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葬仪：白色的重庆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公元1895年。
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重庆城本该是热闹的——寺庙里要做浴佛法会，善男信女要烧香拜佛，街面上要有庙会。可这一年的四月初八，重庆城是白色的。
不是雪的白，是孝服的白。
从通远门到朝天门，从陕西街到小什字，街面上每隔几十步就能看见白幡。不是一家两家在办丧事，是几十家、上百家。白色的纸钱被江风卷起，像一群群白色的蝴蝶，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飞舞，然后落在石板路上，被雨水打湿，糊成一团团惨白的污渍。
赵怀远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街对面的“张记染坊”。
张记的门上也挂了白幡。昨天，张掌柜把十二岁的女儿卖给了城里一户人家当丫头，换了五两银子，给染坊里死去的两个伙计办丧事。那两个伙计是在教案中被打死的——说是“暴民”，其实只是染坊的学徒，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
“暴民”。赵怀远在心里重复这个词，觉得像吞了块烧红的炭，烫得喉咙发痛。
他转身进屋。堂屋里，妹妹赵秀英的灵位还供在那里。黑漆的木牌，白底的字：“先妣赵氏秀英之灵位”。才十四岁，就成了“先妣”。
母亲坐在灵位旁，已经哭不出声了，只是呆呆地看着牌位，手里捏着一方手帕，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父亲赵掌柜在里屋，从昨天起就没出来过，说是“算账”，但赵怀远知道，父亲是在逃避——逃避女儿已经死了的事实，逃避作坊倒闭的现状，逃避这个让他看不懂也扛不住的世界。
“幺儿，”母亲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去给你妹妹上炷香。”
赵怀远走过去，从香筒里抽出三支香，在蜡烛上点燃，插进香炉。青烟袅袅升起，模糊了牌位上的字。
他看着妹妹的名字。秀英，多好的名字。秀外慧中，英气勃发。妹妹生前最爱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她去教堂学堂读书，回来教他认字：“哥，这个字念‘国’，国家的国。”“这个字念‘家’，家庭的家。”
国破了，家也破了。
“秀英，”赵怀远在心里说，“哥对不起你。”
如果他当时跑得再快一点，如果他当时力气再大一点，如果他当时……可是没有如果。妹妹倒下了，头撞在石阶上，血像小溪一样流出来，染红了青石板。他抱着她，感觉她的体温一点点消失，像捧着一捧雪，怎么也捂不热。
“幺娃来看你了。”母亲又说。
陈渝生昨天来过，带了些香烛纸钱，还留了五两银子。母亲推辞不要，陈渝生硬塞下了：“婶子，给妹妹办后事用。”母亲收了，但没花——秀英的丧事办得简单，一口薄棺，一身寿衣，几个邻里帮忙抬到城外埋了。剩下的钱，母亲锁在箱子里，说“留着给你娶媳妇”。
娶媳妇？赵怀远想笑，却笑不出来。他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娶媳妇？作坊倒闭了，父亲一病不起，母亲哭坏了眼睛。这个家，就像一栋被蛀空了的房子，风雨一来，随时会塌。
外面传来脚步声。邻居王婶来了，挎着个竹篮，篮子里装着几个馒头。
“赵家嫂子，”王婶把篮子放下，叹口气，“节哀啊。人死不能复生，日子还得过。”
母亲点点头，没说话。
王婶看了赵怀远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了：“怀远啊，听婶一句劝，别再想那些报仇的事了。那些洋人，咱们惹不起。官府都管不了，咱们老百姓能怎么办？认命吧。”
“认命？”赵怀远抬起头，眼睛通红，“我妹妹死了，认命？那两个伙计死了，认命？张掌柜卖了女儿，认命？凭什么？”
“凭人家有枪有炮有军舰！”王婶的声音也高了，“凭人家在领事馆里一坐，官府就得点头哈腰！凭咱们的朝廷……”她压低声音，“……不顶用啊！”
最后这句话，她说得很轻，但在寂静的堂屋里，却像一声惊雷。
