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3月8日，青浦教案发生，基督教新教在华首起教案冲突
1848年3月8日（农历日期为戊申年三月初八），青浦教案发生，基督教新教在中国首起教案冲突。
【1848年3月8日，英国基督教新教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等人，前往青浦县传教，引起纠纷。11月27日，麟桂与英国领事阿礼国签订协定，将上海英租界的西部边界从界路（河南中路）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面积扩展到2800多亩。】
▲“青浦教案”发生地——城隍庙西牌楼
青浦教案，1848年3月8日，英国基督教新教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等人，违反规定，前往青浦县传教，引起纠纷。作为补偿，11月27日，麟桂与英国领事阿礼国签订协定，将上海英租界的西部边界从界路（河南中路）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这是上海英租界第一次扩充，面积扩展到2800多亩。该案系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起教案。
【1】1848年3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起教案在青浦爆发
当时，3名英国传教士违约远行青浦传教，与漕船水手发生冲突。驻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挟苏松太道咸龄“惩凶”，同时命令英船停付关税，调动兵舰封锁上海港，禁止首次实行漕粮海运的千艘漕船出口。
副领事罗伯逊和翻译巴夏礼乘兵舰“爱司匹格”号(Espiegle)擅闯南京,向两江总督李星沅“投诉”“伸冤”。
李星沅为平息事端，同意派按察使倪良耀专办此案。巴夏礼一行13人要求参观大报恩寺塔，遇观者数万，并被愤怒民众投石击伤，在清方枷示人犯后才得以起航离宁。
青浦教案最终以清方惩办“肇事”水手、革除咸龄职务告终，但其后患严重，为上海英租界的扩张、内河航运权的丧失开启了屈辱之门。而中方官员一味息事宁人，不敢据理力争，西方列强飞扬跋扈，动辄武力威胁成为外交常态。巴夏礼后升任广州领事，并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推手之一。
【2】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人违反上海开埠时有关“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规定，进入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传教，散发布道书，并与停泊当地的漕船水手发生争执殴半。事后，英国领事阿礼国在法、美、比利时等国领事支持下，硬将距上海九十里以外的青浦说成是在官定范围之内，无理要求清方“惩凶”，且殴辱清苏松太道咸龄，并停付关税，以军舰扣留即将启航北上的一千四百艘运粮漕船，又派副领事乘兵船到南京，向两江总督李星沅施加压力。清政府闻知，派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前往处理此事。
耆英在英国领事等威逼下，将咸龄革职，又把参与争殴的十名漕船水手押在上海海关前枷号示众，并判其中一人徒刑，一人流放。另任出身十三行商人，当过上海美国旗昌洋行买办的捐班道员吴健彰署理苏松太道。
【扩展资料一】青浦教案：1848年基督教新教在华首起教案冲突
青浦教案发生于1848年3月8日，是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起教案。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违反《虎门条约》规定，擅入青浦城隍庙散发布道书，与漕船水手发生肢体冲突，传教士雒魏林使用手杖打伤水手后引发民众反抗。英国领事阿礼国借机扣押粮船、调遣军舰施压，最终迫使清政府革职上海道台咸龄，惩办10名水手，并赔偿传教士。
该事件直接导致上海英租界扩张至2800余亩，成为近代中国首例因宗教冲突引发外交危机的标志性事件。
一、事件背景
1848年《虎门条约》规定外国人活动范围限于通商口岸，但英国传教士仍频繁越界传教。
至1848年，麦都思等三人已建立墨海书馆等机构，试图扩大宗教影响。
二、冲突经过
1848年3月8日，三名传教士在青浦城隍庙散发宗教读物时阻塞街道，与漕运水手发生口角。
雒魏林用手杖打伤多名漕船水手后，遭乡民围殴。
青浦县令将传教士护送回上海，但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求严惩'凶手'并扣押中国粮船、调遣军舰施压。
三、外交施压
阿礼国采取三阶段施压：
1.扣留漕船致京杭漕运瘫痪
2.派军舰封锁吴淞口
3.威胁中断漕运并扣押粮船清政府被迫于1848年11月27日签订协定，将英租界西界扩至西藏中路。
四、处理结果
事件以清政府多项妥协告终：
上海道台咸龄等官员革职
10名水手戴枷示众，其中王明付、倪万年被判充军
赔偿传教士200两白银（另说300两）
英方获得'惩办凶手、赔偿传教士、扩大租界'等特权
五、历史影响
1.租界扩张：直接促成上海英租界面积倍增
2.外交范式：开创列强以武力胁迫解决民教纠纷先例
3.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反侵略情绪，为1853年小刀会起义埋下伏笔
4.学术价值：被《中国教案史》等专著列为近代宗教冲突研究典型案例
【二】青浦事件：1848年3月上海开埠后中英首次严重冲突
青浦事件是1848年3月8日发生于上海青浦的中英冲突事件，又称青浦教案，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宗教案。
事件起因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在青浦城隍庙发放宣传品时与中国漕船水手发生肢体冲突，英方借机封锁吴淞口施压清政府，最终迫使清政府抓捕十名水手、赔偿白银并撤换上海道台。该事件历时81天，标志着近代中国外交屈辱的开端。
清政府派遣两江总督李星沅秘密处理此事，其幕僚吴健彰因擅长夷务参与处置，由此开启从商人向官僚的转型。
事件相关核心档案《青浦事件信稿》详细记录了处置过程。
一、事件背景
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美传教士频繁在周边地区传教。根据《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活动范围限于通商口岸，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多次违规进入青浦传播宗教。
1848年3月8日，麦都思等人在青浦城隍庙散发宗教宣传品时与中国漕船水手发生冲突，导致三名传教士被殴打。
二、冲突经过
1848年3月8日，麦都思等三名传教士在青浦城隍庙发放宣传册时，与停泊当地的漕运水手发生摩擦。
据《青浦事件信稿》记载，传教士用手杖击打围观群众引发冲突，最终三人遭殴打致伤。
三、英方施压
英国领事阿礼国借机实施三项措施：
1.出动军舰封锁吴淞口航道
2.扣押北上漕运船只1400艘
3.要求清政府十日内严惩“凶犯”同时威胁中断中英贸易，迫使江苏巡抚派员谈判。
四、处置结果
清政府于1848年5月27日（冲突后第81天）最终妥协：
1.将10名水手带枷示众
2.赔付传教士300两白银
3.撤换上海道台咸龄
4.允许传教士在限定范围内活动
五、历史影响
1.开创外国军舰干涉中国内政先例
2.推动吴健彰等涉外官员崛起，其因处理此事获署理上海道台职位
3.《青浦事件信稿》成为研究晚清外交的重要原始档案
4.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丧失对涉外事件的司法管辖权
【三】青浦教案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青浦教案无疑是一道深深的伤痕，记录着中国人民的屈辱与血泪。这一事件，也是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宗宗教案，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次矛盾与冲突，令人扼腕叹息。
1848年2月，英国传教士无视上海开埠时的明文规定，擅自进入江苏青浦城隍庙（今属上海市），进行传教布道。
这种行为，无疑触动了当地居民的敏感神经，挑起了他们的反感与愤怒。当地居民目睹了教士们的傲慢无礼，又领略了外国侵略者的横行霸道，他们心头的怒火熊熊燃烧，决定向城隍庙发起攻击。
面对这样的局面，英国领事却无理地要求清政府严惩闹事者，甚至以此为由停付关税。清政府在此次冲突中表现得软弱无力，一味求和。
他们非但没有保护本国子民的权益，反而屈服于英方的压力，抓捕无辜的百姓，赔偿英人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撤换了道台，还将英租界从原来的830亩扩大到2820亩。
这场教案不仅揭示了中外宗教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更暴露了清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无能和软弱。青浦教案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上的一个缩影，提醒我们时刻保持警醒，努力为国家争取尊严与权益。
【四】震撼上海滩的近代中国第一宗教案——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宗教案，历时81天，由于清政府的无能求和，以抓捕无辜子民，赔偿英人损失，撤换道台，将英租界从原来的830亩，扩大到2820亩等而告终，铸成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屈辱的一次血泪案件。
▲1848年11月27日，英领事阿礼国威逼清政府官员将英租界向西扩展到西藏路，向北扩展到苏州河，面积达2820亩。图内数字为租界扩大的年份。
一、“善书”引发冲突 传教士遭水手殴打
▲麦都思
1848年3月8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早上，青浦城门和水关已开，赶早市的农民纷纷进城，来到城隍庙广场一带，庙里头香早已烧过，走江湖的、卖小吃的、算命、打卦、代写书信的，都摆开了摊头，早市已经开张，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这时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人，突然从老东门棣华桥畔冒了出来，上岸来到城隍庙"游览"。其实，他们已违反了清政府关于外人游览应在一天往返的规定了。他们来到城隍庙，又突然摸出所谓"善书"，广为散发。
一时间，围观群众很多，其中有几个漕船的水手，不知就里，也向麦都思索讨"善书"，传教士雒魏林不给，水手遂与洋人争辩，雒魏林竟在水手头上打了二下，水手无端被打，一时性起，要拖雒魏林打还，被麦都思、慕维廉挡住，双方发生争执。
水手中有人马上跑出北门，到海门桥一带去叫漕船上的同事齐来助阵。
麦都思略懂中国话，听了水手片言之语，又见水手走出人群，知道事情不妙，马上拖了雒魏林等想逃，刚走出西石牌楼，被北门船上叫来的四十多人截住，他们手里有扁担、短棍和铁链条（俗称九链环）等，顷刻将麦都思等三人团团围住，只听有人喊："大家来打洋鬼子啊"。洋人来华，水手生活较前困苦，大家本有积怨，此次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时拳棍齐下，把三个洋人打得鼻清眼肿。
