么都没留下。

傍晚时他们抵达县衙门。我像囚犯一样在范先生家待到天黑，然后也动身前往了衙门。在那里我见到了我们的所有人。美以美会的朋友随后也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同样也被扫荡一空，同样连后墙都被推倒。

衙门周围的情况显得很可疑，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官员们是完全放任纵暴徒的纵火和抢掠的行为。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身性命的损失。”

在何忠义自传《Granary of Heaven》中，谈到成都教案时还有这样的描述，分段摘录其他信中没有提及的部分：

“1895年5月，天气酷暑异常，温度超过往年。整个春季滴雨未下，灌溉渠里的水日渐趋干涸。成都平原水稻歉收，意味着成千上万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将陷入饥荒。求神拜佛的观念让他们相信，一切灾祸都是上天降下的惩罚。人们普遍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平息上天的怒气，以免饥荒降临。随着民间五月初五端午节临近，各种奇怪的谣言四处传播，空气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息。节日当天，离教会住宅不远的东校场照例举行了民俗活动，其中最热闹的是"掷李子"的活动。相传这与古代圣贤孟子的母亲喜欢吃李子的典故有关。那些盼望生儿子的女人们会争先恐后地捡掷出的李子。估计那天东较场上大约有六万人。由于端午节要放半天假，按照惯例，上午教会的成员，学校的学生和中国朋友们都会来拜访传教士。传教士们给年长者准备了茶点，给孩子们分发了桔子和花生。

下午四点左右，女儿杰拉尔丁想与斯蒂文森家的双胞胎女儿玩耍，我便陪她穿过街道来到启尔德和斯蒂文森大院。此时，四圣祠街周围一片宁静。令人费解的是，官府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制止那些充斥在各个茶馆里可怕的谣言。成都是全省军事重镇，人们认为，唯有得到官府默许，暴徒才敢采取暴力行动。

大约五点钟左右，从东校场返回的人群开始在启尔德和斯蒂文森大院门前聚集。由于何忠义夫人，我们的二女儿伯莎以及学校的一些男学生都在街对面我们的家中，我想我和杰拉尔丁还是马上回去为好。走出大院门，当我们面对那些聚集在一起的暴徒时，那一刻的心情真是忐忑不安。幸运的是，外国小孩似乎是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一座和善的桥梁。每当有孩子陪伴在我们身边，周围那些表情木讷的面孔上也会露出笑容。杰拉尔丁天真无邪地抬头望着周围人露出了微笑。她的微笑立刻取悦了周围的人，他们也跟着笑了起来。于是，我们以一种近乎神速般的方式穿出大门，回到了家中。

我们回来得正是时候，刚到家不久，街上便传来成百上千人的脚步声，骇人的吼叫声此起彼伏。显然，这群被谣言煽动起来的中国人已经彻底成为了狂热的暴徒。尽管，当晚我们居住的院子没人闯入，但我们的心情却一直是极度的不安。听着暴徒们在猛击对面的大门，门扇洞开时发出的巨响，玻璃窗打碎声，屋顶瓦片的砸落声，最后是建筑物燃烧的噼啪声，这一切将那个炎热的夜晚变成了人间炼狱。院子的围墙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对面的传教士伙伴及其他们的四个幼小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他们是否已经落入那群无法无天的暴徒手中了呢？

当一切看似绝望之际，能在混乱中获得片刻喘息，实属一种慰藉。街上传来了衙役为官轿开道的响亮吆喝声。尽管这声音听来怪异，当晚却令人倍感欣慰，知道这是知府和县令来了，秩序一定会立即得到恢复。我将梯子靠在大院墙上，探头张望。头刚一露出，就有人喊道：‘看，那里有个洋人！’于是我赶紧缩了回来。几分钟后，我再次窥探，却惊讶地看见两位官员重新登上轿子，匆匆离去了。随即，喧嚣与咆哮比之前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显然，街对面的外国人已被弃之不顾，任由暴徒摆布。下一步会怎样？他们会穿过街道，劫掠并焚烧我刚刚完工的住宅吗？就在那一刻，一种彻底的无助感觉笼罩着我，局面似乎已经完全失控了。

