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后的新局面

时间进入1897-1898年度，总理事会在成都和嘉定工作，以及妇女传教士在成都的工作都已经全面展开。这两个传教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1897-1898）对此都作了相应的报道。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总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即卫理公会传教士委员会第74次年度报告。

在其综合报告的第一段，总结了这一年度华西差会的工作成就。

报告的内容如下：

“在 1896-97 年度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我们华西差会的传教工作，因成都和嘉定两座城市发生的暴乱而遭受了挫折。经赫斐秋牧师等人的努力，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并获得了赔偿，使我们的传教士得以重新返回工作地，并在更有利的形势下恢复了工作。 目前已兴建了更好、更宽敞的建筑；大批信众聚集来听传道，许多灵魂得以归主；建立了一处印刷厂，基督教的信息正被广泛传播；两所医院运作顺利，为成百上千病患者提供了医疗援助，并在那些迄今甚至从未听到过基督的人群中，为传播福音开辟了道路。”

综合报告这短短的一段文字概括了华西差会成都教区和嘉定教区总体的情况。年度报告的华西差会部分，分别通过这两个教区的各位传教士向教会提交的自己的年度报告来了解他们工作的具体情况。

华西差会部分，首先是一份两个教区的传教士名单：

                 华西差会传教士名单

嘉定教区：赫斐秋牧师、文焕章牧师和赫尔医生。

成都教区：何忠义牧师、启尔德医生、王雨春医生和余安医生。

这份名单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即余安医生 (Dr. R. B. Ewan) ，他是在1898年上半年到达的成都。他的到来，改变了华西差会成都教区医学工作整个格局，后面的文章会对他进行详细地描述。

以下是年度报告华西差会部分的开场白：

“本期我们用了比往常更大的篇幅来刊登华西传教士们的报告。近期的在那里发生的很多事情，让人们对那片曾经动荡过的地方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关注。我们深信，所有心系福音传道事业的人，都会乐于细读我们的传教士在遥远四川工作的报告。正如所预料的，那场看似灾难深重的骚乱事件，反而为这项事业带来了新的推动力。经历重大历练的考验，我们的事业的前程反而更加明亮。如今，随着更完善的建筑竣工，以及余安医生抵达成都，增强了我们传教队伍的力量，这项工作似乎正以加倍的动力与热情向前推进。总体来看，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希望。”

                      嘉定教区

赫斐秋牧师的报告内容：

“建筑工程已经全部结束，我们所有以前开展的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持，同时许多新工作也已经展开。

在炎热的几个月里，我利用空闲时间建成了一栋印刷厂房，并将一栋中式旧屋改建为牧师住宅。印刷厂于9月1日前完工，牧师住宅则在12月落成。

印刷机于9月的第一周安装完毕，到10月15日，我们便印出了第一份单张福音传单，这一事件令我们心中充满了对主感恩。自那时起，印刷工作从未间断。单张传单、日历和小册子不断地印出，印制出大大小小的页数大约已达三十万张，其中大部分已售出或被分发。现在要预测我们这项工作的巨大价值还为时过早，但根据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判断，摆在我们面前的市场是无限的，我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扩展成为一个大型的出版发行机构。

今年二月，我们在传教站附近的建筑里开办了一所男女走读学校。开学时有只有十名学生。一周之内，人数增至二十二名，其中还有四个聪明的女孩。我们像本地学校一样教授中国经典课程，不过，也要教授《新约》和学习地理知识。年龄大些的学生要背诵《马太福音》、基督赞美诗、诫命、主祷文等。赫尔医生和夫人也在教这些聪明的学生唱歌。我们每天举行晨祷，每日有一、两次朗诵练习，还会对本地教师的工作进行评议。学生们在学业上进步很大，同时也正迅速体会到爱护周围环境整洁的美感与益处。我总是认为，如果我们不重视教育中国的孩子，我们就不能抓住最好的机会。天主教徒在这方面一直是很明智的，他们在所有的传教站点都办有蓬勃发展的学校。

二月，农历新年刚过不久，我们在风景秀丽的峨眉县城，位于嘉定以西二十三英里处，租了一处舒适的建筑，有四间大屋子，其中一间非常适合用作礼拜、祷告会和分发药品，另外三间作为生活用房。三月，我和赫斐秋夫人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到县城周围几英里外的集镇去了一趟，所到之处，我们受到了当地人非常友好的对待，还发现了许多传福音和售书的方式。此后，赫尔医生和我再次前往峨眉县城进行了访问和探察，他接待了所有前来求医的病患。