▲城隍庙西牌楼（“青浦教案”发生地）
此事顿时轰动县城，早有探子报进县衙，县令（正七品）金熔畏惧洋人，一听此事，知道非同小可，弄不好不但乌纱帽保不住，上头怪罪下来，性命交关。飞令衙役立即喝开围观群众，将麦都思等三人扶到县衙，金熔验明三人伤痕后，派遣专人护送他们回到上海。
▲清代光绪年间城隍庙图
二、吴淞口岸被封京师险遇粮荒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是个既蛮横凶恶又阴险毒辣的殖民者。
青浦事件第二天（3月9日），他听了麦都思等在青浦被打的汇报后，表面上通知上海道台令青浦县捉拿打人凶犯，并无别话。
不料上海道台（正四品）咸龄在3月11日写信去慰问麦都思等人时，阿礼国顿时翻脸，3月13日亲自到道署向咸龄大发雷霆，说"我国侨民被打已六天，你们不抓紧抓凶，还要写信慰问，使驻上海的他国领事也知道了"青浦事件"发生，大失了英国人的体面"。
阿礼国一面将原信掷在咸龄头上，一面提出最后通牒。
他还蛮不讲理地对咸龄说：“你们缉捕惩办凶手，在不得我国完全满意之前，我决定今天起停止一切英国船只向清政府交纳所有税款；另外，中国漕船不许离开上海口岸，倘若四十八小时内捉不到十名主犯，我要另外采取一切手段”。
接着，阿礼国又命令装有十门大炮的“奇尔德”号兵舰在吴淞口一横，封锁了上海的水上大门。
▲阿礼国
这时停在黄浦江里有苏（州）松（江）太（仓）二府一州应征白米一百零八余万石，分装在八百十一条海运漕船上，正待启运北上，充实京仓，现在被英舰封锁了出口，岂非要断绝京师的口粮吗？
同时，英国兵舰还在吴淞一带张贴告示，说因英人被漕船水手殴打，如清政府不严惩凶手，海运米船不许开行等等。这一招实在歹毒，清政府地方官一下子慌了手脚。
道光二十七年的漕米，是由各地交齐以后，通过南北大运河北上，充实京仓。那时运河多处淤塞，漕运误时，加上沿途灾荒，多次发生饥民聚众抢粮。
因此，经督抚奏请将漕粮河运改为海运。原先的河运漕船水手，以每船二十人计，有六百多只漕船，水手达一万三千多人，停泊在常熟、娄县、吴江、青浦一带，漕米改为海运后，这些河运水手遂告失业。
虽然有督抚议定章程发放了一批遣散费，但大部分进了贪官的腰包，水手们并未得到妥善安顿。因此，漕船水手生计无着，情绪已很激动，传教士与水手发生殴斗，实际上是河运水手们对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痛恨的渲泄。
青浦田歌有一段歌谣是“船工苦，没处诉，无货装运肚皮饿，贪官洋鬼一路货，船工苦，不要诉，不怕满清恶狼虎，先打洋人后打虎，船工就会有事做。”从这首歌谣可以看出，"贪官洋鬼"作恶多端，已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英国军舰停住在上海黄浦江的吴淞口
三、清政府软弱无能水手无辜被捕
英国领事阿礼国的横蛮措施，吓昏了清政府官员，上海道台咸龄写慰问信拍洋马屁本希望息事宁人，反触了一鼻子灰，于是又被迫于3月16日派海防同知（正五品）沈丞赴青浦协助青浦县令“缉凶”，无辜逮了两名水手，3月19日解到上海。阿礼国便采取另一手段，即派副领事罗伯孙，开了兵舰去南京威胁两江总督（从一品）李星沅。
江苏巡抚（从二品）陆建瀛畏于洋人嚣张气焰，急忙物色一个大鸦片公司旗昌洋行的股东兼买办、候补道（五品）吴健彰，要他立即赶到上海，名义上是催趱海运，实质是查办“青浦事件”。
▲图为漕船水手在衙门钱枷号示众
3月22日咸龄请麦都思等到上海道署，对麦都思等问道：“这两名水手是否伤人凶犯？”
麦都思得寸进尺，于是说：“这二人是打人凶犯，但不是首犯。”
23日，海防同知沈丞复又到青浦抓人。他们到每只船上去搜查，到每个村庄去追寻，但都没有结果，后来巡抚署江苏臬司倪良耀赴上海处理"青浦事件"，还要青浦知县抓人。
3月25日、26日又抓了六人，由沈丞复押到上海。倪良耀急忙让麦都思等人到上海县署指认，并按照麦都思等人的旨意，将抓到的十人一并在新关枷号示众。这个所谓"青浦案件"就以中国同胞受辱而告终。这样丧权辱国的事，也只有昏庸腐败的清政府才干得出。
阿礼国他们"胜利"了，发出了狰狞的笑声。
事情并未到此了结。
3月20日，英领事阿礼国派副领事罗伯孙，乘了装有大炮的"爱司比格"号军舰，从长江直驱南京，去威胁两江总督李星沅。
李星沅闻报惊慌万状，急派陈柏龄等人由长江顺流而下，准备在江面上阻拦罗伯孙到南京。
3月26日，陈柏龄等和英舰"爱司比格"在江面相遇，陈柏龄手作揖，对罗柏孙说："省垣已委派司道查办"青浦案件"肇事人员，并已抓到几名凶犯，此案一定可以了结，贵领事如有呈件，可代为投送"等等。
罗伯孙和翻译夏巴叽哩咕噜一阵后，不顾陈柏龄等人阻拦，继续朝南京进发。
罗伯孙到南京后，向两江总督李星沅提出委派藩司大员处理"青浦案件"、撤换上海道台咸龄这两条无理要求。但是李星沅畏惧洋人，竟然马上同意，还赏给金熔，批给了回文，甚至派员陪罗伯孙游览南京名胜。
罗伯孙等上街游览时，被南京居民发现，向其掷抛砖瓦，幸亏陪同人员极力保护，才免遭群众痛打。罗伯孙见此情景，吓得第二天就启航返回上海。
▲有关《青浦教案》的奏稿、御批
四、撤道台赔白银清政府丧权辱国
“青浦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上上下下，引起一片混乱。青浦县令金熔因抓不到“凶犯”愁肠满腹。
上海道台咸龄是个还算有点骨气的官员，阿礼国动手，他拂袖而去，还拒绝过阿礼国的要挟，说过"斗殴细故不足深诘"等语，所以，最终被上司撤职了事。
江苏巡抚陆建瀛和两江总督李星沅对上还不敢实奏，明明已派藩司大员前往上海处理此事，却说派去查看上海道台咸龄处理"青浦事件"是否得当。
而清廷皇室比李星沅更加恐慌，以为派藩司大员前往处理"青浦事件"恐怕收不了场，还令来京途中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正一品）耆英"无论行抵何处，接奉此旨即改道驰赴江苏，就近查看大局。"
5月8日，耆英在江苏高淳以西荻港江西，详细听了"青浦事件"有关情况的汇报，他首肯了李星沅等人对此案的处置，同意将上海道台咸龄暂行撤任，调换熟悉夷情的吴健彰代理道台。
▲如今的城隍庙（原“青浦教案”发生地）
5月中旬，江宁藩司（从二品）傅绳勋将十名水手解省复讯后作出定案，定案前傅藩司竞通过代理上海道台吴健彰去征得英领事阿礼国的"同意"，而后在5月27日将定案公文交英领事阿礼国，真是一副奴才脸！
最后的处理是将所谓为首的王明付充军，为从的倪万年判徒刑，其余枷号释放，还赔偿麦都思等白银两百两。
“青浦事件”前后经过达八十一天，闹得这么大，完全是英国侵略者一手造成的，首先，麦都思等人到青浦散发所谓"善书"，已违反中国政府规定；在散发过程中动手打人，更属无理；后来中国水手自卫、青浦县衙门送麦都思等人离开青浦，此案本已了结。
但是，英国殖民者竞借故封锁我国重要航道吴淞口，阻止船只进出，还要挟清政府缉拿所谓"凶手"，向肇事者麦都思等人赔偿。而清政府的大小官员，竟然屈膝投降，唯洋人之令是从，真是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五】青浦教案
1848年，由于黄河水涨，运河淤塞，航船难以通行，道光帝百般无奈之下决定再次兴办海运。
但是此次海运的形式却不同于以往。
1825年，道光帝命陶澍试办海运，当时陶澍利用海运运输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的漕粮。而运输的出发地正是今天的上海地区。
上海在此时虽然名义上归苏州府管辖，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英国人的囊中之物。它的经济水平又不如广州发达，底层民众多为工人，难以形成广州这般以当地乡绅为首、村落居民团结反对英国入城的局面。
尽管《虎门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外国人不得私自游历，但诸多传教士被当地人举报后依然优哉游哉四处闲逛。
是以，当道光皇帝依然选择这里作为漕运的出发点时，便已经隐隐埋下了祸因。
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和慕维廉在青浦街头分发传教的福音书，英国医生洛克赫德见状也加入到传教的队伍当中，很快便形成了规模。
当时江边正歇着一些押运漕粮的旗丁，他们对这三个洋人分发的东西十分好奇，当中一个胆大的旗丁便走上前去希望可以领一本福音书来看。
可巧，此人恰好走到了医生洛克赫德面前，洛克赫德见此人衣服手臂不甚洁净，心下便十分厌恶，挥起手杖便打开了这名旗丁伸出的手。旗丁吃痛又哪里肯饶了洛克赫德，作势要打。麦都思和慕维廉见状立即围了上来，用手杖敲打旗丁的头，试图赶走他。
旗丁见这三个洋人人多势众，只好逃离。而当三位继续打算分发福音书的时候，却听得远方高呼：“洋人打人啦！”
三人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不顾一切地向青浦衙门跑去，但几个文化人哪里有天天从事体力工作的旗丁跑得快。没多久三人便被团团围住，幸得青浦县令及时赶到才幸免于难。
▲然而阿礼国看着被青浦县衙门送回来的三人，却并不打算就此平息事端。尽管这件事情本质上是洛克赫德动手在先，但在阿礼国眼中，这却是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
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大赚一笔。
他立刻去找给此时在任的兵备道咸龄，要求朝廷交出带头的“真凶”（即被打的旗丁）并予以赔偿。而咸龄坚持认为事情的责任主要在于先动手打人的洛克赫德，对阿礼国的要求严词拒绝。
但以咸龄从小在这片大地接受的思想来说，他绝对想不到阿礼国会有多么疯狂。
阿礼国将在接下来的行为之中表现出十足的赌徒行为。
他首先派出“奇尔德”号军舰拦截江口，这样一来，内地的漕船便无法到达东海。同时阿礼国宣布来往的外国商船将停止缴纳关税，这一举措无疑得到了美法两国领事的支持——在瓜分其他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还是出奇地统一的。
与此同时，阿礼国还派遣副领事罗伯逊乘舰前往南京告状，声称如果不严肃处理，他们将继续向清王朝宣战。
此时驻南京的两江总督李星沅却也未曾见过这种阵仗，恰巧此时从广州逃之夭夭前往北京的耆英路过南京，他立即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做出指示：向英国人低头。
然而，当时的“奇尔德”号军舰司令在后来的回忆道，当时英国在上海只有两艘小型军舰，一艘载着罗伯逊去了南京，留下的一艘根本无法与当时清军押运漕粮的兵船相抗衡。而且，阿礼国当时的种种行为均未向他的上级进行汇报。
但他赌赢了，却也是事实。耆英面对英国的应激创伤反应成为了英帝国最大的助攻。
▲上海行商吴健彰（同时因为他不断地“捐钱”，他本人也是苏松太记名按察使）自告奋勇要帮助清政府捉拿旗丁。最终在两方的不懈努力下，抓捕了十名旗丁，或流放或羁押，并由当地百姓均摊，赔偿了洛克赫德三人白银三百两。
这便是著名的“青浦教案”，而在东方发生着种种不幸事件的同时，西方也正在发生着惊天的大事。
【六】中国租界拾遗：青浦教案与英租界扩界
土地章程签订没多久，上海的中英双方顶层官员就都换了人。
1847年，上海道宫慕久离开上海，去苏州担任江苏按察使，算是升官。在离开的前一年，他在之前预留的“洋关”建起了一座江海新关，撤掉了盘验所。从此，江海关就分成了大关和新关两个部分，新关专门收外国船只的税，旧关收国内船只的税。
巴富尔比宫慕久离开得要早一年。
1846年10月，巴富尔启程返回英国。他的继任者是阿礼国，一个曾经担任福州领事、厦门领事的英国医生。
▲阿礼国
1846年8月，阿礼国就已经到任了。巴富尔还没启程的时候，他就公布了《上海港埠章程》，章程规定上海港埠“靠海一边之界址，划定在朝西方向之宝山角与朝西南方向之吴淞口右岸炮台这两点之间构成一直线之内。
装卸货物之商船锚地即在江海关外之江面上，从吴淞口起伸展至洋泾浜为上”。到了12月，他还牵头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
