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本课的导入是康熙皇帝晚年抱怨工作量繁重的一段谈话,由此进入第一子目的君主专制内容。康熙这段谈话比较生动地反映了皇帝由于大权独揽、事必躬亲造成的心理压力。配图是记载康熙皇帝工作情况的起居注。 一.回望“盛世余晖” 思考:教材描述“康乾盛世”是从哪几方面入手的? 预设: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疆域开拓并巩固 学习任务1:阅读教材p77~78(疆域的奠定),概括康雍乾时期开拓和巩固疆域的措施。 预设:统一台湾设台湾府(1684年) 清军击败郑氏政权、平定台湾后,清朝内部曾出现主张放弃台湾的声音,认为只需将岛上民众迁回内地即可。对此,施琅坚决反对。他在奏疏中指出,民众回迁不仅成本高昂,也不利于他们重新安定生活。若放弃台湾,西方殖民势力必将乘虚而入,占据这一战略要地,严重威胁沿海安全。此外,若仅守澎湖,因其地狭小,距台湾近而离大陆远,孤立无援,难以长期坚守。综合考虑地缘、军事与民生等因素,台湾绝不可弃。施琅的主张最终被采纳,清朝遂于台湾设立府治,正式纳入版图。 p104台湾府的设置,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辖,巩固了祖国的东南海防,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抗击沙俄雅克萨之战《尼布楚条约(1689年)》 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清廷于1689年与沙俄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举行谈判,最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边界条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边界划定与领土确认】条约明确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为界。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库页岛、黑龙江流域等)均属于中国。这一条款以法律形式确认了黑龙江流域的主权归属,有效阻止了沙俄向南渗透的企图。 【贸易规范与和平机制】条约不仅解决了边界争端,还规定了中俄之间的通商规则,允许两国商民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并确立了越界逃民的遣返机制。这种通过条约规范双边关系的方式,体现了清廷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成熟与理性,开启了中俄长达百年的和平交往时期。 稳定新疆击败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平定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叛乱、设伊犁将军(1762年) 乾隆年间,针对西北边疆的两大主要威胁——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与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清廷采取了果断且连续的军事行动,彻底粉碎了分裂图谋。 【平定准噶尔部:终结百年边患】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长期割据天山南北,不仅侵扰周边各部,更勾结外部势力企图分裂国家。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分路进剿,彻底击败了准噶尔部的反抗势力。这一胜利不仅消除了自明末以来困扰西北边疆的百年大患,更打通了通往中亚的通道,使清朝的统治范围延伸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为后续统一新疆全境扫清了最大障碍。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维护民族团结】准噶尔部灭亡后,原被准噶尔囚禁的维吾尔贵族波罗尼都(大和卓)和霍集占(小和卓)趁乱发动叛乱,企图建立政教合一的独立政权。清军迅速追击,于1759年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今雅什库勒湖)等地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平定了叛乱。此举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也保护了当地维吾尔族等各族人民免受战乱之苦,巩固了清朝在南疆的统治基础。 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清廷并未止步于单纯的军事占领,而是通过设立最高军政长官,构建了系统化的边疆治理架构,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辖体系。 【设立伊犁将军:军政合一的最高统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正式设立伊犁将军,作为统辖天山南北(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驻节惠远城(今新疆霍城县),总揽全疆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职,形成了严密的层级管理体系。这一举措改变了以往对边疆地区松散管理的局面,实现了中央政令的直达。 【构建防御与行政网络】在伊犁将军的统领下,清廷在新疆各地驻军屯田,修筑城池,设立卡伦(哨所),构建了从北疆到南疆、从东到西的立体防御网络。