有句俗话说得好：‘虽然待收庄稼很多，但收割的人手却很少。所以你们应当向这些庄稼的主祈祷，能派遣更多的人来收割祂的庄稼。’”

文焕章牧师的报告内容：

“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周边的乡间，都有大量人群听到了我们认真宣讲的福音。除此之外，很可能还有更多的人读到了部分圣经经文，或者还有人能阐述印在单张福音传单上我们神圣宗教的伟大教义。我们完全有理由感恩于主，因为如今我们所到之处，几乎总能受到友好的礼遇，这些都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付出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不过，目前由于外国列强在中国的行动，使得民众心中存在一定的不安情绪。因此，如果明年在中国各地再发生动乱，也不足为奇，因为这里的民众所获得的所有关于沿海动向的消息都被极大地扭曲了。四川各地都有秘密社团，在民众中普遍有一种感觉，认为满清政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我们在嘉定的布道工作中，虽然按理说还没有出现座无虚席的盛况，但听众们表现出非常专注地听我们传道，这正是我们更为看重的。 经过多番努力，我们终于在城中心物色到了一个适合用作街头礼拜堂和诊所的地方。正当我们四处都没有找到合适地方时，当地的一位富有且仁慈的老人以非常合理的租金，将其名下的一间店铺提供给我们使用。 这里完全能满足我们的用途，而且地段极佳。这里常年可以出售书籍，这项工作是由一名当地人负责管理。每当我们前来传道时，这里很容易聚集起足以坐满全场的听众。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旅行了七百多英里，沿途售书并寻找机会布道。我访问了包括四川著名的盐井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该地区以自流井 (作者注：今天的自贡市) 这个大镇为中心。那是中国西部的‘盐都’，人口稠密。我们希望一、两年内能有两、三个外国家庭定居在那里，使其成为开展该地区的工作中心 (作者注：十年后的1907年，华西差会正式开设了自流井教区。) 。我计划在明年还要多次访问那里。

一年前，有些原本表现还不错，有志奔赴天路的人中途退却了。但同时又有一些人填补了他们的位置，其中几位让我们寄予厚望。这一年来，有几个人请求加入教会，但由于他们以未能表现出足够端正的动机，他们被拒绝了。我们极力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拥有稳固的根基，因此绝不可操之过急。我们未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批加入我们教会信徒的素质。

我们相信，明年依靠上帝的祝福，我们能够引领更多人归向主。如果能在这个地区见证伟大的主取得胜利，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欢欣鼓舞的了。”

赫尔医生医院工作报告的内容：

“自上次撰写年度报告以来，医院大院内的建筑已经完工。在过去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定期的诊所工作一直在进行。大院内的建筑包括：

诊所内包括以下房间：设有约五十个座位的候诊室，采光良好，还特地留有足够空间，让人站立着向候诊患者进行布道。用于诊治病人问诊室，由此可通往一间清洗室，用于清洗病人的溃疡等伤口和进行基本的外伤处理。一间暗室，用于检查眼、喉、鼻部疾病。药房和检验室，用于储存药品、根据处方配药，以及进行常规病理分析。三面采光，屋顶亦有采光的手术室，全天任何时候光线都极佳。两间储藏室，一间存放住院部的衣物和被褥，另一间存放敷料和大包药品。独立检查室，用于需要特殊处理的病例。

两间病房，每间病房的面积为为长五十英尺，宽二十二英尺，可舒适地容纳十八张病床。一间是男病房，一间是女病房。这些病房的天花板采用与屋顶相同角度的斜板吊顶，而不是平顶式的。这种设计使我们的空气和通风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并且使得病床的摆放比旧的方案更为紧凑。

独立于女病房之外的护士长室。女病房四周有墙，与男病房完全隔开。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种安排非常有必要。

附属用房包括厨房、煤房、洗衣房以及一间适合蒸馏的房间，因为我们计划使用本地酒精，通过重新蒸馏使其达到使用标准。

大门及门卫室，虽不是很华丽，但美观大方，非常实用。

建筑正面设还有走廊，病房前的走廊宽约八英尺，诊所前的走廊宽五英尺，均为混凝土建造。各栋楼房之间都有混凝土路面连接，这样就能保持了环境整洁。如遇到下雨，雨停后没过一会儿路面就能干了。