是啊，朝廷不顶用。教案发生后，法国领事馆一纸抗议，官府就慌了。抓了几个“暴民”顶罪，砍了头，挂在城门上示众。给教堂赔款，给死伤的教民抚恤。可那些死去的中国人呢？那些被打死的百姓呢？那些被卖掉的女儿呢？
没人管。
“王婶，”赵怀远一字一句地说，“这命，我认不了。”
王婶看着他，摇摇头，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怀远，婶是看着你长大的。听婶一句，别犯傻。你爹你娘就你一个儿子了，你要再出事，这个家就真的完了。”
赵怀远没说话。
等王婶走远了，母亲才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幺儿，你要走，就走吧。”
赵怀远一愣：“娘……”
“娘知道你留不住。”母亲看着他，眼泪又流下来，“你心里有恨，娘知道。这恨不散，你一辈子都过不去。娘不拦你，只求你一件事：活着回来。哪怕十年，二十年，让娘在死前再看你一眼。”
赵怀远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跪在母亲面前，重重磕了三个头。
“娘，儿子不孝。”
母亲摸着他的头，手在发抖：“去吧。去给你妹妹讨个公道，给那些死了的人讨个公道。娘……娘等你。”
赵怀远起身，走进里屋。父亲还坐在桌前，面前摊着账本，但一个字也没写。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眼睛浑浊。
“爹。”赵怀远叫了一声。
赵掌柜看了他很久，才开口：“要走了？”
“嗯。”
“去哪里？”
“不知道。”赵怀远如实说，“可能去武昌，可能去上海。我听说那边有新式学堂，有救国图存的人。我要去找他们。”
赵掌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打开。”
赵怀远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块碎银子，还有一枚铜钱。铜钱很旧，边缘磨得光滑，是康熙通宝。
“这是你爷爷留下的。”赵掌柜说，“他临终前给我，说咱们赵家虽然穷，但骨气不能丢。这枚铜钱，是他摆摊卖布时收的第一文钱。他让我留着，说以后子孙有难处，拿出来看看，想想祖辈是怎么过来的。”
他把铜钱拿起来，摩挲着：“可现在，祖辈的路走不通了。洋布来了，土布没人要了。这枚铜钱，也买不了什么了。”
他看着儿子：“怀远，爹没本事，守不住作坊，也护不住你妹妹。爹对不起你们。”
“爹，别这么说。”赵怀远喉咙发紧。
“你走吧。”赵掌柜把布包推给他，“这些银子你拿着，路上用。这枚铜钱你也带着，算是……算是个念想。记住，不管走到哪里，你姓赵，是重庆人。骨气不能丢。”
赵怀远接过布包，沉甸甸的。
“爹，保重。”
赵掌柜点点头，转过身去，不再看他。
赵怀远知道，父亲是怕自己看见他流泪。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堂屋里妹妹的灵位，母亲佝偻的背影，里屋父亲沉默的侧影。然后，他背起早已收拾好的包袱，走出了家门。
外面还在下着小雨。白色的纸钱在雨里飞舞，像送行的魂。
他走到街口，回头看了一眼。家门紧闭，白幡在风里飘摇。
这一走，不知何时能回来。
也许，再也回不来了。
二、长江东去：1895年的逃亡
船是半夜开的。
赵怀远花了一两银子，买通了船老大，藏在货舱里。这是一条下行的木船，运的是桐油和药材，目的地是宜昌。从宜昌再转船，可以去汉口，去上海。
货舱里很黑，只有舱板缝隙里漏进来一点月光。空气里有桐油的刺鼻味，还有药材的苦味。赵怀远缩在角落，背靠着一个桐油桶，听着舱外江水拍打船身的声音。
“哗——哗——”
像叹息，又像催促。
他掏出父亲给的那枚康熙通宝，在黑暗中摩挲。铜钱冰凉，边缘光滑，不知道被多少双手摸过。爷爷用它买了第一匹布，父亲用它付了第一个学徒的工钱，现在，它跟着他，踏上了逃亡的路。
逃亡？不，是寻找。
寻找一条路，一条能让妹妹那样的惨剧不再发生的路，一条能让张掌柜不用卖女儿的路，一条能让父亲那样的作坊主活下去的路。
可这条路在哪里？他不知道。
船行了一夜。天亮时，船老大下来送饭——两个糙面馒头，一碗咸菜。看见赵怀远手里的铜钱，船老大笑了：“小伙子，还留着老铜钱？现在都用银元了，洋人的鹰洋、站人洋，比铜钱好使。”