相比较起巴富尔，阿礼国更加难缠。早在清康熙雍正年间，上海的天主教堂被全部没收，始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敬一堂在此时被改成了关帝庙。而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拥有了在上海建造教堂、坟地的权利，而清政府也必须要保护教堂的存在。这也让传教士们重新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阿礼国上任没多久，就帮法国天主教会以敬一堂一事向当时还没离任的宫慕久发难。
最终经过多日谈判，阿礼国成功帮法国天主教会拿到了石皮弄（即今太阳都市花园一带）、黄浦江边的董家渡（即今董家渡天主堂一带）和洋泾浜三块土地。
接替宫慕久的是咸龄。咸龄是满族人，1842年耆英签《南京条约》的时候，咸龄也在场，是耆英的四等侍卫。别看这个名字乍听起来像“县令”，此人在江苏的实际地位很长时间都比宫慕久更高。
咸龄到任时，上海的情形比刚刚签订土地章程的时候更加复杂。此时在上海活跃的教会，包括伦敦会、美以美会和英国圣公会。这个时期（尤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传教活动有着浓烈的侵略色彩，而其背后也自然得到了阿礼国的大力支持。
这帮传教士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活跃着，除了在租界里租地盖教堂建墓地，也开始逐步向内地深入。
1848年3月8日拂晓，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牧师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和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等三人从上海东门码头租船出发，并于当天在青浦县城5里的地方下船，之后走陆路来到县城城隍庙前散发传单。
从传教经历上来讲，麦都思和雒魏林的经验都相当的“丰富”。
麦都思1817年就前往东南亚传教，1823年在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办过宗教印刷所，1835年抵达广东，之后开始在华传教，并于鸦片战争期间充当英军翻译。
雒魏林1838年来华传教，在鸦片战争中充当英军军医。而慕维廉则相对年轻，1847年才第一次来华。
城隍庙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山东籍漕运水手，他们因为漕运转为海运，自己原先负责的航线缩短，而滞留在了青浦。
看见三个传教士来散发传单，水手们乌泱泱地围了上去，好奇地要拿一份传单或是经书看看。但出于某种原因，三个传教士并没有给这群水手们分发传单，还挥舞着手杖，打伤了围在最前面的水手们。
水手们随即四散而去叫帮手，而发现事情不对的传教士们拔腿就跑。在青浦东门外半里地左右的地方，40多名水手追上了这帮传教士，抬手便打。闻讯赶来的青浦县令金镕赶忙分开人群，并于第二天把这三个传教士用轿子抬回了上海。
三名传教士回到上海后，随即找英国领事阿礼国告状，由此引爆了“青浦教案”。
中方获知消息的速度以及反应还是相当迅速的。
3月9日，上海道咸龄就致函麦都思，称对方的行为是明显违反《虎门条约》第六款，即“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同时两江总督李星沅还认为， 1846年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和时任上海道宫慕久签订的协定中，即以“一日往还为断”，而“不准在外过夜”；但青浦县城距离上海县城足有90里，来回180里，一白天根本没法往返，虽然传教士们挨揍了，但这也是他们违规在先。
如果英国官员肯讲道理，那自然也就不会有鸦片贸易什么事了，阿礼国自然也不例外。他抓住机会，准备把事情闹大，遂故意忽略掉“不准在外过夜”的内容，把“一日”强行曲解为“24小时”，并认为这段距离在24小时之内足可以往返。在中方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之后，3月13日，阿礼国威胁咸龄称，如果48小时之内，中方没有逮捕10个打人的“祸首”并送来上海审问和处罚，他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3月14日，阿礼国让英方船只中止给中方交税。
咸龄见状，请求法国、美国和比利时领事参与斡旋，要求延长10天处理时间，但阿礼国仅仅延长了24小时。期限到了之后，阿礼国擅自命令英方炮舰“吉尔特”号开进黄浦江。这艘炮舰理论上应该归香港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管辖，船上共有10门大炮。
“吉尔特”号开进黄浦江之后，随即封锁了航线，把准备海运向北的运粮船只总计截停了851艘，粮食总计1083315石。在此期间，阿礼国还把截留的关税全部“还”给了英商。
此时的咸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3月17日，他通告阿礼国，说已经抓到了2个水手，主犯逃跑，其他人正在追捕之中。
3月18日，阿礼国复函称，对主犯没抓到一事很不满意，同时警告粮船不许离开上海，并炮击强行通过的粮船。
3月19日，阿礼国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举动：他派遣副领事罗伯逊（Robertson）和翻译官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等人乘坐军舰闯入长江，前往南京要挟两江总督李星沅。
重压之下的李星沅和江苏巡抚陆建瀛展开商谈。
3月20日，李星沅派遣候补道吴健彰赶往上海处理相关事宜，安抚民众，同时派游击陈柏龄等人拦截罗伯逊。
3月21日，咸龄称抓到了两名“主犯”，并让英方前来指认。
次日，阿礼国和麦都思来到上海道道署，称此二人绝非主犯，要求咸龄“应该尽最大努力满足英国领事所提出的要求”。
3月23日当天晚上，金镕又抓了两名“真首犯”，并递解至上海。
3月24日，江苏臬司倪良耀与李星沅、陆建瀛一同赶到上海处理该案。
3月25日和26日，倪良耀在青浦又抓了6个人，并将他们带到了上海。至此此案已经前后抓了10名水手。
罗伯逊强行突破拦截，于3月29日抵达南京八子沟。
3月30日，参与“教案”的中方倪万年、王明付等十名水手的“罪罚”在英方的施压下加码，罪名从普通的打架斗殴变成了“抢劫罪”，王明付被打了一百板后充军三千里外，倪万年被打一百板后充军三年，其余八个人刑罚也各不相同。
3月31日，李星沅被迫在总督衙门接见了罗伯逊，并告知对方已经有人前去处理此事，但罗伯逊等人坚称要一个级别更高的人来处理，撤换咸龄。在获得李星沅默许后，4月4日，罗伯逊一行人离开南京，4月7日返回上海。
4月1日，黄浦江航线在中断了15天之后恢复通航。
▲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上海图书馆版
青浦教案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5月22日，咸龄被以“原欠紧速”、“措置失当”为由撤任，此后先后就任浙江宁绍台道、江苏常镇道。而接任咸龄的吴健彰在参与事件处理的过程中发现，英方的胃口远不止处理教案这么简单。
同年9月，原浙江宁绍台道麟桂正式接任上海道时，阿礼国借着之前“青浦教案”的“余威”向他提出了英租界扩界的要求。
1848年11月27日，中英双方签订了新的租地协定。根据该协定，英租界北侧拓至苏州河岸，而西界则扩张至泥城浜（现西藏中路）。至此，英租界的面积已经扩大至2800亩。这个范围也一直保持到1863年公共租界成立。
▲十九世纪末苏州河（河南路桥段）上的外来民船
这次教案之后，先前《南京条约》《黄埔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搭建起来的针对外国人的限制条令全部形同虚设，以至于美国驻上海领事吴利国（Henry Wolcott）此后前往苏州游玩，行程早已超过一天，都没有任何官员敢抱怨。
而阿礼国在这次教案中擅自动用炮舰的行为，因为最终“效果不错”，也仅仅被英方内部口头警告，并未有任何是指处理。尝到甜头之后，阿礼国还曾经利用炮舰外交的策略干涉了1868年台湾凤山教案、1869年福州川石山教案等事件，不可谓不猖狂。
明明自己占理，却被对方的大炮逼得毫无办法。所谓弱国无外交。
【七】租界本只是单纯居住地，青浦教案后英国借机扩大租界范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条约第2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这就是五口通商的条约依据。
▲宫慕久
一、上海开埠与英国领事馆的设立
《南京条约》对于通商问题只作了原则规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0月8日订立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此作了比较具体解释。
根据这些条款，英国派来的第一个代表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1月8日来到上海。
为首的巴富尔，原在印度马德拉斯陆战队，14岁入伍，官至上尉，虽然只有34岁，但已有20年的工作经历。他被璞鼎查看中，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2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
巴富尔从广州乘“威克森号”船出发，在舟山转乘“麦都萨号”，于11月8日晚上到达上海。
第二天，他们拜访了苏松太道宫慕久，逐一介绍了代表团的成员。宫慕久率文武随员在海关为巴富尔举行欢迎宴会。
11月10日，宫慕久到“麦都萨”船上，礼节性地回访了巴富尔。随员中有一位叫陈福勋的，日后成了会审公廨的谳员。
随后，宫慕久与巴富尔就开埠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谈判。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苏松太道的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0月，实际全面负责清政府外交的钦差大臣耆英，奏请将亲信、四等侍卫咸龄改为候补道，留在江苏参与外交。
11月7日，也就是巴富尔到达上海的前一天，清政府宣布咸龄以候补道身份，随同总督、巡抚办理外交，排名在宫慕久之前。
耆英对咸龄相当赏识，在保举时称赞他：“文义通畅，事理明白，遇有委办事件，不避艰险，能耐劳苦，随机措置，各得其宜。年余以来，深得该员之力，各国夷人皆极信服，于案牍素称谙练，吏治亦能有条不紊”。
委派咸龄这样一个干才参加办理上海方面的夷务，可见清政府对上海问题的重视。
在宫慕久接待巴富尔时，江苏巡抚孙善宝一直呆在宝山附近，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只是考虑到自己品第太高，没有直接参加与英国人的谈判。
他认为，领事只是夷商头目，级别较低，由四品官道台出面接待，比较合适。
宫慕久，山东省东平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举，以后在边陲云南当过小官，但无办理外交的经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被任命为苏松太道，7月到任，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擢江苏按察使。他办事沉稳，识大体，所以被保举到苏松太道这个重要位置上来。