诊所的楼上有一个同面积的阁楼，供配药师、厨师、工人等勤务人员居住。一个室外楼梯通往他们的住处，无需进入诊所的主楼。

这些建筑采用最佳的砖砌方式建造，屋顶铺有最好的瓦片，在我们看来，虽然建筑风格非常朴素，但完全适用。自1898年2月7日开业以来，诊所每逢周一、周三、周五定期接待病人。男性患者上午就诊，女性患者下午就诊，这意味着我要从上午大约八点一直忙到下午将近四点。

每位新来的患者都会收到一份医院规章制度和收费标准，一份卫生保健的单张说明书，以及一份单张的福音传单。每次前来就诊的患者人数都在逐渐增加，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两间病房都能住满病人。

巡回医疗工作，在建筑工程完工之前，我是没有时间进行这项工作。工程完工后，我已进行了三次短途旅行。每次出行我都携带药物和敷料，为前来求助的病人提供了不少帮助。我们正在期待着，能为这里再派一位医生和一名合格的护士，届时我们就能开展更多因目前人手限制，而不能开展的工作。”

               成都教区

何忠义牧师的报告内容：

“今年的到会人数甚至是惊人，可能在整个中国，也难找到有如此众多的信众一周复一周地来聆听我们讲解福音。以前人们见到我们时总是问：‘你吃了饭没有？’如今则是问：‘礼拜天是哪一天？’

主日晚间的布道聚会主要包括唱诗和见证，无论风雨，参加者甚众。上层社会的妇女趁夜色也前来听福音。一位妇女还对何忠义夫人说，她听得越多，就越能感受得到福音的力量。

主日学在上午礼拜结束后举行，常有大批妇女留下参加。我们已组织了三个见证会。

每周三晚上是祷告会。仅仅由本地人奉献的款项，每周就足够租用一个小礼拜堂或书店，并雇一个人在那里售卖圣经和进行布道。我们心中一直持有的理念是，本土教会工作一定要自给自足。

这一年工作的成果无法用数字来统计。在成百上千的家庭中，福音如酵母般正在默默地发挥作用。在许多偏远的乡村，那些曾在省城暂住过的人，已经将听到的福音带回去广为传播。

然而，我们的工作并不全是在播种。主以许多宝贵的禾捆使我们的心欢喜。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八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已经受洗，二十二人被接纳为慕道者。而且，几乎每周都有一个或多个的人前来慕道。

两位会友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离世时的那种得胜姿态，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上帝的作为，旨在教导教会：‘死已被得胜吞灭’。其中一位年轻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向朋友们勇敢地作见证，并要求他们承诺他葬礼必须全权由我们主持，不得采用任何异教仪式。他的父母和兄弟深受感化，准许我们为他举行基督教葬礼。

我们目前的会友总数为四十七人。新年以来，我们的学校工作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学生从十五、十六名猛增到五十多名。走读学校学生的出勤率在过去就像晴雨表，能告诉我们附近居民对我们的态度。

由于进入我们寄宿学校的孩子要接受数年的培养，我们觉得在挑选时必须非常谨慎。目前有五名学生，都令人十分满意。其中一人已受洗，其余都是见证会的成员，他们的见证非常鼓舞人心。有几个年轻人每天早上来学习数学和英文。何忠义夫人也在协助教授英文。几乎天天都有家长找上门来，询问我能否教导他们的子弟。

成都位于广阔平原的中心，人口稠密。在本教区年度开始之时，成都周围五十英里范围内，有九座城墙围着的城市和数十个市镇都还没有开展常规的传教工作，这些城镇离省城成都还不到一天的路程。一年前，展望这片禾场时，我深感这里正是适合加拿大卫理公会开展工作的区域。这个地区，聚居着中国西部最肥沃农区土地上数百万计的人口，完全可以成都为中心，构成一个极好的教区。目前，只一名外籍传教士就能监管整个区域，同时起用本地同工来建立本地会众，并由外籍牧师定期巡视予以协助。为了保全这片禾场的完整性，必须立即着手开发。问题是：谁能前往？谁该前往？