就在那一刻，当其他人都陷入绝望时，我却确信一点：上帝就近在咫尺，不会有灾祸降临。事实上，我们的出路立即就显现在眼前，一位邻居过来邀请我们全家去她家中过夜。

骚乱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启尔德和斯蒂文森两家的私人物品被洗劫一空，所有建筑物，包括新建的教堂和诊所，均遭焚毁。午夜时分，破坏活动完成，暴徒散去。原本希望我们的医院已经完全被烧毁，报复行为就该结束，骚乱活动也就会平息。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地官员们既然能容许传教士的一处像医院所在的大院被烧毁，那么将城中所有外国建筑以及用于传教地方都要一扫而光也就成了必然。骚乱的头目们很快就利用了当局的这种漠视，他们为了煽动民众并证明外国人拐卖儿童，他们找来一个传教士所用的，周边镶有锡片的木箱，将一个聋哑男孩放入箱内，然后抬着箱子和男孩四处游街。同时有人还在对围观的人们说，这个箱子和男孩都是在一个用于传教的建筑中发现的。还有洗劫我们储藏室的人手里拿着装满樱桃的玻璃罐，作为儿童眼睛的‘证据’来示众。一种仇恨的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种情绪在整整一天的骚乱中宣泄殆尽。

我们刚刚入住才两周的新建砖式房屋，此刻即将遭到纵火者的毒手。结果在就教案发生的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那座新住宅就被付之一炬了，学校建筑也被夷为平地。教唱歌用的风琴也被砸开，说是要找到制造邪恶声响的音源，一台伯灵顿取暖器被当作传教士伤害人的证据摆正街上示众。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家具，衣物，书籍等，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彻底毁坏。

暴乱的情绪已蔓延至成都整个城区。就在那一天之内，美国美以美会的房产，法国天主教堂，还有他们的医院和学校也全部被烧毁。除了一家书店之外，外国人租用的房屋及其内部物品也遭到了洗劫或焚毁。

在这两天骚乱中的还是有好的事情值得一提，首先是我们邻居们所展现的极大善意，他们冒着身家性命的巨大风险，为那些突然闯入他们家中的传教士提供避难场所。其次就是我们的教师们和雇佣的各类人，他们无畏的勇敢与忠诚也是值得称颂的。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里，他们穿梭于我们各个藏身之处传递字条，提供信息，对于身处绝境之中的我们来说，这缓解了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受到鼓舞和希望。

当地人，他们坐在成都各个的茶馆里，津津乐道地议论着这几天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那些惊天大事，他们可从未有过如此精彩的话题。

快到黄昏时刻，有消息传开，说所有人应在暮色中赶紧前往衙门躲避。当夜色降临，传教士们从藏身处出来，坐着封得严严实实的轿子，穿行于较为僻静的街道。到了衙门后的当晚，18位新教传教士和11名儿童被塞进两间屋子，形同囚犯，毫无隐私可言。尽管他们没有卧具，餐具和食物，但想像不到的是，尽然还出现了一小段欢快的时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彼此讲述着各自的惊险经历，气氛十分热烈。

随后的十天天气酷热难熬，众人困守在狭小闷热的房间里，简直是一场持绵不断的噩梦。每一小时都充满了紧张与不安。

到了第十天，传教士们迎来了一位官员的秘密来访。他带来了一个绝不能外泄的消息：就在当晚午夜，趁众人熟睡之际，我们必须准备好乘船离开成都。一长列轿子和护行的士兵穿行在漆黑寂静的街道上，我们终于摆脱了闷热拥挤的房间。那种如释重负，能呼吸新鲜空气的感受，不再有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头顶的喜悦心情等等，这一切都是难以言表的。”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斯特拉坎夫人：