他的前任颜以燠因与英人交涉通商问题，被指控所出告示“含糊不明”、“措词未协”而被撤职。这也是他格外谨慎的原因。他到任后，对于与英国人打交道相当小心。
巴富尔与宫慕久讨论的首先是领事馆选址问题。宫慕久表示，县城内已经十分拥挤，找不到房屋，在县城外面，可能找到空房。
翻译麦华陀认为，这种态度是出于上海地方政府的既定政策，其目的是要把外国人安排在郊外，以便监视。麦华陀看得很准。宫慕久主张领事馆设在城外，一是为了监视，二是减少麻烦，第三也是出于习惯。
当时上海的惯例，来沪外省人的行会都被安置在城外，英国人也是外来者，自然应在城外。
巴富尔等离开道台衙门以后，在街上有一个商人主动搭讪，表示可以为他们提供一所一流的宅第。此人姓姚，广东人，在沪经商。巴富尔接受了他的建议，住进了姚氏住宅。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英国人从一个姓顾的那里租到一处住房，位于大东门西姚家弄，名敦春堂，坐北朝南，院子里有四幢二层楼房，上下共52间，有水井、厕所，押金640两银子，每年租金640两。巴富尔对此处比较满意。
巴富尔为上海开埠所作的准备，总的说来，比较顺利。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1月14日，他发出告示，通告英国人，英国领事馆已设立，馆址位于东门和西门之间城墙附近的一条街上，并宣布上海将于11月17日开埠，所有条约的有关条款，均自该日起生效。
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宫慕久在洋泾浜北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征收进口货税，并募选商人，开设银号，收纳税饷。
▲怡和洋行
二、英国租界与《上海土地章程》
开埠以后，租地一直是困扰上海道台、上海居民、英国领事和侨民的重要问题。
通商、居留虽然在《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写明了，但租地在条约中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英国领事提出土地卖绝的要求，这为中国法律所不许，未能定议。
但是，早期来沪的英国商人纷纷自行租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4月，大鸦片商颠地已在第二十五保三图必字圩，向中国业主奚尚德等租了近14亩土地，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等均在黄浦江岸边租了地。
由于租地范围、租地方法、租地价格等没有统一规定，出现了不少矛盾和冲突。在此情况下，租地章程的订立势在必行。
开埠以后的一两年中，外国人多在上海城中租房居住，总的说来，还算平静，但也发生了一些中外纠纷和冲突，使苏松太道宫幕久深感头痛，坚定了他让外国人在城外租地、实行华洋分居的想法。
其中有件事比较突出。
▉英国领事强迫上海道台道款事件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8月，据说松江同知沈炳垣与上海知县蓝蔚雯“以不得当的方式”给英国领事发送公文，同时抓了一名姓姚的基督教徒。
姚在鸦片战争期间曾帮麦华陀做过翻译工作。巴富尔让翻译麦华陀在晚上8点钟到道台衙门，强横地要求必须在1个小时内将姚某释放，否则，英国领事将登舰离沪。对此，宫慕久既不完全照办也不硬顶不办，而是在第二天早上6点钟将姚某释放。
巴富尔照会道台要求松江同知与上海知县就上述有关事件作出书面道款。下午3点钟，见没有道歉，麦华陀再次向道台提出道歉要求。晚上9点，等来了原先那份被指责为不得当的、现已改正了的公文，但无道歉之语。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午夜，巴富尔照会道台，告以他将关闭领事馆。凌晨1点，道台作答，要求暂缓。黎明时分，巴富尔照会宫慕久，告以英国兵船“威克森号”应他之命将于中午12点驶往舟山，以示决裂。
宫慕久要求展延至下午1点，因为起草道歉文书需要一些时间。巴富尔答应将收起的国旗再升起来以作为对道台信任的标志。最后，道歉的照会送来了，事件也结束了。
这一并不复杂的外事交涉说明，英国领事在与上海道台交往之初，便采取了恃强凌弱的蛮横态度，使上海道台烦恼而无奈。
经过两年的磋商，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宫慕久用告示形式，公布了他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商定的《上海土地章程》。
告示本无标题，英国领事在向本国政府上报时将其称为Land Regulations，日后被称为“土地章程”、“地皮章程”、“地产章程”或“上海土地章程”。
▲《上海土地章程》
三、《上海土地章程》的深远影响
《上海土地章程》日后被视为上海租界的根本法，对于租界的形成、发展关系极大。
这一章程公布以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因美领馆升旗问题引起争执，苏松太道补颁一条：“在特许英商租地之范围内，除得悬挂英国国旗外，任何国人不得悬挂该国国旗。”
《上海土地章程》是在《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前提下，上海地方政府与英国领事签订的第一个地方性的具有条约性质的法规。
通过这个章程，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在上海租地范围内的租地、建房、居住、经商和一部分市政管理权，上海地方政府也部分地达到了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限制的目的，比如划定范围、华洋分居、租地限制、治安管理等。
▲上海租界范围示意图
从这个章程也可以看出，土地只是租赁，不是割让，地皮的主权仍属于中国，土地价格的议定、市政的管理，华人仍有一定权利。章程中还没有出现“租界”的字眼。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9月24日，宫慕久与巴富尔划定了英租界的四至：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南至杨泾浜（通常作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厂（今北京东路），面积约830亩。
英租界辟设以后，英国侨民络绎而来。
据统计，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底，在英领署登记的外国人有25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有50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有90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有120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有134人，其中87人为英国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为159人，其中7人是女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为175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210人。
这些人包括领事馆人员、商人、传教士、医生等，不包括那些船上的水兵。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4月12日，外国侨民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购置基地问题，巴富尔主持，11人到会。会议选举巴富尔、麦都思和义记洋行经理怀义思3人组成公墓管理委员会，并于江海关后购置墓地10亩，后称老坟山。
墓地问题之所以会被如此重视，因为外侨中已有人死亡，尽管最初埋葬的是靠港船只上的水手而不是居民。
这种以外侨会议和租地人会议的形式讨论、决定租界事务的方式，是英租界自治制度的开始。
英国领事馆是英租界最重要的机构，代表英国政府负责侨民的登记、管理，与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有关事宜。
领事馆原临时设在县城里，巴富尔不太满意，极想在租界自建领署。按照当时英国法律，驻外领事只能租地办公，不能购地建屋，但巴富尔不管那套，自行其是。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4月28日，他定下李家厂房地126亩，计价1.7万元，巴富尔私垫4000元。
同年10月，阿礼国接替巴富尔任英国驻沪领事。经阿礼国向本国政府磋商，终于得到核准，购下了那块土地。这就是日后英国领事馆所在的地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7月21日，英国领事馆迁入新址。
▲麦都思
四、青浦教案与英国租界的扩大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3人，拂晓以前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青浦。他们将船停泊在离青浦县城约5里的地方，然后进城，在城隍庙前散发宣传基督教义的传单。
在喧闹嘈杂中，雒魏林的手杖将前排一人的脸擦伤，发生一些骚乱。麦都思等见势不妙，逃出县城。在城东门外不到半里的地方，被随后追来的四十多名手持撑篙、锄头、棍棒、铁链的漕船水手打伤，踩在泥沼里，浑身是血。
青浦县令金鎔闻讯，立即派差役前往制止，救出3人，用轿子将他们送回上海。
这就是上海史上所谓的“青浦教案”。
《虎门条约》曾规定外国人不可到乡间任意游行，上海开埠以后，也曾规定“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
麦都思等远到90里之外的青浦去传教，不是当日往还，明显违反条约规定。但英国领事故意借题发挥。
3月9日，阿礼国向上海道台咸龄提出“惩凶”的要求。
咸龄复函说明麦都思等到青浦去违反定章，且“斗殴细故，不足深诘”，同时致信麦都思等表示慰问，问其伤痕曾否平复。
阿礼国强横无礼，不依不饶，一方面胁迫上海道惩办所谓凶手，一方面调动兵舰，封锁海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3月20日，江苏巡抚派候补道员吴健彰到上海查办青浦教案。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步步进逼，一副恶霸腔调，清政府则懦弱畏战，节节退让。
▲麦都思
3月22日，阿礼国、麦都思到道台衙门指认被捉来的两名嫌疑人，说都不是。
3月24日，两江总督李星沅、江苏巡抚陆建瀛会派署江苏臬司倪良耀赴上海专办此案。倪径赴青浦，于25日、26日又捉拿了一批所谓“凶犯”。
这样，前后一共抓了10人，他们是：倪万年、王明付、刘玉法、王玉山、宋方、井海、高玉、魏盛春、贾永奎、夏得胜。
3月28日，阿礼国、麦都思等至县署中，于10人中指认倪万年、王明付两人为首。倪良耀将10人在新关前枷号示众。阿礼国这才通知毕德曼撤销封港令。
在英方的压力下，清政府以咸龄在办理此案中“原欠紧速”，于4月1日将其撤职，由吴健彰代理上海道。
5月19日，10名水手被定为“殴打和抢夺财物罪”，为首者王明付被打100板，判永远充军；倪万年被打100板，判充军3年。
事实上，这10人中，只有王明付、倪万年是在场者，其余8人均属无辜，但阿礼国不问情由，一概要求惩办。
青浦教案在晚清上海政治史上虽然是个不算很大的事件，但对上海中外关系的演变带来重大的影响，开了许多恶劣的先例。