同时清廷尊重当地民族习俗,实行“因俗而治”与“改土归流”相结合的治理策略,既保留了伯克制等原有制度,又将其纳入国家法制轨道,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管理西藏册封达赖、班禅;派遣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宗教管理:册封达赖与班禅,确立中央权威 清朝高度重视西藏的宗教事务,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视为西藏的核心宗教领袖,并通过册封制度确立其宗教地位的同时,明确其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与监管。 【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册封】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首次入京朝见,顺治帝赐予“达赖喇嘛”金册金印,正式确立其宗教地位。康熙帝于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西藏两大活佛系统皆需经清朝皇帝册封,不得擅自自封或他人擅立,此举有效遏制了西藏内部因宗教领袖传承而引发的分裂风险。 【“金瓶掣签”制度的设立】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规定“金瓶掣签”制度,即所有转世灵童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并在中央特制的金瓶中抽签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监督权。 政治治理:设立驻藏大臣,实现共治格局 清朝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制度,标志着西藏地方政权由“间接管辖”向“直接管辖”的转变,实现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共治。 【驻藏大臣的职责与权力】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常驻拉萨,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不仅负责监督西藏政务、军事、宗教事务,还拥有对西藏官员的任免权与财政监管权,确保西藏地方政策与中央意志保持一致。 【共治与监督的平衡】驻藏大臣虽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但在重大事务上拥有最终决策权。如在军事、外交、财政等关键领域,驻藏大臣拥有绝对权威,有效防止了西藏地方势力的扩张和独立倾向。 法律规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立法理依据 1793年,乾隆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这是中国历史上首部系统规范西藏地方治理的法律文件,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制度化、法治化阶段。 【中央政府的最高管辖权】章程明确规定西藏地方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重要事务必须上报中央批准,西藏不得擅自与外国交往,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全面管辖权。 【军事与行政的统一管理】章程规定清朝驻军西藏,设立军营与哨所,强化国防力量;同时设立西藏地方政府机构,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与考核机制,确保政令畅通与社会稳定。 【宗教事务的法治化管理】章程对宗教活动、活佛转世、寺庙管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强调宗教活动必须在中央政府监督下进行,防止宗教势力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改土归流【历史纵横】教材p78 清朝的边疆政策 清朝的边疆政策是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石,主要在于通过“因俗而治”的灵活策略与“恩威并施”的治理方针,将边疆地区从松散的羁縻状态转化为中央直接管辖的稳固疆域,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完整,又促进了各民族的深度交融。 中枢架构:理藩院的设立与职能演进 清朝通过设立专门的中央机构,实现了对边疆民族事务的制度化、垂直化管理,打破了以往边疆治理的碎片化局面。 【机构起源与职能扩张】清初理藩院(初称蒙古衙门)的设立,最初是为了应对漠南蒙古诸部归附后的管理需求。随着清朝统一战争的推进,其职能迅速扩展,成为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广大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中央机构,地位与六部平行,体现了清廷对边疆治理的高度重视。 【法律体系的构建】理藩院不仅负责行政事务,还主导制定了适用于不同民族地区的专门法律,如《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及《西藏通则》等。这一系列律令的颁布,标志着清朝对边疆的统治从“人治”走向“法治”,为中央政令在边疆的畅通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 治理方略:因地制宜与“因俗而治” 清朝深刻认识到边疆地区民族成分复杂、社会习俗各异的现实,采取了“因俗设官、因其俗以治之”的务实策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强化中央集权。 区域 | 制度、措施 | 特点 | 东北地区 | 实行军府制,设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实行旗民分治。 | 军政合一,强化军事防御与行政管控。 | 蒙古地区 | 推行盟旗制度,划分旗界,固定牧场;保留王公贵族爵位但受中央节制。 | 分化瓦解部落势力,通过制度固化实现稳定。 | 新疆地区 | 北疆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南疆保留伯克制但纳入国家法制;实行屯田实边。 | 军府制与地方自治相结合,强化经济开发与军事驻防。 | 西藏地区 | 设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立金瓶掣签制度。 | 政教合一背景下的中央直接监督,强化宗教事务管理。 | 西南地区 | 初期保留土司制度,雍正后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设府县、派流官。 | 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型,消除割据隐患。 |