幸运的是，启尔德医生除了在承担门诊和医院繁重工作外，还非常乐意每隔一个主日前来传道，并与我轮流主持祷告会。有了他的帮助，我就能完成我的计划，即：访问所有周边的城市和市镇，销售基督教读物，在寺庙和茶馆里进行传道，并仰望主的引导，在所到处开辟常规工作。目前已经访问了六座城市和数十个市镇。在其中一座城里，我们租下了一间店铺，并委派了一名本地传道员负责。有超过八十人请求登记为慕道者，其中一位医生已受洗。在邻近的另一座城里，我们售出了大量读物。还在城里的寺庙中对一大群人进行了三、四个小时传道。不久之后，我收到一封有二十多人签名的信，说希望我再去教给他们更多教义。我收到信后便立刻动身，周二晚上一到，我就进行了一次很好的聚会。周三晚上的聚会来了二十八个人，他们拿来了笔墨纸砚，就在当时，在一家公共客栈里，他们记下了自己的名字，都想成为慕道者。当时，我无法给他们任何教导，因为中国的客栈是公共场所，名字还没写完，长长的走廊里就已经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人。看到这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商界领袖，都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此情此景实在让我无比振奋。

如同圣经《使徒行传》中记载的保罗时代那样，那城里有好几天一片哗然。城里贴满了反对洋人和新教的告示。一些较有地位的人士不得不闭门不出好几天。他们曾威胁说，如果那个外国人再敢回来就杀了他。但两周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说现在一切平安，人们一直在阅读我们的书籍，也不再有任何流言蜚语，并请我尽早动身再次前往。诚然，中国得救赎的日子近了！ 到处都有迹象表明，人们对现状感到不满。偶像崇拜虽有影响，但那更多是出于传统的束缚，而非真正的信仰。今年我们的行程超过了一千英里，具体包括：步行250英里、坐轿子250英里、坐鸡公车15英里、坐船150英里、其余路程则是骑马。这段时间里，在当地售书和传道员的帮助下，我们售出了约两千册圣经单行本，数千份福音小册子和日历，还在各地的寺庙和茶馆里进行了传道。”

启尔德医生的医院报告内容：

“成都的医院在教案之后重新建成，于1897年3月29日开业，到撰写此报告的1898年6月，除了去年酷暑的七月和八月间一个月外，已经运行近十四个月，医疗工作在此期间一直稳步进行。阅读过去年报告的读者应该记得，我们有容纳二十七名住院病人的床位。现有十四个月的统计数据如下：

门诊新病人数量：2,848人

病人复诊次数：7,760次

出诊次数：78次

总就诊次数：10,686次

收治住院病人数量：126人

在氯仿和可卡因麻醉下进行的手术： 约125例

小手术（通常在门诊进行）：约250例

最后两行的数字只是估计数，因为上半年的记录被盗后，就没有再保留数据了。其余其他的数字是十四个月来的准确数据。

在2,848名新的门诊病人中，206人来自本省112个县中的47个不同县区，有5人是来自其他两个省份，其余的都是成都本地的。接受治疗的女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或不超过五分之一。女性病人可以自由前来，与男性在同一天就诊。门诊时间为每周三天（周一、周三、周五）。所有就诊者收费20文（约合加拿大钱1.75分），仅在首次就诊时收取。每位病人的姓名、年龄和住址在大门处登记，并发给一张空白处方但和一个带有编号的竹签。同时还会赠送一份单张福音传单或书籍。他们都在候诊室等候开门就诊的时间，下午一点或一点半。提前半小时，会有人，即本地基督徒或我们同工，向他们传道。开门就诊时，病人按编号顺序，每七到十人一组被叫进诊室。他们沿墙坐在长凳上，然后逐一被叫去就诊检查和开出处方。取药或处理完溃疡、脓肿后，他们会从另一条通道离开，以免与进门的人发生拥挤。在这十四个月期间，每个门诊日的门诊人数在50至150人之间，此外还有一些人在非门诊日前来治疗。绝大多数是穷人，即使连续治疗数月，他们也只付首次就诊的20文钱。当然，我们这里也不乏一些乡绅，乃至富商和官宦。若这些人在门诊时间之外或非开诊日前来，我们会酌情收取300文钱（约20加分）。对于这些财力充裕的人士，我们一向秉持通过合理收费来贴补医院开支的原则。对这些人收费标准跨度很大，从一个月疗程的105文钱，到最高约1,000文不等。这笔最高额度的收费是出自一例使用氯仿麻醉的危重患者的手术。据我所知，这是本院目前为止最高的一笔收费。但是，我们为贫民进行的危重手术其实更多，他们不仅免除一切诊费，甚至连基本的膳食费往往也只是象征性地交一点。