本地爆发了骚乱，不过截至目前所有传教士都平安无事。我们一共18个大人和11个孩子，现在不得不还要在这里暂留两三天，等局势稳定下来后，会有人护送我们乘船离开成都。

前天是当地一个大节日，暴徒趁机捣毁所有外国人的财物，首先遭殃的是我们加拿大英美会会。第二天早上，其他地方也陆续受到攻击，每栋建筑要么被捣毁，要么被烧掉，所有能搬动的东西都被抢走了。

听说这场暴乱已经蔓延全省，重庆，嘉定和开县等地也遭到了同样的袭击。

我现在手边连笔，信封和邮票都没有，听说正好有位特殊的信差要乘船去往下游，所以我赶紧写了这张便条，请他到了合适的地方帮忙寄出。

福特小姐大约两周前到达了这里。您肯定知道，见到她我有多高兴。这几天有她陪伴让我十分欣慰。只是她刚刚来到这个国家不久就遇到这样的事，实在令人感到难过。启尔德夫人现在也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中有几个人差点就没能脱险。

更详细的情况，我稍后再写信告诉您。”

5月31日，白宝玉又给身在嘉定的文焕章夫人写信。这次的信中，对她和福特小姐的经历和如何逃脱的过程进行了详细地叙述。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文焕章夫人：

您收到这封信之前，大概已经听说我们这边出事了。昨天我不知道送信的人会在嘉定停留，不然至少也该给您捎个口信。斐有文先生(Mr. J. Vale) 已经把详细情况写信告诉艾锐先生 (Mr. B. Ririe)，还有一位先生也给赫斐秋写了信。不过我们听说嘉定那边也出现了同样的骚乱，所以不确定您现在会在哪里。

我们可能还得在成都待几天，今天正好又有送信人出发了，所以给您捎去这封信。您收到信时应该还来得及，可以列张单子写明需要从上海带些什么东西来。我们现在是要衣服没衣服、要日用品没日用品，连家具都没有，更别说能住的房子了。到时候我们肯定会直接乘船去上海。

星期一 (27日) 送走你们之后，我们回来时一切都很正常。福特小姐打开了她的箱子，幸好您提前取走了自己的东西。我和福特还一起吃了块蛋糕，当时我们还在说，真希望您也能吃到呢。星期二，我们接到通知，说传教士例行的聚会要在内地会住处举行，由美以美会的克阿林先生主持。但下午四点左右有几个人过来带话说聚会推迟了，还送来甘来德医生的一张便条，说因为街上谣言四起，又看到有人贴出的告示，他们就都不过来了。

带话人他们离开后，又特意返回来告诉我，四圣祠街上聚集了很多人，有人正在朝传教士住的院子扔石头。那时是大约下午六点钟左右，我们一直都在焦急地等着新的消息。我们的守门人出去一趟回来说，他看到了大约有二十多个人在帮忙保护启尔德他们的院子。后来就再没听到任何消息，我们还以为事情就此平息了，就照常一边喝茶，一边看书。但快到八点左右，启尔德夫人的女佣人抱着穿着睡衣的斯蒂文森的女儿莉拉（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冲进来，满脸一副惊恐万分的表情，说在街上孩子差点被人抢走，幸亏有个仆人路过帮忙，孩子才免遭厄运。

从那时到半夜这段时间，仆人们不断来回报告情况。我们认为暴徒随时都会冲到我们这里。从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听说斯蒂文森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启尔德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现在都躲到了城墙上，甘来德医生还派人给他们送去了轿子。孩子们都只穿着睡衣，在城墙上待到半夜，最后他们还是都去了内地会的住处。我问我们的守门人，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叫人来保护我们的住处。他说不需要，人多了会让暴徒知道，反而不安全。那天晚上，在我们这里留宿的还有三位中国女人：启尔德夫人的女佣，我的女佣，还有一位是曾经接受过我们治疗的当地女人，她们都睡在我们房间地板上，紧张的心情让我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何忠义夫人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我们这儿。很快我们就听说了何忠义先生的新房子也被烧了。想必已有先生详细告诉过您，他们的住处几乎全被砸毁烧光，所有物品也全被抢光了。即使当晚没毁完的，第二天早上也彻底遭了殃。