这一策略的主要在于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同时通过优待各族上层分子(如封爵、联姻、朝觐制度)来笼络人心,从而在减少社会震荡的前提下,有效保证了边疆局势的长期稳定。 【学习聚焦】教材p79清朝国家疆域的奠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预设:①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②使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更趋稳固 二.透视“盛世危机” 学习任务2:同学们阅读教材p79,梳理危机初显的表现。 1.资源危机——人口急剧增长使得资源危机日益显露 康乾盛世期间,社会稳定与赋税改革(如“摊丁入亩”)极大地释放了人口增长潜力,但土地资源的开发已触及传统农业技术的天花板。 【人口数据的断崖式增长】清初人口约为1亿,至乾隆末年已突破3亿,短短百年间人口翻了三番。这种几何级数增长远超土地承载力的算术级数增长,导致“人多地少”成为普遍的社会顽疾。 【耕地开发的极限与边际效益递减】尽管清政府鼓励垦荒,但可开垦的良田已所剩无几,大量人口被迫向山区、滩涂等边际土地迁移。这种“向边缘要粮”的策略虽然暂时缓解了压力,却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单位面积产量不升反降,加剧了资源危机。 2.农民起义——白莲教大起义 深层动因:人口激增与资源匮乏的结构性矛盾 白莲教起义的根源在于清朝中叶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后,人地关系极度紧张,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存根基。 【人地矛盾的激化】康乾盛世期间,社会稳定与赋税改革促使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但耕地开发已触及传统农业技术的极限。大量人口被迫向山区、滩涂等边际土地迁移,“与山争地”成为常态,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脆弱性增加。这种生存压力的急剧增大,使得底层民众在灾荒年份极易陷入绝境。 【社会结构的剧烈动荡】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流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仅生活无着,更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流民群体的扩大为白莲教等民间秘密结社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其能够迅速动员和组织起庞大的反抗力量。 组织形式:宗教结社与底层动员的致命结合 白莲教大起义之所以能席卷川、楚、陕、豫、甘五省,历时九年,关键在于其独特的组织形式与清廷治理能力的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 【秘密结社的动员机制】白莲教利用宗教信仰作为精神纽带,将分散的流民和破产农民组织起来。在“反清复明”或“弥勒降世”等宗教口号的感召下,底层民众的生存诉求被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军事行动。这种基于信仰的动员方式,使得起义军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牺牲精神。 【清廷治理体系的失效】面对规模空前的起义,清廷原本依赖的绿营兵战斗力低下,不得不依赖地方团练和雇佣兵,导致财政支出剧增,国库空虚。清政府虽然试图通过加强控制来应对危机,但传统的“因俗而治”和行政体系在面对大规模流民起义时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封建国家机器在应对内部社会危机时的严重滞后性。 历史转折:盛世终结与制度衰败的集中体现 白莲教大起义不仅是清朝国力衰退的转折点,更是传统封建制度无法解决自身发展矛盾的集中体现。 【盛世表象的彻底破灭】起义历时九年,耗银两亿两,相当于清政府数年的财政收入,直接掏空了康乾盛世积累的家底。这场战争使得清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再也无力维持庞大的边防开支和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及边疆危机埋下了伏笔。 【制度性危机的全面暴露】起义的爆发与蔓延,深刻反映了清朝在人口压力下的制度僵化。清政府未能通过有效的土地改革或生产方式变革来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因闭关锁国和专制集权的强化,错失了转型的机遇。这种治理能力的衰退,使得清朝在面对内部民变和外部列强入侵的双重夹击时,显得尤为脆弱。 教材p80【史料阅读】这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徒攻人皇宫被镇压后嘉庆帝发布的罪己诏。1813年天理教发动反清起义,李文成举事并占领河南滑县,林清在北京策划事变,聚众攻人紫禁城,不久被镇压。