它首开因教案而拒付关税、封锁海口的先例，1000多艘漕船被阻半个多月；首开因教案而派兵舰进入内河、要挟封疆大吏的先例；首开因教案而惩办地方官员的先例；也首开因教案而任意处罚人民的先例。
青浦教案以后，阿礼国乘势提出了租界扩张的要求。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11月27日，他与新任上海道麟桂订立协定，将英租界向西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面从李家厂推进到苏州河。
新的界址为：东南以洋泾浜桥为界，东北尽苏州河第一渡场，西南至周泾浜，西北到苏州河滨的苏宅为止。至此，英租界面积扩充为2820亩。
五、美国领事馆与美国租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美国政府在给使节顾盛的训令中指出：最近两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已经造成美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情势，事件后果之一，是上海等几个港口对英国商业开放，美国应全力争取获得与英国同等的权利。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6月，顾盛作为全权公使来华，在澳门会见两广总督耆英，告以为了两国邦交，要进京呈递公函。公使进京最为清廷忌讳，故耆英力加阻止，结果，双方于7月3日在澳门的一个叫望厦的小村落里，缔结了著名的《望厦条约》。
条约凡33款，第3款和第17款规定了美国人在上海等通商五口与英国人相似的居住权、租地权。
条约签订后一个多月，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8月26日，美国驻华公使顾盛委派广州麦克威克洋行的美商费信登为美国驻沪第一任领事，但没有到任。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美国旗昌洋行商人吴利国被任命为美国驻沪代理领事。吴利国到任后，即在英租界的旧纤道（今九江路）设立领事馆，升起美国国旗。
英国领事依据《上海土地章程》所规定的专管之权，对此事表示抗议，声言除英国国旗外，不得悬挂任何其他国家国旗，并向上海道进行交涉。上海道为此于翌年特地在《上海土地章程》中加了一条关于悬挂国旗的规定。
但美国并不理会这一规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11月，美国驻沪领事祁理蕴到任，依然在英租界的住宅上悬挂美国国旗。
还在美国领事馆建立以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6月16日，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主教文惠廉夫妇，已己与美国传教士格拉翰夫妇、琼司夫人、玛士夫人等一行抵达上海。
▲上海租界示意图
这是到上海的第一批美国人。他们先暂寓英国领事馆，不久，去虹口布道。此后二三年中，来沪美国人不断增加，但在沪美国人仍主要住在英租界里，美国领事馆仍设在英租界。
按照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在英租界的美国人如欲租地，必须得到英国领事的许可。美国领事觉得美国人应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地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祁理蕴向吴健彰提出交涉，未获成功。
咸丰二年（1852年），美国驻沪副领事、原旗昌洋行商人金能亨继续交涉此事。这年3月，金能亨给吴健彰送去3张地契，请他直接钤印发还。
吴健彰表示按照地皮章程，此事须经英国领事许可。
金能亨声言美国政府认为这种规定是非法的，要求吴健彰在24小时之内将所送地契钤印发还，否则将采取极端手段。
24小时以后，未见消息。金能亨向吴健彰发出最后通牒，以拒绝缴纳关税、要求美国派军舰来沪相威胁。
在英租界租地是否必须经英国领事批准，对于美国来说事关在沪权益，对于上海道来说则无关宏旨，既然美国领事如此强硬，吴健彰也就不再坚守前议。
他于次日将地契三纸钤印送还。
3月16日，金能亨通告美国侨民，宣布美侨在沪依约租地，由领事与道台直接会商决定，不容别国干涉。
英国领事阿礼国随后致函金能享，解释了英国的初衷，作出了和解的姿态。
此事后经英美两国公使交涉，容纳了美国的要求。此后，各国侨民在英租界租地，均直接与原业主商议，然后将契约缮写三纸，呈其本国领事官转送道台查核，由道台钤印发还。
这样，美租界的四至虽然没有划定，但在租地方面，美国领事取得了像英国领事同样的权力。美国传教士及其他侨民在虹口租地、造房，已有道台口头的批准。虹口地方成为事实上的美租界。
六、法国领事馆与法国租界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法国政府立即派曾任法国驻希腊公使的43岁的剌萼尼为全权公使，率团来华，谋求与中国签订一个与《南京条约》类似的条约。
使团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8月13日抵达澳门。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10月24日，刺萼尼与钦差大臣耆英在广州黄埔的法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黄埔条约》（即《中法五口贸易章程》）。
条约凡36款，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上海等通商五口居住贸易，租地建屋，建造教堂。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月20日，法国政府任命敏体尼为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
敏体尼原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中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离开军队进入外交部，成为剌萼尼来华使团的主事，因此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已到过上海。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1月25日，敏体尼抵达上海，随他同来的除了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以外，还有一个在途中雇来的佣人。
到达上海的第三天，他就和法国籍的赵方济主教商妥，在洋泾浜和县城之间的地界上租了一处房屋，建立了领事馆。此房原是法籍罗类思主教的住宅，有三幢小楼。敏体尼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修理。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4月，法国三色旗在领事馆升起。其时，上海只有法国的传教士，还没有法国商人。
开辟法租界的交涉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7月。一个叫雷米的法国商人从广州来到上海，向领事提出了租赁土地的要求，敏体尼据此于8月6日照会上海道吴健彰，提出设立租界的问题。
敏体尼选择的地段是洋泾浜南岸，县城以北，即他寓居的周围。他选中这块地方，一是觉得这里交通方便，三面都是可以航行的水路，二是靠近当时的商业中心县城。
对于敏体尼的要求，即将离任的吴健彰的反应先是拖，后是推。
8月26日，吴健彰照复敏体尼，说是根据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要法商到英租界去租地。
这一争执，到麟桂接任上海道后得到解决。麟桂与敏体尼先是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解决了雷米的租地问题，随后就辟设法租界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原来，雷米所拟租用的约12亩土地，属于12家业户所有，这12家业户联成一气，索价高昂，雷米难以接受。敏体尼借口条约的有关规定，要求麟桂压服业主。几经周折，最后才算解决。
麟桂在4月6日发布告示，宣布了法租界的边界。这一告示，被视为法租界的“出生证”。这次划定的法租界总面积为986亩。
上海开埠以后的六七年中，英、美、法租界相继设立，其总面积不过2000亩，外侨总人数不过百余，但对上海来说，对中国来说，影响相当大。
【八】一日有多长引发的外交事件
1848年3月8日，在沪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前往青浦县散发福音书，引起纠纷。
作为补偿，11月27日，麟桂与英国领事阿礼国签订协定，将上海英租界的西部边界从界路（今河南中路）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这是上海英租界第一次扩充，面积扩展到2800多亩。
该案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宗教案。
一、青浦
▲今青浦曲水园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1848年3月8日），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52岁)、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26岁)和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37岁)三人，拂晓前从上海出发，租船到青浦，将船停泊在离青浦县城约五里的地方，然后进县城在城隍庙前散发“善书”（今青浦县城曲水园西，庙前街一带）。
▲六十年代被拆毁后的青浦老城隍庙
几名看守停泊漕船的山东籍水手，向他们要“善书”，但遭拒绝，双方发生冲突。
情急中雒魏林在街心上挥舞手杖，“把最前排一人的脸给擦伤了”，于是其他的水手叫喊着，向他们投掷了许多石子，并扬言回船叫人前来报复。懂得中国话的麦都思和雒魏林见势不妙，立即带着慕维廉逃出县城，在东门外不到半里路的地方，被追来的40余名手持撑篙、锄头、棍棒、铁链的漕船水手打伤。【你没看错，记载是说40多个水手拿着棍棒锄头打三个只有手杖的传教士】部分资料显示被绑架。青浦县令金鎔闻讯，派出捕快从愤怒的水手中救出了三人，将他们送回上海。
二、上海交涉
三人回到上海后，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要求上海道台咸龄给予完全的赔偿、惩凶，咸龄则以“斗殴细故，不足深诘”将其驳回。双方交涉未果。
▲于是，阿礼国第一步命令英船停止交纳总关税。（3月13日）
第二步，3月14日用军舰封锁上海港阻止向北京运送皇粮的851只粮船离港（当时由于黄河夺淮等问题,税粮放弃了大运河漕运）。
照会咸龄：“请把主犯带至上海在英国官吏面前接受审判和惩罚。粮船不能过去。如果偷渡的话，英国军舰会开火。等案件解决，我将收回命令。”
3月18日“奇尔特”号开炮轰击强行通过的粮船，将急于北上的船队堵在黄浦江内。这次封锁上海港长达14天之久。
第三步，派军舰护送副领事罗伯逊到南京去向两江总督李星沅申诉。
阿礼国记述：“如果停付关税长久之后，中国就会受不了，这样就可使他们不至于将事拖延了。1000只粮船不准出口，这当然会立刻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但是他们还是敷衍，而且他们想以假的罪犯来冒充真的罪犯。