赵怀远没说话，把铜钱收起来。
船老大在他对面坐下，点起一袋旱烟：“你是重庆城里逃出来的吧？教案那事儿闹得挺大，死了不少人。我听说，官府抓了十几个，砍了头，挂在城门上。啧啧，造孽啊。”
“那些人该死吗？”赵怀远问。
船老大吐出一口烟：“该死不该死，咱们说了不算。官府说该死，那就该死。洋人说该死，那更该死。这世道，谁拳头硬，谁说了算。”
“那就一直这样？”赵怀远盯着他，“洋人来了，咱们就得挨打？官府无能，咱们就得受气？”
船老大看了他一眼，笑了：“小伙子，年轻气盛，我懂。我年轻时候也这样，觉得这世道不公，要改天换地。可活到我这岁数，明白了：天改不了，地换不了，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不错了。”
他磕了磕烟袋：“就说这长江，我跑了三十年。从重庆到宜昌，从宜昌到汉口，见过多少事？洋人的炮舰来了，咱们的木船就得让路；洋人的商船来了，咱们的货就得降价。不让？不让就撞你，撞沉了也没处说理。怎么办？忍着呗。不忍，还能怎样？”
赵怀远不说话了。他知道船老大说的是实话，但这实话像刀子，割得他心疼。
船行三天，到了宜昌。
宜昌比重庆热闹。码头上停满了船，有木船，有帆船，还有几艘蒸汽轮船，烟囱冒着黑烟，汽笛声震耳欲聋。岸上，洋行、货栈、客栈鳞次栉比，穿西装的和穿长衫的混杂在一起，说着各地方言，还有洋人的外语。
赵怀远下了船，站在码头上，有些茫然。去哪里？做什么？
他摸了摸怀里的银子——父亲给的三两，陈渝生之前留的五两，一共八两。八两银子，在重庆够活一年，在这里，不知道能撑多久。
“喂，小伙子，找活儿干吗？”一个声音响起。
赵怀远转头，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短褂，手里拿着个本子，像是工头。
“什么活儿？”他问。
“扛包。”工头指了指码头上的货堆，“洋行来的货，从船上卸下来，扛到货栈。一趟两个铜板，管一顿午饭。”
赵怀远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在织布机上穿梭，曾经握过笔，现在要去扛包了。
“干不干？”工头催促。
“干。”赵怀远说。
他需要钱，也需要时间想想接下来怎么办。
扛包的活儿很累。货包一百多斤，压在肩上，走跳板，上码头，一趟下来浑身湿透。工头很苛刻，稍微慢点就骂，还克扣工钱——说好一趟两个铜板，结账时只给一个半，理由是“货包没放整齐”。
赵怀远忍着。他需要钱，也需要观察。
他观察码头上的洋人——那些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商人，那些穿着制服、挎着枪的士兵，那些趾高气扬、对中国人呼来喝去的海关关员。他们像主人一样，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行走，而中国人，像奴才一样伺候他们。
他观察本土的商人——那些点头哈腰、给洋人递烟倒茶的买办，那些唉声叹气、抱怨生意难做的掌柜，那些偷偷摸摸、想从洋行指缝里捞点油水的小贩。他们活得卑微，但又不得不活。
他观察像他一样的苦力——扛包的、拉车的、扫街的、掏粪的。他们是最底层，每天累死累活，挣的钱只够糊口。可就连这样的活路，也越来越少——洋人的机器来了，码头上开始用蒸汽起重机，一台机器顶五十个力夫。那些失业的力夫，有的去乞讨，有的去偷抢，有的饿死在街头。
这就是现实。血淋淋的，赤裸裸的。
干了半个月，赵怀远攒了一百多个铜板。他用这些钱，在码头附近租了个棚子，和另外三个苦力合住。棚子很小，四张草席铺在地上，就是床。晚上，四个人挤在一起，汗味、脚臭味、烟草味混在一起，熏得人睡不着。
但赵怀远还是睡不着——不是因为味道，是因为脑子里那些画面：妹妹倒下的样子，母亲哭泣的样子，父亲沉默的样子，还有那些挂在城门上的人头。
仇恨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
一天晚上，同住的一个老苦力病了，咳嗽得厉害。赵怀远去给他抓药，走到半路，看见一群人围在街口，在看什么告示。
他挤进去。告示是官府贴的，大意是说：近日有“乱党”在武昌、汉口等地活动，散布“邪说”，图谋不轨。凡有知情不报者，与乱党同罪；凡有举报者，赏银五十两。
“乱党？”旁边有人议论，“是不是就是那些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人？”
