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抵达天津时，距离教案爆发已近二十日了，可天津城内反教排洋的狂热风潮却丝毫不减，人们仍然群情汹汹，愤慨激昂。
尽管洋人死伤如此惨重，民众仍是毫无愧惧之心，他们心中那团怒火仍熊熊燃烧着，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顺应天理民心，甚至觉得对洋人的惩戒还不够，满腔愤懑无处消解。
这时的曾国藩，已是平定战乱，匡扶社稷的中兴名臣。对于他的到来，百姓无不欢呼雀跃，认定他是来为民做主，抗衡洋人的。
天津地方绅士中，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时所写的《讨粤匪檄》，熟知他卫护名教，排斥异说的立场。因此，自曾国藩入天津那一刻，沿途衣冠士绅，动辄数十百人，伏道跪呈诉状，万口同声，声泪俱下，呼其“曾青天”，恳请他严惩洋人，保全地方乡土。
在天津绅民眼里，洋人本就理亏在先。教堂迷拐儿童，残害生灵，法国领事丰大业还当众持枪对中国官员行凶，才激化了民变。一众士绅更是化身为谋士，纷纷向曾国藩进言献策，主张顺势激扬民气，上奏朝廷，与洋人据理力争。洋人理亏词穷，自会敛兵息事。甚至“还有人‘高明’地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
眼下民情激愤，全然不识晚清国力疲弱，根本无力与列强抗争的现实。曾国藩感到“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一边是法国军舰云集海口，以开战相威胁，步步紧逼；一边是满城绅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誓死护持乡邻，抗拒妥协。他一时陷入两难，深陷无计可施的焦灼境地。
纵观晚清基层社会结构，绅士阶层历来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作为地方礼教的主持者与儒家道统的捍卫者，乡绅士子自幼浸染纲常名教，严守宗法伦理，视西方宗教为异端邪说。
他们本是基层教化的主导者，也是乡土秩序的维系者，掌控着地方舆论与基层治理的话语权。而外国传教士凭着不平等条约特权来到中国，不仅对固有的政治文化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还直接瓦解了乡绅世代维系的基层权威。
大批民众入教后，仗着教会的庇护与法外特权，挣脱宗教礼法与地方官府的管束，再不复往日恭顺。“未入教，怕官差；既入教，欺官差”，正是当时的实况。教民仗着教士，教士仗着外国领事，在这样的层层庇护下，他们横行霸道，欺负普通百姓，与天主教“博爱和平、友善包容”的教义截然相悖。
正因为当时大部分绅民坚守传统道义，普遍排斥入教，教会为了快速扩招教民，自恃享有法外特权这张护身符，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底层一无所有的边缘人群。
当时的天津，有许多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一旦入教，就成了教会的“保安”，甚至“打手”，横行乡里，滋生事端，士绅百姓不堪其扰。因此，民教矛盾日积月累，层层激化，最终酿成了这般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日后，曾国藩回京觐见慈禧太后时，也直言民教积弊的症结所在：“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 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
就在这时，这些爱国民众听说威名鼎鼎的曾国藩前来，心中终于有了倚靠，幻想着如当年湘军大战太平军一般，在曾国藩的率领下根除洋教之患，将洋人驱逐干净，重归往日安稳有序的乡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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