当然封港这件事情如果不被中国上级官员晓得，他们还是无所谓，到了我派副领事去南京后，他们晓得已无法，这才害怕起来，苏州一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派臬台来。”
为扩大影响，阿礼国还派人在吴淞一带“遍贴告示，声言夷人被粮船水手殴打尚未严办，海运米船不许开行等语”。这在船运业中间造成了巨大恐慌。
三、总督妙计
两江总督李星沅从属下口中得知，英国军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占地盘均为长江南岸，是因为江北岸“芦苇多、港汊多”，英国兵船吃水丈余，不敢冒险。于是自认为发现了对付英国人的妙计。
所以此次故意引导罗伯逊等人走浅水道。还特意给皇上邀功：“该夷时以江路难行为言，或可潜消妄念。”道光朱批：“甚是。”
但罗伯逊一行最终还是抵达南京。面见了李星沅。
四、一日之争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麦都思他们去青浦是否违规。
清方的说法是：“上海口岸，前经英夷德酋会同前任苏松太道宫慕久议定，该夷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返为断。前夷目巴富尔照会苏松太道文内，亦有准其雇买船只轿马，水陆往来，均不得在外过夜之语。今青浦县离上海90里，来回180里，穷日之力，断难往返。该夷违约远行，地方官公事繁多，安能照料周遍？”
英方的说法是：“三位传教士早晨出发，事件发生后，于夜里十点钟返抵上海。上海——青浦可以在24小时内往返，因此这样做并没有违反规定。”
双方都认同，出租界可以，但距离以“一日为限”。问题是清方认为 一日是一个白天。英方认为一日是一个24小时。而且要命的是汉语和英语中，日/day，既可以表示一个白天（一日一夜/day and night），也可以表示一整天。
所以说语言学的集体尴尬出现了。但实话实说，一日或几日单独用而不是“一日一夜”这样用时，一般不做“只有白天”含义。
五、结局
在阿礼国的强压下，清政府地方官分三批从青浦抓获倪万年、王明付、刘玉发等10名漕船水手，在提审前，还一律在江海关前站笼1个月。
在会审时，清官员认为可判为口角争斗，而阿礼国则坚决要求罪加一等，定性为“抢劫”。结果倪万年、王明付等首犯，杖100，充军3年，其他人也严加惩办。阿礼国希望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类似敌对英国侨民的举动。
上海英租界则第一次实现扩张，西部边界从界路（今河南中路）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为几年后的“泥城之战”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影响是一个人的仕途崛起。就是之前文章提到的吴健彰（《上海曾为自由港吗？》）。
作为一个广东买办出身的捐官，他此时在上海做候补道台。道台咸龄的处置失当，事情升级为两国军事对峙的“青浦事件”，“夷务通才”吴健彰终于等来了表现机会。
在上海“闲荡”多时的候补道正式步入政坛，被两江总督李星沅起用参与处理青浦事件。获得了“凡有华夷交涉，委会查办，无不迎忍而解”的好名声，在咸龄被免新道台到任之前一度受命署理上海道之职。
1851年正式当道台。小刀会事件后邀请洋人夺回上海海关并管理，间接促成了清末最廉洁的衙门。
▲贩鸡业发财的“卖鸡爽”吴健彰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时年52岁)
第一个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1843年和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上海第一家现代印刷所)，印刷出版中文书籍。极大促进了印刷、文化、科学事业。
在山东路一带建立的伦敦会的分部，包括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上海开埠后建立的第一家西医医院，也是中国第二家西式医院。），被人称为“麦家圈”。
上海公共租界有一条以他命名的马路——麦特赫斯脱路（Medhurst Road），即今天的泰兴路。
▲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时年26岁)
上海墨海书馆创办人之一。著有《大英国志》、《地理全志》。在向中国介绍现代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方面，富有贡献。
在1876年至1879年间，华北地区由于干旱发生大规模饥荒。慕惟廉在上海地区组织成立“中国赈灾委员会”，联合在华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员等积极参与灾荒的赈济。在此期间，慕惟廉实际负责了当时委员会的运作，救助了无数的中国百姓。
1900年，慕惟廉于上海去世。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37岁)
上海中国医馆（仁济医院前身）、北京协和医院的创办者。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
【九】清末教案问题：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国反抗西方侵略的斗争
所谓教案，学术界没有比较统一的定义，一般指的是中国的士绅与百姓和西方传教人士发生的冲突性事件，而此类事件一般带有反侵略意义，而教案一次早在明朝就已经出现，如万历年间的南京教案，而教案问题的集中出现，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早期的教案相对规模不是很大，如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件教案——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起因是1848年，麦杜思、幕维康和罗韦林三名传教士违反中国政府的禁令，擅自从上海到青浦县散发福音书，与中国水手发生冲突，期间，罗韦林用木棒击中了一名中国水手头部，造成了伤害，随后被40余名赶来支援的中国水手包围，并打伤。
这件事被青浦县令知晓后，他带人救出了三名传教士还护送他们回上海，上海道台也答应麦都思捉拿“肇事者”。
但是，这给了英国人谋求更多在华利益的借口，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借端寻衅，不再向中国支付关税，又扣押了1000只中国粮船，还调遣军舰去南京向两江总督李星沅要挟。结果相关地方官被革职查办，14个平民被枷示受刑，还对传教士进行了经济赔偿。
▲早期的传教士
可见教案虽小，影响不小。
1844年，中法签订不平等条约《黄埔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坟地，而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法国为实现其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野心，纵令教士私入内地传教。
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反禁令，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还勾结官府，包庇教徒的违法行为，激起了民愤。
随后，1856年，清政府将马赖等不法教徒依法处决，这引起了法国的不满，于是，法国这个天主教孝子就响应新教的英国（英国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携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西林教案遗址今天仍可以看见。
▲西林教案遗址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教案的特色是规模小，通常只是几十人的冲突，但是外国列强经常借机扩大影响，对中国造成极大伤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教案进入多发期。
同治年间，还堂案多发，所谓还堂案，简单地说，就是将教会财产进行归还，但必须注意，且不论被称作景教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教会早在明朝就开设过教堂，在康熙时期，基督教的传播甚至还达到了一个小高峰，但由于文化冲突，到了雍正时期，基督教开始遭到禁止，即被称为“百年禁教”的时代，所以，归还所谓教产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外国列强也常常借机造势，攫取在华利益。
如，福州还堂案侵占了百姓的墓地等。由于还堂案属于一类特殊的教案，不再赘述。总之，类似事件大大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洋教”的不好印象。
随后，教案的爆发就更多了，到了1870年，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教案，即天津教案。
当时，天津法国传教士在天津的三岔河口建造教堂，拆除中国的祭祀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占领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造成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要知道，英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就是天津登陆的，天津百姓对他们无比痛恨。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到了6月初，天气变得炎热，疾病多发，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许多儿童，患病死亡。教堂下葬时将二三人一棺，尸体没有妥善安置，引起群众愤恨。
有人传言，外国传教士都是将儿童残忍杀害，并做成药引子，这使得本来就和法国有矛盾的中国人民，爆发了积蓄已久的不满。
虽然当时官方进行了“辟谣”，但是对激愤的百姓没有起到作用，甚至导致了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
法国领事向前来平息事态的中国当地打枪，这又造成了更大的冲突，天津百姓于是群起杀洋人，烧教堂。他们先杀死了法国领事及其秘书，之后又杀死了多名修女和神父，随后对其他国家的教堂进行了破坏。这引起了外国列强的不满，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还出动军舰进行威胁。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义民16人，流放25人，将相关的地方官吏革职充军，还派崇厚去法国"谢罪"，向各国赔银50余万两。
▲天津教案遗址
对杀死的义民，还有这么一段笔记（真伪大家辨别）：
同治九年五月，土棍若干，相聚攻教堂，共死教士十数人，震惊世界。法国将兴问罪之师，清廷乃惧，钦差来津查办。劫灰虽在，凶手无名。乃时总兵张某，接洽无赖，做顶凶之好汉，每名顶凶银二百两。刑期，说笑自若，从容就死（摘自戴愚庵的《沽水旧闻·烧河楼》，开篇提到的电影《老少爷们上法场》就是根据这段笔记改编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事处理得不得民心，使负责人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随后，他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提出外派留学生，不知是不是和他通过此事感到清朝缺乏外交人才有联系。