住院病人从十三个月前只有一人，后来人数缓慢但稳定地增加，直到大约两个月前，二十七张病床全部住满，一旦一张床空出立刻就有新的病人入住。在十四个月收治的住院病人中，约20%病人的住院费费，50%的病人通常也仅支付很少一部分，30%的病人全额支付伙食费。我们在收费这件事情上的宗旨是，让前来就医的广大贫苦民众实际上能享受免费医疗，但同时对有钱的病人酌情收取一定的费用。对贫困病人分文不付，他们一定会心怀感激。根据我的经验，一个有能力支付却不付钱的人，对于他所得到的帮助，其感激程度远不如他支付了哪怕一小笔诊费时那样深。我们希望无论贫富都能心存感恩，因为一个对所受恩惠心存感激的人，往往会更乐意聆听我们所传讲的‘生命之道’的福音。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的问题是医院如何自给自足。在这十四个月中，医院总费用的近三分之一是由收取病人的费用支付的。而单看最近六个月，病人缴纳的费用已经完全能支付医院同期总费用的一半。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位于成都这样富裕大城市中的医院，几年后应该能够做到完全自负盈亏。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医院作为一种间接消除偏见，赢得民心的力量，以及直接传播上帝话语的机构，其价值将增加数倍。这种价值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人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并愿意全力给予亲力。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和投入，我们能展现出哪些成果呢？当地人对我们的好感度大幅提升，这肯定部分是归功于医院工作。今年，在成都市内及周边地区，知道我们并对我们持有好感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福音的种子通过印刷品和口传讲道被广泛地播撒，而这些‘土壤’往往已经由事先的工作准备妥当，即门诊病人在每个接诊日都能听到福音，住院病人在病房每天也能听到福音，并且还有书籍供他们日常阅读。医院内，一块醒目的告示牌上写明了下个周日的日期，并诚挚地邀请所有人参加常规的主日礼拜。有很多人对此做出了响应，几乎每个周日我都能在教堂里认出一些我的病人。作为传讲上帝话语的直接机构，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这家医院赞美上帝。

除了医疗工作，我还非常高兴地帮助何忠义先生，每隔一个主日在教堂传道并主持周三晚上的祷告会。目前，我们主日早晚参加的信众人数仍然非常惊人，而且他们听得十分认真。

余安医生和夫人作为我们工作的增援力量的到来，令我们备受鼓舞。然而，现有的禾场广大无边，庄稼已经成熟，请为我们派来更多的人手吧。”

对于关注华西差会医学工作的读者来说，从以上赫尔医生和启尔德医生的医院报告中得知：嘉定医院的开业时间是1898年2月7日，而成都医院的开业时间是1897年3月29日。

1898年2月期的The Missionary Outlook刊登了何忠义1897年8月11日写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如下：

“近日我的家中有一件小小喜事，虽然外界不会有甚兴趣，对我来说却关系重大，我又得了一个儿子，他是7月9日出生的。他简直堪称模范婴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安静地睡着。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似火烧，但这孩子竟像一个小中国人似的耐得住暑热。

在中国人看来，第一个儿子向来是桩大事。按照这里雷打不动的习俗，必须设宴庆贺。我们反复计算，为了面面俱到，不能漏掉一人，这次的宴请至少得邀请九十位宾客。不过这笔开销还是十分值得，因为借此机会，教友、慕道友与善心人士都可以欢聚一堂，借此还能建立更加深厚的情谊。

宴请前举行了礼拜，内地会的斐焕章先生和美以美会的皮雅各先生分别宣讲福音。自教会建立以来，还从未曾举办过这样的盛会。

昨夜虽然仍然酷热，祷告会却别有趣味。我的中文老师，他现在已经担任传道人，讲述他在三十里外彭县租店铺和传道的经历。

成都方圆四十里内，有十一座城市与二十余个市镇。目前仅两处设有布道点，其余九处尚待开拓。这些城区的布局巧妙，若在城外租间店铺，也能兼顾城内的活动。围绕成都可建成四个完善教区，由外籍传教士统筹督导，本地信徒自行组织并承担主要的传道工作。