没过多久，仆人们跑过来催我们赶快走，因为暴徒已经朝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匆忙翻过后墙，当时只能随手带个小提包。墙那边的人给我们叫来了轿子，把我们送到了内地会的住处。启尔德医生之前也曾捎过话，说正在想办法找轿子，要带我们全部去衙门，还特别嘱咐我们务必等他们来了再动身。我也让人给他回了话，说我们一定会等着，除非暴徒从前门冲进来。此时，暴徒来了，我们就不得不从后门逃走。

到了内地会的住处才知道，那里还有科米克夫妇，斐有文先生，杰克逊先生，斯蒂文森医生夫妇，启尔德医生夫妇和何忠义夫人，现在又加上了福特小姐和我。何忠义先生还留在原来的地方没过来。

我们提出过要不要马上去衙门，但衙门派来保护我们的管事人说，这里人手足够，建议我们还是留在原处更安全。后来，大概11点半左右，他又过来通知说，最好还是马上转移去衙门。他会安排每顶轿子配两个人护送，每次按两顶轿子分批地走。

最先走的是斯蒂文森医生夫妇，过了一会儿，杰克逊先生和何忠义夫人也走了，接着是科米克夫妇。这时候外面人群越聚越多，人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当最后一顶轿子离开时，暴徒很快就冲进院子。启尔德医生和斐有文先生急忙跑回来叫我们赶快翻过后墙逃走。我们马上照着吩咐做了，福特小姐和我分别抱着斯蒂文森的女儿莉拉和何忠义的女儿杰拉尔丁，都翻过了墙。仆人们和几个衙役，士兵也跟着翻过来。我们沿着狭窄的小巷往外跑，穿过几间屋子，却来到一扇紧闭的门。门里的人不肯开门，我们最后只得撬开门栓门，拼命地往里跑，躲进了房子最里面的卧室。五个大人带着三个孩子全都挤在一张小床上（床宽大概只有三尺半），拉紧窗帘，大家都屏住气一言不发，就这样被迫在那儿待了三个多钟头。我随身带着银两，就给了那家人三块银元。他们就表现得特别友善，还帮忙骗走了前来搜查的暴徒。我们能听见隔壁房子里砸毁东西的声音，还有暴徒的吼叫声和叫骂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下午快4点才渐渐平息。等到终于能下床伸展僵硬的四肢时，我们感到庆幸是，大家都保住了性命。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是当时被暴徒发现，绝无一人有生还的可能。

天黑后，我们被悄悄地转移到了衙门。刚安顿下来不久，何忠义先生也到了。接着，陕西街那边美以美会的人也来了。他们之前一直藏在邻居家阁楼的小房间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全部被毁。

天主教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所有的建筑和财物全被烧毁了。在成都加起一共有11处地点遭到毁坏。昨天，城里还流传着各种谣言，有人把小孩的骨头送到衙门来，说是从传教士院子里的井下捞出来的。还有人带来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巴男孩，他们声称是在教堂里一个箱子底下发现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时，外面气氛越来越紧张。到了晚上，收到领事馆发来电报，说北京，法国和加拿大国内都已经知道这里的骚乱了，还要求随时上报所有事态发展的情况。这是对我们29日 (星期二)清晨发的那封电报的回复。我们原来根本不确定那封电报是否能发出，大概是因为报务员对外国人友善的态度，我们的报文才得以成功发出。昨天早上，美国人也想发电报时，就被告知通信线路已经被切断了。