下层人民起义敢于直接进攻皇宫,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如嘉庆帝所言,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给统治集团造成巨大震动,也深刻地反映了清朝在表面稳定局势下隐藏的严重社会危机。 3.闭关自守——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政策演进:从“以税控商”到“一口通商”的防御逻辑 乾隆朝对西方贸易政策的调整,清晰地展现了清廷将“海防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决策逻辑,主要在于通过行政手段压缩外部势力接触面,以物理隔离换取政治安全。 【策略转型的内在动因】乾隆帝最初试图通过提高浙江关税来引导外商流向广东,但因效果未达预期,最终升级为行政禁令,强制规定西方商船“只许在广东一口通商”,严禁前往浙江宁波等地。这一转变标志着清廷从经济调节手段转向了刚性的行政管控,其表面理由是兼顾广东民生与浙江海防,实则是为了集中管控,减少西方势力在沿海的渗透点。 【安全至上的治理思维】清廷对西方商人的防范心理极深,担心其与内地民众勾结、传播天主教动摇民心,或借通商之名行殖民侵略之实。因此,限制贸易范围被视为防止“外夷”危害海防、维护清朝统治根基的必要手段,这种将外部交流视为潜在威胁的思维,直接导致了对外政策的极端保守化。 外交僵局:天朝心态与近代外交的剧烈碰撞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两次中英外交接触(马戛尔尼使团与阿美士德使团),不仅是贸易谈判的失败,更是两种文明体系与外交观念的剧烈冲突,深刻暴露了清王朝对世界变局的无知与傲慢。 事件 | 主要诉求与清廷反应 | 深层矛盾揭示 | 马戛尔尼使团 (1793年) | 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口岸等近代外交诉求;乾隆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严词拒绝,视其为“贡使”而非平等外交。 | 经济观念冲突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使清廷无法理解近代国际贸易的互利逻辑,将正常的通商要求视为对“天朝”体面的冒犯。 | 阿美士德使团 (1816年) | 英方因觐见礼仪(是否行三跪九叩礼)未达成一致而拒绝入觐;嘉庆帝大怒,敕谕英王“不必再遣使远来”,彻底关闭外交大门。 | 政治体制冲突 清廷固守“华夷之辨”的朝贡体系,将礼仪形式视为政治臣服的象征,缺乏近代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共识。 |
【“天朝上国”意识的固化】清王朝的统治者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无需向任何国家学习。这种根深蒂固的封闭心态,使得清廷错失了了解西方工业革命成果、学习先进科技与制度的宝贵窗口期,将主动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拱手让人。 历史后果:封闭导致的全面落后与危机 闭关锁国政策在切断外部威胁的同时,也切断了中国与世界文明进步的纽带,导致国家在科技、军事、经济及思想观念上全面落后,为近代百年屈辱史埋下了伏笔。 【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当西方各国纷纷开启工业革命,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时,清朝却固守传统农业经济,拒绝技术引进与交流。这种自我封闭使得中国在军事装备、工业生产及航海技术等方面迅速被西方列强拉开差距,从“世界强国”沦为“待宰羔羊”。 【社会活力的窒息与危机积累】限制对外贸易不仅阻碍了资本积累与商品经济发展,更抑制了社会思想的活跃。在封闭的环境下,清廷无法及时察觉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导致在面对列强入侵时反应迟钝、应对失措,最终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被迫打开国门,开始了被动现代化的痛苦历程。 三.解析盛衰转变 学习任务3:康乾盛世后期,清朝统治已出现由盛转衰的迹象,请思考其原因。 (从政治方面)君主专制加强、政治腐败 教材p76【史料阅读】决策权由皇帝牢牢掌握,没有其他人能够窃权行私,大臣也因此没有任何可以发挥的空间。因此既没有能够辅佐皇帝、安定国家的名臣,也没有滥用权力、危害社稷的奸臣。乾隆帝认为这种皇帝大权独揽的状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但长期来看,皇帝大权独揽,臣僚无所作为,使得国家治理的质量完全依赖于皇帝个人的素质,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唐孙镐委婉地批评了清朝皇帝独断专行、臣下盲目顺从的政治风气。诸葛际盛撰文,顺应清廷意旨咒骂吕留良,唐孙镐因作《讨诸葛际盛檄》痛斥之,并为吕留良鸣冤叫屈,结果被捕,死于狱中。后人将此檄文附于齐周华文集刊布。 1.奏折制度 早期奏折多源于官员向皇帝请安的习俗,内容单一。康熙帝为了解下情,允许部分官员在请安折中夹带公事或私事,甚至将其作为“小报告”使用,要求官员亲笔密写,严禁泄露。 思考:通过“臣”字略小,“圣”等与皇帝相关字眼置于奏折顶部等细节,你能得出什么信息? 预设:皇帝至高无上,臣子地位卑微。 思考:从标红部分可看出奏折在收发上有何特点? 预设:机密 奏折制度的精髓在于其“直达”“保密”与“亲批”的运作机制,这一机制在康雍乾三朝不断被强化,最终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行政闭环。 维度 | 特征 | 意义 | 呈递渠道 | 不经过通政司、内阁等中间机构,直接呈送宫门。 | 切断官僚体系对信息的过滤与篡改,确保皇帝获取一手情报。 | 书写规范 | 必须由具折官员亲自缮写(满汉皆可),严禁假手于人。 | 强化官员对内容的责任感,防止代笔导致的泄密或推诿。 | 批阅方式 | 皇帝多用朱笔亲批(“朱批奏折”),遇皇室大丧改用墨笔或蓝笔。 | 体现皇权对政务的直接干预,朱批内容往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
