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讲义-11

这种以人制人、设事防事的制衡之术也是源自人性观念上中国式的“性恶论”犹如西方的权力制衡论源自西方传统的性恶论一般。都说儒家传统讲究"性本善”，可是在儒表法里的中国，人们对人性的真实看法实际上更近似于韩非。

于是咱们的疑人之心与防人之法也发展到人类诸文明中如果不是惟一的、至少也是罕见的程度。在这方面人们与其从“四书五经”中、不如从更讲“大实话”、更普及也更对社会有实际影响的那些从娃娃教起的“蒙学"作品中去探寻真正的“传统”:“经典”上讲读书做官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蒙学作品《神童诗》的大实话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经典”上讲性善论，而蒙学作品《增广贤文》的大实话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人情似纸张张薄”，“谁人背后无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蒙学作品是面向大众的，而统治大众的“精英”，尤其是精英中之最“精”者皇上自然决不能比大众更傻，他们的“人君南面之术"更是以极端的性恶论为基础的。欧洲中世纪的统治结构是以封主与封臣之间的层层“效忠”为原则的，于是每一级封主都似乎很放心地让效忠他的封臣在其领地内专断一切，形成那种“我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的傻乎乎的制度。这在咱们的皇上看来简直太愚蠢了!“世上无直人”，朝中无忠臣。家奴总是要通奸的，于是只有把他们阉了;朝臣总是要结党营私的，于是除了靠阉奴(宦官)当特务来监视他们外还要靠身边的亲清的内阁、军机处)架空外朝的制度;地方官总是要割报称雄的，于是不断派中央工作组去分他们的权，形成了巡察之官架空常设之官的制度;人心莫测而必分其权，政出多门办不成事又不得不集中事权，形成了集权一分权往复循环之例。千年以来我国传统政治中的许多特色现象，如宦官专权、外戚干政等等，都与这种极端性恶论导出来的防人之术有关。

一、内外朝的循环。历代皇帝总疑心朝臣搞鬼,相弄奸,因而用身边的亲信秘书(内朝)分外朝之权，乃至架空外朝而取代之。然而这些原先的近侍奴才一旦权重事繁，又演变为新的“外朝”，引起皇帝的疑心。于是皇帝又另建一个秘书班子来架空之。

二、是中央巡视员与地方“诸侯”的循环。历代皇上总认为地方官居心叵测，不断派出中央代表巡行地方并授予钦差重权。于是这些中央代表便由干预地方政务发展为越俎代庖，由分诸侯之权到架空诸侯，临时的特派员成了地头蛇，又演变为新一代诸侯。而皇上又要派新的中央代表来巡视这个地盘了

地方

分权与地方集权之循环。同样由于皇上对“诸侯”的猜疑，历代朝廷常常分割地方事权，将军事、民政、财政、司法诸权分授不同的官员并使之互不统属，各自平行隶属于中央的相应上级，以使其相互牵制。然而这样的体制往往极无效率，平时政出多门，终日扯皮，一且有事则相互推诿，甚至造成政府职能瘫痪。于是不得不另设一首长总掌诸政，统一事权。然而这样又导致尾大不掉，威胁中央集权，不久又不得不再度分权。

这样一种以私制私、设事防事、乱极立法、法密生乱用人而疑、疑人而用、六道轮回、循环千年的政治怪圈，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温情脉脉的理论所能解释的?应当说，这种吏治上的精巧设计在传统政治条件下确实是十分成熟、甚至是十分“现代化”的或高度“理性”的:当西方中世纪的封主与封臣间还是一片混沌的“忠诚”时，中国人早已把防人之术发展得炉火纯青了。

而西方的文官制之取代贵族制，不仅时代远晚于我国的科举官僚制之取代门阀士族制，形式上也借鉴了我国科举的些做法，而且最终也拉不下面子，没有派出大兵来一对一的盯住应考者，以防他们为“干钟粟”、“黄金屋”与“颜如玉"而偷奸耍猾。

然而这两种“性恶论”与“权力制衡”毕竟是形虽略同而质全异。法家的“性恶论”导出的是极端专制---比贵族制更专制，而近代西方的“性恶论”导出的是反专制---比贵族制更民主。

法家的“权力制衡”是皇权本位制的,如黄宗羲所见，以私制私、设事防事是为了“藏天下于筐”，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而不允许他人染指;而近代西方的“权力制衡”是民权本位的，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为了防止独夫们垄断公共领域。前者捍卫的是神授皇权,而后者捍卫的是天赋人权。因此毫不奇怪:这两种“性恶论”、两种“权力制衡”之间的距离，比它们各自与性善论及和谐论(我国的宗法伦理与欧洲中古的恩主一附庸关系)的距离还要大得多--因此不难理解:当我们在那个“批儒扬法”的时代把儒家仁义之说与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反掉之后，我们离民主与宪政却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