抢占这些据点刻不容缓，以免分散力量。今年冬天的计划是，带上几位愿意往在各处见证主耶稣的本地同工，反复走访所有空白点，遇机租下店铺设店售书和布道。每个店铺的年租金是十至十二元。

几周前，我派我的老师前往彭县闹市。他带去大批书籍，大多是外文翻译的科学读物。到了不久就遇见一位相识朋友，朋友人问道：‘你该租间店铺来售书。’老师觉得他遇见的这位朋友，简直就是上天为了回应他的祷告而派来的，于是爽快地说道：‘是的，那正是我心中想的，你住在哪里呢？’他朋友答道：‘万顺客栈。’老师说道：‘哦，我知道那个客栈。客栈老板姓纪。’ 老师随即收拾好书本，兴高采烈地朝客栈走去。客栈老板是位老翁，曾经做过多年的地方小吏。他刚好有一间铺子要出租。我的老师立刻就付了定金。

看到契约书上写的‘福音堂’三字时，老翁却显得踌躇不决，他既不愿得罪我的老师，又不愿意与洋人有瓜葛。老师就以五年来，他和我们相处的经历担保，最终还是说服了客栈老板。

如今这间铺面已经租下，我做好了准备就前往那里开展我们的事业。书店开业以来，已有四个人登记为慕道友。我的老师每次与人交谈时，始终不离福音真道，他因其心志诚挚，所至之处皆得善果。”

同样在这一期的The Missionary Outlook上刊登了一则标题是《来自华西的好消息》的报道，是转载何忠义1897年10月13日写给传教士委员会秘书长萨瑟兰的一张明信片的内容。

报道的内容如下：

“以下是一张最近收到的明信片，由何忠义牧师寄出，读来令人倍感欣喜，并心生感恩。明信片寄自成都，日期为1897年10月13日：

亲爱的萨瑟兰牧师：

‘赞美上帝，万福源头。’ 上周主日是季度聚会，约有百人聚集在教堂。进行了四项感人的礼仪：

1. 接纳布鲁克斯小姐和基勒姆医生，以及来自邻近镇上已有四年教龄信的基督徒里奇先生，通过教会推荐信函加入圣餐。

2. 为两人施洗，他们都承诺将成为积极的同工。

3. 圣餐礼。十一位已受洗的成员围在圣餐桌旁。教会现有受洗成员共十二人，其中一人缺席。

4. 接纳八男一女为慕道友。他们在教堂面前站立，宣告自己跟随基督的决心。

1898年2月期的卫斯理学院的校刊VOX WESLEYANA上刊登了文焕章1897年11月30日写给他的校友的一封信。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一些到外地去售书的经历，从中能了解到一个洋人是如何在当地的人群中销售书籍的，让人读起来颇为有趣。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同学们：我想，如果把我最近在乡间巡回布道的一些经历告诉你们，或许会引起你们的兴趣。这些行程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当地人分发基督教资料。我刚刚结束了最长的一次行程，历时十一天。其他几次行程都比较短。

先说说我们的书籍、小册子和宣传单。每次出行我都带有大量种类齐全的好资料，它们的销售价远远低于成本价。在早期传教的传教工作中，通常的做法是将这些小册子和书籍免费送出。但现在一般是采取出售，因为人们对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才愿意用心去读，而以前免费发放的那些书籍虽然分发得很快，却大多落入了那些对免费得来的东西毫不珍惜的人手中。以下是我们一些最好的小册子的标题：《从罪中得赎》、《关于上帝的真理》、《耶稣，世界的救主》、《弃假归真》、《论重生》、《浪子》、《福音，救恩的好消息》。此外，我们刚刚用自己的印刷机印出了一本小册子《治病良方》和一张宣传单《劝善良言》。其中一些小册子和宣传单还配有插图，印刷质量精美，相当吸引人。