思考:请你结合教材说说奏折制度的作用? 预设:皇帝能够更直接、广泛地获取信息,提高了决策效率,(【学思之窗】教材p77)强化了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 信息垄断:构建“明目达聪”的决策基石 奏折制度最主要的作用在于赋予皇帝对政务信息的绝对垄断权,使其能够绕过内阁、通政司等中间机构,直接掌握真实、全面的一手情报,从而为正确决策奠定基础。 【打破信息壁垒,洞悉下情】传统题本、奏本需经层层转递,极易被官僚机构过滤或篡改。奏折制度规定具折官员必须亲自缮写、密封径送宫门,由皇帝亲拆亲批,确保了信息的“速密”与真实。这种机制使深居简出的皇帝能够“明目达聪”,对粮价、雨雪、军事、边疆等公私事务无不洞悉,极大地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扩大信息广度,消除盲区】从康熙朝的百余名官员到雍正朝的千余人,具折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中央至地方各级大员。这种广泛的覆盖使得皇帝能够获取以往难以触及的基层动态,有效消除了统治盲区,确保了对国家局势的全面掌控。 权力制衡:实施“警惧修省”的监控机制 奏折制度不仅是信息渠道,更是一套严密的内部监控体系。它利用官员对“密折”的未知恐惧,将官僚体系置于皇权的直接威慑之下,实现了从“部门监督”向“全方位立体式监控”的转型。 【制造心理威慑,规范官员行为】 由于奏折内容极度保密,官员无法得知谁在弹劾自己,这种“莫测其所言何事”的未知感迫使各级官吏时刻保持“警惧修省”,不敢徇私枉法或懈怠政务。这种心理战术比传统的言官弹劾更具威慑力,极大地强化了官员的廉洁与勤勉。 【强化垂直控制,削弱官僚集团】 奏折制度使官员越过行政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打破了部门间的利益壁垒和“孤岛式”监控。通过将监控寓于官员之中,皇帝成功实现了对官僚集团的全方位渗透与控制,防止了权臣专权或地方割据的形成。 2.军机处 p110清朝初期,还保留着专门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一切军国大事都要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一旦作出决定,连皇帝也不能改变。康熙皇帝为了抑制满洲贵族的权力,设立了南书房,直接为皇帝草拟谕旨和处理奏章。 雍正年间,朝廷临时设立军机房,处理西北军务,不久改名军机处,成为常设机构,由皇帝选派亲信大臣组成。军机处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政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按照皇帝的旨意拟写成文,经皇帝审阅同意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机构去执行。 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乾隆皇帝将其撤销。军机处便于皇帝独掌朝政,使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都要服从皇帝的意志。 3.文字狱 p111清朝统治者非常注重从思想文化领域严密控制士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经常从士人的文章、诗词中摘取只言片语,加以歪曲解释,再借题发挥,罗织罪状,制造了大批冤狱,很多人因此被处死,连亲属、师友都受到迫害。人们把这种做法称为“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档案中记载徐述夔《一柱楼诗》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在徐案中,清代统治者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通过各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为其安上反清复明之意。而在胡案中,清代统治者对其诗文解读牵强附会,将“又降一世夏秋冬”指为意图推翻清朝统治,将“一世无日月”牵强附会为思念明朝,甚至不能用“浊清”,因为是在“清”国号上加“浊”字,是对清朝的不敬。 p111~112清朝的文字狱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远超前代。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慌,摧残了许多人才,致使士人不敢过问政治,也不敢表露个人的思想,连遣词造句都要小心翼翼,以免遭到杀身之祸。文字狱的推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言论,严重阻碍了思想、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p113课件p12【政治腐败】乾隆皇帝最宠信的大臣和珅,弄权20多年,不择手段地聚敛财物。嘉庆皇帝继位后,和珅被赐死,家产被查抄。据不完全统计,查抄的黄金有33 500余两,白银300余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还有大量的房产和地产,珍贵衣物、珠宝、古玩、洋货等不计其数。对109 件查抄清单中的26件清单估价,即值2.2亿两白银,而当时国库每年的收入仅为4000多万两,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从经济方面)(结合教材第14课84页正文第一段) ①经济形态:小农经济占据压倒优势 ②经济政策: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课件p13【后果】造成国家经济结构长期停滞于传统农业阶段,无法完成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转型。 (从对外关系方面)(结合教材80页正文) 小结(见PPT) 真题速练(见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