天津教案后，各地会党开始参加了斗争，在安徽、四川、山东、江苏等地都有教案出现。
▲会党
进入1890年代，教案主要发生在西南和长江流域、热河等地，哥老会和其他会党成为组织者。代表性教案有大足教案等。起因是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教会势力在中国恣意横行，重庆大足县龙水镇群众出于对侵略势力的愤恨，拆毁法国天主教堂。
1890年该教堂重建，法国传教士强迫知县禁止迎神赛会。导致当地的灵官庙会被迫取消。但到场群众仍然很多，与守护教堂的团勇发生殴斗，一平民被杀。不法教徒仗势放火烧毁民房，激起公愤。群众当即再次捣毁教堂。几番冲突下来，甚至酿成了会党起义。
而教案发展的高潮，就是义和团运动，所以网上一些过度正反评价义和团的言论，其实是没有搞清楚教案来龙去脉。
对此教案的历史基本就梳理完了，那么如何看待它呢？
一，教案的社会政治背景在于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是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宗教活动。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保教和传教，成为殖民政治在中国的体现，教会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这是反教斗争最重要的原因。
二，来华传教士往往怀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征服感，将儒学看作是基督教的对立面，“圣教”与“异端”之间矛盾极为尖锐。
在中国士大夫看来，基督教没有人伦礼序，实为邪说惑众；在传教士看来，要想用基督征服中国，就必须推翻中国的文化传统，这种对立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排斥心态。政治和文化上的抗拒情绪在19世纪中期以后普遍出现的反教揭帖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三，基督教尊崇唯一的上帝，中国社会主张君臣父子伦常纲纪；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中国民间社会则流行迎神赛会和社戏活动，故而，基督教和中国民间社会往往出现冲突。
教会内部独特的礼仪方式，如男女合坐礼拜祈祷，教会医院的解剖和外科手术，等，也都导致了中国民间社会对基督教的怀疑和误解，使有关教会的种种讹言流传甚广。
以上因素使得教案问题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和基督教的文化冲突，也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十】青浦镇的前世今生
青浦镇原名唐行镇，位于青浦境域中部，东距上海市区约40公里，是青浦区人民政府驻地，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
据1990版《青浦县志》记载，该镇“宋代为一小村，以控淀湖而为吴门要冲，地在横泖河岸边，古称横溪。元时有大姓唐氏在此贩卖竹木，逐渐发展成大市，遂称唐行镇。”
▲光绪版《青浦县志》中的青浦县治图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青浦建县时，县治设在青龙镇。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撤去建制，到明万历元年(1573年)又恢复县制。
因当时青龙镇已逐渐衰落，知县石继芳主张迁移县治，经勘察，因唐行镇在境内位置适中，又是东西水陆交会处，商业也较为发达，所以就决定将县治迁至唐行镇。
移治唐行后就开始挖壕沟筑墙，建造县署、城隍庙等，整整历时5年，到万历五年(1577年)江西安福彭以圣任知县时才完工。
据记载，当时城墙周长1030丈，高2丈3尺，有箭垛1725座、敌台7座、窝铺48座、门楼6个、门5扇、水关3座；壕沟宽3丈，深2丈，周长8里。
镇内人口不断增多，街市也日益繁华。清康煕年间，镇内商业街太平桥以北曾发生大火，火势延烧数十家，可见当时商铺已鳞次栉比，热闹非凡。
清乾隆十年(1745年)，城中城隍庙东边开始修建园林，即今曲水园。嘉庆五年(1800年)，南门万寿塔旁又建起了青溪书院（今知道书院）。至此，青浦镇已颇具规模，而且作为县城，青浦镇的兴衰荣辱已与整个青浦紧紧挂靠在一起了。
▲上世纪50年代，青浦镇全景
清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五(1848年4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雅廉3人，违反上海开埠时议定的“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返，不得过夜”的规定，从上海驾舢板到青浦县城，在城隍庙一带散发布道书，进行传教活动，造成街道阻塞，行人不便。
此举引起当地大批乡民和漕船水手不满，双方发生冲突。
3人被驱逐回上海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无理要求中国方面“拿犯惩凶”，并以此停付关税，扣留中国粮船千艘，又派军舰至南京，进行要挟。
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由于清政府的卑怯求和，抓捕无辜子民，以赔偿英人损失，撤换道台，将英租界从原来的830亩，扩大到2820亩等告终，史称“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发生地——城隍庙西牌楼
1860年1月，当时青浦为太平军地盘，腐朽的清政府邀请了一些洋人组成了一支洋枪队来协助屠杀太平军，这支洋枪队队长名叫华尔。
1861年6月，洋枪队对青浦城展开强攻，却在青浦城墙遭周文嘉率领的太平军东征队的枪炮齐发，洋枪队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青浦老城墙
8月5日，洋枪队与清军会合，对青浦进行反扑，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部驰援，重创洋枪队，击伤华尔，击退清军，青浦城也因此赢得了“铁青浦”称号。
▲“青浦大捷”版画
太平军占领县城有两年之久，其间数次击溃清军、洋枪队和民团的来犯。
同治元年(1862年)，清军和洋枪队纠集大批人马，再次攻城。激战6日，太平军寡不敌众，青浦城终于失守。此役青浦城内被大炮轰击，废墟连片。
到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时，青浦又连遭日机轰炸。青浦镇内房屋大多数被毁，损失惨重。
▲2013年，青浦城区鸟瞰
青浦镇虽在元、明时期已为大镇，可由于连遭兵燹战事，再加建国初期大搞建设时，对古迹保护意识较淡，又遭文革中破“四旧”之灾，所以真正遗留至今的古迹已不多。
万历年间造的县署毁于咸丰年间洋枪队的炮火之中。
光绪五年(1879年)，吴康寿就任青浦知县时，重新修建的县署，在日机轰炸中又付之一炬。现今县署已毫无遗迹，仅剩南门“县前街”一条老街，直观的街名似乎在告诉人们，当时街旁就是县衙门。
▲1989年，县前街西街
乾隆年间造的城隍庙和曲水园也早在咸丰年间毁于战乱，现今看到的城隍庙和曲水园是在当时的遗址上数次修复、扩建而成的。
▲如今的青浦城隍庙
古城墙在20世纪50年代拆掉了，在城墙遗址上修建了环城路。当年御敌的壕沟如今作为护城河环绕老镇区，经过疏浚和美化，倒是碧水清清，为老镇增色不少。
▲上世纪40年代，青浦老城墙和万寿塔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青浦镇加快发展速度，镇区范围不断扩大，在老城区的周围新建了大批居民住宅和商店、学校、医院、车站等等。老镇区也通过改造，旧貌换新颜，对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街坊也都进行了保护性改造，使老镇古韵常存。
1999年9月，青浦撤县建区。随即，青浦区委、区政府提出了推进青浦城市化建设目标的重要部署。在之后的几年里，青浦镇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城市环境、城市面貌得到有效提升和明显改善。
▲上世纪60年代，青浦百货大楼
▲1990年，青浦商厦
▲2012年，桥梓湾商城
2004年3月，撤销青浦镇建制，将原青浦镇分设成盈浦、夏阳两个街道。至此，青浦镇退出历史舞台，以档案的形式被载入史册。
【十一】青浦文物·青浦城隍庙头门、戏台和娘娘殿
该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盈浦街道公园路650号。
明万历元年（1573年），青浦县治自青龙镇迁至唐行镇（今盈浦街道），知县石继芳遂移建青浦城隍庙。时有山门、戏台、大殿、后殿、寝宫等建筑。至崇祯间，以“照示报功之典”，封故四川左布政使沈恩为青浦县城隍。
清乾隆年间（1736-1796年），在城隍庙东侧建附属园林灵园。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庙场发生了“青浦教案”。
咸丰年间（1851-1861年），庙内大部分建筑被清军和华尔洋枪队火炮所毁，光绪十年（1884年）修复。现只有戏台、娘娘殿基本保持原貌。
整体建筑坐北朝南。戏台为二层砖木结构，三开间，面阔13.2米，七架梁，前廊3架梁，后戏台4架梁，进深3.88米，占地面积约51平方米；歇山顶，有垂花柱、挂落、斗拱。拱垫板透雕牡丹花，额枋雕刻人物。
娘娘殿占地面积约136平方米，三开间，面阔12.6米，进深10.8米，九架梁；前有廊，深1.25米；有月梁、翻轩；硬山顶，小瓦屋面。
【十二】青浦城隍庙：上海市青浦区的寺庙
青浦城隍庙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650号，系道教庙宇，始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主奉明代四川左布政使沈恩。现存建筑群含大殿、元辰殿、财神殿等南方大式建筑，西侧毗邻百联桥梓湾购物广场，整体格局形成于2006年修缮后。
庙东侧附有清乾隆年间始建的灵园（今曲水园），现存建筑保留明崇祯至清光绪年间多次重修痕迹。
该庙原址在朱家角镇南雪南浜，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迁至祥凝浜形成附属行宫。
咸丰年间（1851-1861年）遭清军与华尔洋枪队炮火损毁，光绪十年（1884年）修复。
1958年改建为青浦县博物馆，1999年博物馆迁出后经修整于2006年初恢复开放 。现存戏台、娘娘殿等建筑分别于1959年和2001年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青浦教案发生于1848年英国传教士非法传教引发冲突，导致清廷惩办民众并扩展英租界，成为近代首例涉外教案。
庙宇现开设公益国学班，与朱家角城隍庙、章堰城隍庙同为青浦现存三大城隍庙。
青浦城隍庙位于青浦中心城区公园路650号，曲水园西侧。作为青浦地区重要的道教宫观，青浦城隍庙始建于明代万历元年（1573），经过多次重修和增修，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1980年，曾改建为博物馆。
2005年12月28日重新恢复开放。
