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一篇文章，讲一位老师初入教育领域，因一次获得“优”，在众人鼓励下骑着自行车去探究竟的事。
这不由让我想起自己刚刚踏入教育行列的那些日子，一股混合着辛酸、委屈与倔强的复杂滋味，再次涌上心头。
我是1988年加入民办教师队伍的。
那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略带苦涩的称呼——“民教”。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也谈不上尊重，这份工作承载的更多是生活的重担与对讲台朴素的热情。
九十年代前后，一股新潮席卷了小城：打底裤开始流行。年轻女性们几乎人手一条，配上刚盖过臀部的短风衣，显得时髦又利落。我们学校七八位女同事，也都穿了起来。
我也跟着潮流，买了一条黑色的，上衣长度及膝，自觉并不过分。
然而，有一天，一位女同事私下找到我，表情有些尴尬，说是校长让她转告：“别穿打底裤，把盘起来的头发也放下来。”我一听，一股火气就直冲头顶。凭什么？别人穿银灰色、小腿带印花的都没事，偏偏来针对我？就因为我看上去最年轻、最没“根基”，最好拿捏吗？我偏不。
我依旧穿着我的黑打底裤，头发也依旧盘得整齐。那不仅仅是一条裤子，那是我面对不公时，所能坚守的、微薄的尊严。
更大的委屈还在后头。
有一次，教育局突然要来检查，教导主任赶着给老师们手写的教案签字。任务急，本子多，签到我那一大沓时，我正快速翻页方便主任盖章。校长正好走过来，看到我那摞得高高的教案，竟当众厉声呵斥道：“翻这么快，夸你写得多吗？！”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同事，我脸上一阵滚烫，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最后只能把那份难堪和委屈，硬生生咽回肚子里。
那一刻，心里只剩悲凉：不写教案不行，认真写多了也要被嫌恶，究竟要人怎样呢？
后来，我渐渐明白，在那种环境里，你是否“好欺负”，往往不取决于你工作是否认真。那位校长总爱抓个“典型”，而纵观全校，我或许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年纪最轻，二来，背后没有一个能让人顾忌三分的家庭背景。
尽管被视为“软柿子”，但肩上担子一点也没轻：语文课、班主任、品德课…...该做的、不该做的，一样都没落下。
时光荏苒。如今，网络上也常有关于民办教师历史的讨论。虽然我们这批人在2010年左右，待遇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每每看到那些更早离场、未能等到春天的人们的故事，我依然会感到深切的同情。那段岁月里的许多人和事，或许已被遗忘，但我想，那份在艰苦中坚持的点灯之情，不该被磨灭。
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尊重并关爱他们。在教育的荒原上，他们曾是最早的一批播火者，衣衫或许褴褛，火光却曾真实地，照亮过许多蒙昧的清晨。
写到最后：
工作岗位不同，人物个性不同，无论怎样，做好不违背良心就好。
有时间评论区谈谈你的工作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