随后，城区内总算贴出了让人稍感欣慰的告示，说昨晚抓了五、六十个人，连夜进行了审案。今天一早就有三、四个人被砍了头，还有几个被关进了站笼。为此，我们还是感到有些难过，因为大家知道这些被抓和被杀的都并不是主犯，要是那些在背后煽动的官员能受到惩办，那才是大快人心。

我们可能还得在这儿待几天，现在看来应该能够平安地离开了。我们现在没有换洗衣服，也没有可供阅读的书籍，真盼着能尽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里。不过那些搬走我们那么多东西的中国人，说不定他们家里的摆设倒是显得更洋气些了，这是不是算得上在帮助中国人进化了呢？

这封信写得匆忙潦草，许多细节都没能仔细说清楚，请您千万别见怪。”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萨瑟兰医生：

我终于有纸，墨水和桌子了，现在可以给你写信了。以下是把上次写信后所发生事情作些简短叙述。我们当时是住在衙门里，一共18个成人和11个小孩。最初几天给我们只提供了三间房子，然后是四间，后来增加到六间。幸运的是，还有有一个大约宽12英尺，长40英尺的小庭院。在那里，六个会走路的幼童就有地方玩耍了，其余五个婴儿也可以在母亲们的怀抱里，在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大家在早上和晚上都聚集在一起祈祷，感谢上帝拯救了我们，还祈祷人类的愤怒应该转向荣耀祂。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随时为主献身的准备，但当面临死亡时，还是觉得生命的可贵。在那片充满敌意的荒漠中，基督徒们和我们身边朋友们表现出来对主的忠诚，就是一片能拯救生命的绿洲。他们始终守护在我们周围，为我们提供帮助和传递消息，在我们动身要离开的那一刻，他们还坚持要一路护送我们。

那几天，街上风声特别紧，有个仆人看见一些人从衙门里往外搬箱子。他觉得这肯定是县太爷害怕暴徒要来衙门闹事，所以才在偷偷转移财物。这个仆人跟我们说这些时，他的眼泪哗哗地往下落，能看出他是在为我的安全担心。那时候的形势确实很糟糕，我们就把县太爷叫来问他，外面传言是否属实。他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还说自己绝对没搬过一个箱子。不过，每天确实有人在衙门里搬进，搬出箱子。他还强调说，冲击衙门可是造反的罪名，暴徒们应该没这个胆子。

我们待在衙门里，其实就跟坐牢差不多。活动范围被限得死死的，我们被告知：‘你们只能走到这儿，不能走到那儿。’连我们的朋友和仆人要进出衙门都特别困难。官府给的理由是：不想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具体藏在哪儿。

外面还有传言，说我们这些外国人会被分散送到了各个不同的衙门，但最终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衙门院子里驻扎着五十到六十名士兵，给我们提供保护。不过，县太爷本人对待我们还是很友善的。我们进来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当时，我们确实是需要很多东西，只要衙门里有的，县太爷都是会免费提供。我们只要说出我们还需要什么，他就会派专人负责购买。每天用餐饭菜相当不错，不过都是按中国的烹调方法做的。县太爷的三个妻子还特别两、三次地招待了我们几位女士。我们这些男人们还在他的私人饭厅里与他共进过晚餐。他也经常到我们住的房间里来，很友好地与我们聊天，好像我们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似的。就这样，9天的时间过去了，这是永远让人难忘的9天。外面的天气很热，我们中有一、两个人生病了，第二天又有人病倒了，但当时没有任何药物。

从嘉定来了一位信差，带了一封信，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嘉定那边也被洗劫一空了。每天都有有关新暴行的报道传来。到了第10天的时候，县太爷又来拜访我们，当时他是房间里唯一的中国人。他带着一种神神秘秘的表情，向前倾着身子说道：‘今晚12点准备上船，不要告诉你们的仆人。’