现在，如果我们要进行一次短途售书旅行，是可以当天往返。嘉定附近有几个大镇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逐个走访。离这里大约八英里远有个小镇，因为产盐而在当地很有名。虽然在中文里它被称为‘村’，但实际有三万多人口。一大早我们离开家，穿过城市中心，出了南门，在那里乘渡船过了河。到了河对岸，再骑马沿着乡间蜿蜒的小路前行，十点钟左右就到达镇上。我下马，把马交给我的随从，让他先去前头找客栈，而我则背起书，立刻开始售书的工作。我们约好等他安顿好马匹，吃完早饭后，再到镇上某个地方来找我。我售书的方法很简单，沿着街道从镇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用清晰的中文喊道：‘谁要买好书？’‘好纸、好墨、好文章。’‘我按成本价的五分之一卖书。’‘这张漂亮的画只要两文钱’。‘我有各种小册子，每本一文、两文、三文、四文或十文钱。’‘快买吧，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待得太久，明天就不会再来了。’我还没说上五句话，那些必然要出现的小男孩们就立刻登场了。我还没走完一条街，身后就有了一大群追随者，他们几乎挤满了街道，而且他们个个都是高高兴兴地跟着我，跟我走上三、四个小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这些小家伙们还会主动向路人说起各种关于我、我的国家、我的家乡、以及我的书籍等信息。我从人群中看到一个面善的人，就对他说：‘大哥，你不想花两文钱买本好书吗？’‘想。’我的朋友回答说。还没等我收到钱，又有好几只手伸过来，也要买同样价钱的书。有时候一下子能卖出十本或二十本书。围观的人太多时，我会请大家让开点路，好让我继续走到另一条街上去。有时，也会遇到一个粗鲁的家伙，令我感到不快，这时我便提醒他，我是你们镇上人的客人，希望得到礼貌的对待，并引用他们自己的一句相关俗语。那家伙几乎肯定会走开，这时会有很多人立刻告诉我不要理他，说他不过是乡下的一个无赖。时不时会有人过来和我搭话，邀请我坐下来歇一会儿，喝杯茶。行走时，我就不得不请这些朋友们不要跟我跟得太紧，于是大家立刻开始互相劝诫稍晚离我远了些，他们还是一样地一路跟着我走。

又走了一段路后，我发现一个衣着体面的人站在自家门口，装作一副完全没注意到我们街上的这一大群人的存在。他站在那里，仿佛自己是孔子的嫡系后裔，完全有能力为那位圣人的著作编撰出一个修订版。看来他是一心要维持他体面的尊严，而我一心要卖书。于是，我带着满脸的笑容走上前去，对他说：‘尊贵的先生，您不想买本好书吗？’我举起一本关于基督教证据的书对他说：‘这本书是贵国皇帝所熟知的一位学者写的。陛下已邀请他到北方的京城主持一所西学堂。’我说话的时候，旁边的每个人都在听，好几个人要求看看这本书。这时，这位衣着体面的先生一下就放松了，还发出了笑声，并应我的请求告诉我他的尊姓大名。最后，他买了一本书，我就离开，当时有一种赢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感觉。因为这些大人物买了我们的书，对普通人影响是很大的。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飞快，我便去了客栈吃午饭。跟随我的人也紧随其后，他们还饶有兴趣地看我吃饭时咀嚼样子。吃完午饭，我再出去卖一、两个小时的书，然后动身往回走了。

我欣慰地看到，在茶馆或店铺里，到处有人在读上午买到的小册子，有人还大声朗读给身旁的人听。我们心中升起祷告，祈求圣灵祝福这些印刷品，引领他们归信。那些跟随我的男孩们一直跟着我们到镇子的最尽头，其中有几个人手里攥着几文钱，显然还在犹豫是买糖果还是买小册子。但就在他们看到我准备上马时，便开口说要买书，他们把手里攥着的几文钱交到了我的手中。

在我们去成都的长途旅行中，我们要路过了五座有城墙围着的城市以及许多大小集镇，我们每天走三十多英里。我总是这样安排的：当我们到达一个城镇时，我让我的随从们先到镇子的另一头，在那里休息吃饭，而我则带着书慢慢走，边走边卖。到了晚上，客栈前的街上总会聚集一群人，我一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让他们听我传讲福音。在整个陆路行程中，我一次也没听到有人叫我‘洋鬼子’这个称呼，任何粗鲁的对待也很少见。

在嘉定这里，我们的工作正在推进。印刷机在持续运转，一切都表明未来这方面的工作将大大扩展。我们即将开设我们的诊所和医院，预计病人会一定会很多，因为我们是本省这一地区唯一的医院。我们的主日礼拜参加者众多，听道的男人数量在增加。我们希望很快开办一所男子寄宿学校。我们还希望今年冬天在两、三个外围城镇开展工作。先是从经常到访开始，逐步进行医疗和传道工作。

祝大家在卫斯理学院度过美好的一年，并向所有的新老同学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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