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公然违反1843年11月上海开埠时“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的协定，擅自从上海坐舢板到青浦，非法闯入青浦县城，在城隍庙散发“善书”（基督教宣传品）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造成街道堵塞、行走困难，引起当地大批乡民和漕船水手强烈不满，英国传教士用手杖（司的克）开路首先打伤中国水手多名，引起水手以及青浦民众的愤恨还击，麦都思等狼狈逃离青浦。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小题大做，借此扩大事态，挑起事端，向上海道台咸龄提出“惩凶”的要求。
咸龄复函说明麦都思等到青浦本身就违反定章，且“斗殴细故，不足深诘”，同时致信麦都思等表示慰问。阿礼国强横无礼，不依不饶，一方面胁迫上海道惩办所谓凶手，一方面调动兵舰，封锁海口，导致1000余艘漕船被阻半个多月，还下令英国船只停止交付税款。
阿礼国步步紧逼，清政府则懦弱畏缩，节节退让。
两江总督李星沅、江苏巡抚陆建瀛派署江苏臬司倪良耀赴上海专办此案。
倪良耀捉拿了10个所谓“凶犯”，阿礼国、麦都思于10人中指认倪万年、王明付2人为首。
倪良耀将10人枷号示众，阿礼国才撤销封港令。
倪万年等10人后被定为“殴打外人和抢夺财物罪”，其中王明付被打100板，判永远充军；倪万年被打100板，判充军3年。事实上，这10人中，只有王明付、倪万年是在场者，其余8人均属无辜，但阿礼国不问情由，一概要求惩办，就此酿成震惊中外的“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处理后，阿礼国乘势提出了租界扩张的要求。
1848年11月27日，他与新任上海道麟桂订立协定，将英租界向西扩展到了泥城浜。
“青浦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第一宗教案，也是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发生的一起反侵略斗争，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1853年小刀会起义的前奏。
一、简介
1958年，当地政府将其改建为博物馆。博物馆于1999年搬迁至新城区的崧泽广场。由于用作博物馆期间对内部保护良好，青浦城隍庙稍加修整，于2006年初重新开放。而西侧紧邻的百联桥梓湾购物广场也给修葺一新的百年古庙带来了超高的人气。
如今庙内香火不断，香客络绎不绝。青浦城隍庙历史 朱家角城隍庙位于朱家角镇中心的祥凝浜，为青浦城隍的行宫。原青浦城隍庙庙址在镇南雪南浜，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迁入样凝浜现址。
二、城隍神
沈恩（1472—1533）明代官员。字仁甫，弘治九年（1496）进士，后任刑部主事，升授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沈恩“居官称任，藩宣著绩，功在社稷”。
崇祯六年（1633），病故。崇祯帝敕书：“朕闻生为直臣，殁有明神，御灾捍患，维持奠安，兹特封尔为江南府青浦县城隍显灵伯”。
三、建设沿革
明万历元年(1573)复建青浦县，治所迁到唐行镇，知县石继芳于万历六年移建城隍庙。
万历三十一年（1603），徽商吴光绶建造楼宇。
崇祯十一年(1638)、十六年（1643）知县吴之琦、知县何源，十七年（1644）知县陈簏相继增建庙宇。
清雍正七年(1729)再度重建。
乾隆十年(1745)知县乔式祖倡捐，别建灵园于左，环以楼台水木，明瑟曲折幽邃。
乾隆二十八年（1763），徽州人程履吉捐银千两，加上青浦士绅的集资，在平安桥北重建，左有寅清堂，熙春台前叠石为山，以及玉照廊、月香室，右有凝和书室(作为青浦人文会之所)。
乾隆四十七年（1782）重建寝宫，五十二年知县建大殿，庙制基本如前。
青浦县城隍庙，在明中期与明末、清中期与清末分别重修增建，使得历经破坏的庙宇不断延续下来。
四、景点介绍
城隍庙座东朝西，正门面对市河，正门门庭中有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题写的“城隍庙”三字。一般地方上的城隍庙都是座北朝南，庙门是朝南开的，而朱家角的城隍庙，却与众不同，庙门朝东开，这里有一段与王昶有关的故事。
朱家镇城隍庙又是朱家角镇道教徒的主要活动场所。道教尊东周李侧（老子）为教主，称太上老君，有”全真道”、“正一青浦城隍庙道”、“真大道教”、“太一道”四个教派。朱家角镇以“正一道”为多。
“正一道”于清代传入此地，是职业性的居家道士，平时和俗家一样，可娶妻生子，遇到法事，则穿戴道泡、道帽，手持木剑法器、焚纸符、泼法水，或为病家“驱邪捉鬼”，或为亡者超度亡灵；若遇水旱虫灾，镇民就要请道士打太平醮、做道场，以驱瘟神疫鬼、避凶趋吉。
除了道教外，镇上居民还有信奉佛教者，其活动场所在淀山湖畔的上海玉佛寺下院——报国寺，每当初一、月半或是重大的佛事，信徒们都会进香拜佛。
信奉天主教者，其主要活动场所在镇上的天主教堂内，共有信徒2000多人，每月的第一、 三两个星期日，或是每年的“复活节”、“圣人降临节”、“圣母升天节”、“圣诞节”，信徒们都会参加弥撒活动；信奉基督教者，有信徒千多人，其主要活动场所在“基督教朱家角聚会处”，每逢周六、周日，信徒们就进行宗教活动；信奉伊斯兰教者，每逢“开斋节”等圣事活动，信徒们都积极参加。
【十三】青浦城隍庙：从历史屈辱见证地到文物保护单位
城隍，这位道教所尊崇的守护城池之神，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阴间长官的重要地位。自古代起，帝王们便将各地杰出的英雄或名臣尊为城隍，寄望他们的灵魂能如生前般，继续履行祛除灾患、打击邪恶、守护百姓的职责。
自明代朱元璋起，天下城隍神得到了大封，每一座城市都必须设立城隍庙。
在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青浦县得以建立，随之也按照规定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城隍庙，甚至在县辖的朱家角镇还专为城隍神打造了行宫。
青浦城隍庙，坐落于青浦镇的中心地带，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元年（1573年），至今已有逾四百年的沧桑岁月。庙内布局庄严，包含头门、戏台、大殿、后殿及寝宫等众多建筑。
自清乾隆十年（1745年）起，青浦知县乔式祖在庙东大殿的东侧，慷慨募资兴建了了觉堂、得月轩以及歌熏楼等雅致建筑，为虔诚的香客们提供了一个静心休憩的环境。
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青浦的士绅们共同发起了一项集资活动，通过在粮税和地丁税中每亩加收一文钱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扩建一座新的园林。
经过一番努力，这座园林初具规模，并被命名为“灵园”，又因其别称“一文园”而广为人知。这座园林后来成为了青浦城隍庙的附属景区，为当地的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优美的休闲场所。
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这座园林又更名为“曲水园”，并与城隍庙一同构成了当地的一处名胜。
在“灵园”初具规模之后，青浦城隍的身份变得神秘起来，其历史可追溯至明崇祯六年（1633年）。那年，皇帝下旨敕封：“朕闻生为直臣，殁有明神，御灾捍患，维持奠安，茲特封尔为江南府青浦县城隍显灵伯。”
这一举动意味着已故的四川布政使沈恩被赐封为青浦的城隍神，即青浦城隍爷。这一历史事件为“灵园”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使得这座园林与城隍庙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青浦的一处独特景观。
沈恩，字仁甫，上海县人，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考中进士，后出任刑部主事，并晋升为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他的祖孙三代都曾在明代担任要职。沈恩在任期间，以清廉著称，政绩斐然，赢得了皇帝的多次嘉奖。
在他去世后，崇祯皇帝更是亲自封他为城隍神，这一殊荣使得青浦城隍的身份愈发神秘与尊贵。
青浦曲水园内的御书楼，专为存放皇帝赐封城隍神圣旨而建，体现了青浦城隍庙的尊贵地位。然而，遗憾的是，关于赐封沈恩本人的圣旨已无从考证。
历史上，城隍庙的香火一直旺盛，庙会活动也十分热闹。然而，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由于清军与华尔洋枪队的冲突，庙内的许多建筑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庙宇与曲水园才逐渐得到修复。
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旧建筑仅限于前端的戏台和大殿东侧的娘娘殿。
明末清初，青浦地区盛行朝拜城隍神的习俗，每三年一次的朝觐活动都会在城隍庙的戏台上演。这些活动不仅包括传统的戏剧表演，还融入了昆曲和徽剧的元素，文武戏码应有尽有。此外，平时的酬神募款、元宵节挂灯以及城隍诞辰的打唱奏乐等活动也都在此戏台上举行。
如今，戏台依然保存完好，其独特的拱圈形石柱基作为进入城隍庙的门户，见证了无数历史时刻。而位于大殿东侧的娘娘殿，则是专为供奉城隍神夫人而设，其名字便是对这一功能的直接体现。
青浦城隍庙，与其他江南地区的城隍庙相比，并无显著差异，既无特别出众的建筑风格，也未能因香火鼎盛而声名远扬。然而，这座庙宇却因曾见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青浦教案”而备受瞩目，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三人，擅自将船只停靠至青浦，并在城隍庙前的空地进行传教活动。此举不仅阻塞了街道，给当地居民和漕船水手带来了诸多不便，更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进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冲突中，漕船水手遭受了无端的殴打，十名水手被捕并公开游街示众，其中两人甚至被判充军。同时，那三位受到殴打的英国人获得了三百两银子的赔偿。此外，英国的租界面积也借此机会扩大了两倍多。这一系列事件，史称“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不仅为后来的教案事件树立了赔偿解决的先例，更将青浦城隍庙铭刻在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之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见证地。
解放后，青浦城隍庙历经多次修缮。
1958年，该庙宇被改建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1999年，博物馆因故迁址，而青浦城隍庙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2006年初，经过轻微整修，青浦城隍庙重新对外开放，庙内的香火旺盛，香客源源不断。
1959年7月，青浦城隍庙的头门与戏台被正式认定为青浦县文物保护单位，彰显了其历史与文化的价值。而在2001年5月，其娘娘殿又进一步被列为青浦区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体现了该庙宇在地方历史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