星期六 (6月8日) 的午夜，衙门院子里摆满了轿子，中式灯笼的光稍微驱散了些黑暗。轿夫们，跟往常一样，为了讨赏钱一直在吵吵嚷嚷。很快地29名外国人，包括幼童和婴儿，全部都坐进了轿子，每顶轿子两边都有士兵跟着。轿子的窗帘一放下，我们就这样出发了。我们走过了中国西部这座重要城市中最主要的两条街道，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在经过街边设置的路障时，能看到几个面相难看手持棍棒的人。很快就到了城东门，多年来，外国人就是在这里进进出出这座城市，从来就没有人来盘问过。水码头到了，平时这个码头是我们登船，开始我们的旅程的地方。但那天晚上，轿子到了码头却不让停下来，还命令轿夫沿着河边要继续再走一英里左右，到一个偏僻的寺庙旁才停下来。我们听见轿夫不停地在抱怨。

根据中国历法，星期日是幸运日。县太爷觉得那天把我们送走无疑是最妥当的 。清晨一大早，我们这支小船队就沿河出发了。总共十条船：七条小船载着士兵，领队官员独自享用一条宽敞的官船，剩下的我们18个成年人带着11个孩子，全挤在两条小船里。其中更小的那条船上，挤着斯蒂文森医生夫妇和三个孩子，启尔德医生和一个孩子，何忠义夫人和我带着两个孩子，外加船工。船头到船尾还有六个仆人以及衙门派来的两个差役。帘子外面挤满了中国人，帘子里面却塞满了外国人，连一寸空地都没剩下。这种情形下，船舱内新鲜空气有多稀薄，就自然不言而喻了。

顺水而行的船行驶得很慢，我们心里都清楚，沿途必定要经过那些暴徒还在闹事的城镇，他们正巴不得再找点事情，正好把已经闹过的事再闹一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还是一直保持紧张的心情。

星期二，我们抵达了重庆，欣慰地发现当地的官员们已着手平息谣言，这样就避免或推迟了骚乱的发生。到了重庆我们才知道，一路押送我们到重庆的官员原定的方案实在是令人不安。按照他计划，要把我们再次押往重庆的衙门，任凭当地的县太爷发落。我们最终感到庆幸是，实际发生的情形恰恰相反，当地县太爷亲自来到码头，确认我们这些‘囚犯’全部安然无恙后，就画押接收了文书，随即吩咐差役调两艘大客船送我们去宜昌，他便转身离开了。

重庆的传教士们以最仁慈体贴的方式接待了我们。衣物和各类必需品简直像小山一样堆到我们面前。他们完全把我们当亲人对待，我们这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还是大英国子民，整个身体也缓缓苏醒过来，有了获得自由的感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领事特劳特曼先生在骚乱发生后的第二天就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他还在重庆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一行人。

从重庆到宜昌，遇到江中的激流时，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船毁人亡。最终安全到达了宜昌，两艘轮船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幸好有一艘轮轮正准备启航，除了赫斐秋和赫尔医生要乘坐五天后的船外，我们其余人都在这艘轮船上找到了自己的舱室。我们于7月4日到达上海，虽然我们一行人数众多，但大家还是很快就找到了舒适的住处。何忠义夫人，我们的两个孩子和我住在最近内地会才建好的漂亮新楼里，他们对我们都很好。何忠义夫人在成都衙门里大病一场后，体力正在慢慢地恢复。斯蒂文森夫人在来上海的途中被热得筋疲力尽，我们大家都在担心她的身体。

今后的打算是什么还没有决定。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一定要尽快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的话，我相信发生的骚乱将成为一种祝福。我们的中国朋友会更加忠诚，我们对未来工作的信心也会更加坚定。遭到迫害向来都会激发人们更认真，更热忱地工作，因而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传教士们都渴望尽早重返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祷告，愿国内的教会不要灰心气馁，那些作恶者不过只是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吧了。

再多派些人来吧，希望到1900年应该有25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我们现在就需要他们。我相信，在即将到谈成的解决方案，会使得开设新的教区更容易。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在每个城市传播福音。中国的教会最需要的是理解与支持。传教站点开设得越多，各个基督教团体间的联系就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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