“小声点！”另一个人赶紧制止，“不要命了？”
赵怀远心里一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他听说过。妹妹生前在教堂学堂，偷偷带回来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就印着这八个字。妹妹说，那是“革命党”的宣传品，先生不让看，但她偷偷看了。
“革命党”。赵怀远在心里重复这个词。
也许，他们就是他要找的人。
第二天，赵怀远辞了扛包的活儿。他用剩下的钱，买了张去汉口的船票。
船是蒸汽轮船，比木船快得多。站在甲板上，看着长江两岸的景色向后飞逝，赵怀远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好像离他要找的东西，越来越近了。
汉口到了。
这里比宜昌更繁华，也更混乱。租界里，洋楼林立，街道整洁，巡捕挎着枪巡逻；租界外，棚户区连片，污水横流，乞丐遍地。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赵怀远在码头附近找了家最便宜的客栈住下，然后开始打听“革命党”的消息。他不敢明着问，只能旁敲侧击。
客栈老板是个精明的湖北人，见他整天在街上转悠，又不像是找活干的样子，就问他：“小伙子，你是来找人的吧？”
赵怀远心里一惊，面上保持平静：“老板怎么知道？”
“我开客栈二十年，什么人没见过？”老板笑了笑，“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从四川来的，从湖南来的，从安徽来的，都是年轻人，都是来找‘出路’的。对吧？”
赵怀远没否认。
老板压低声音：“我劝你一句：别瞎打听。这汉口，眼线多得很。官府的眼线，洋人的眼线，还有……那些人的眼线。你一个外地人，稍不留神，就被盯上了。”
“那些人？”赵怀远问，“哪些人？”
老板看了他一眼，摇摇头，不说了。
赵怀远知道问不出什么，也不再问。但他留了个心眼——晚上，他听见隔壁房间有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提到了“孙文”“兴中会”这些词。
孙文。赵怀远听说过。广东人，在海外组织“兴中会”，要推翻满清。妹妹那本小册子，好像就是兴中会印的。
他悄悄走到门边，贴着门板听。
“……广州那边失败了，孙先生去了日本。但湖北这边，咱们得继续……”
“小心隔墙有耳。”
声音更低了，听不清了。
赵怀远回到床上，心跳得厉害。他感觉，他要找的东西，就在附近。
第二天，他跟踪了隔壁房间的那个人。那人三十来岁，穿长衫，像个教书先生。他在街上转了几圈，进了一家书店。
赵怀远跟进去。书店不大，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那人跟掌柜说了几句什么，掌柜从柜台下拿出几本书，用布包好，递给他。
等那人走了，赵怀远走到柜台前，假装看书。他看见柜台下还放着几本同样的书，封面没有字，但书脊上隐约能看到“革命军”三个字。
“掌柜的，”他试探着问，“刚才那位先生买的什么书？”
掌柜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警惕：“普通的四书五经。客官要买什么？”
赵怀远从怀里掏出那枚康熙通宝，放在柜台上：“我要买……能救中国的书。”
掌柜盯着那枚铜钱，又盯着赵怀远，看了很久。然后，他弯腰从柜台下拿出那几本书，推过来。
“一两银子。”他说。
赵怀远付了钱，把书揣进怀里，快步离开。
回到客栈，他关上门，打开布包。里面是三本书：一本《革命军》，作者“邹容”；一本《警世钟》，作者“陈天华”；还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没有作者，标题是《兴中会宣言》。
他翻开《革命军》。第一页就写着：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赵怀远的手在发抖。这些话，像火一样，烧进他心里。
他一页页看下去，看得热血沸腾，看得泪流满面。书里说的，正是他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中国会弱？因为满清腐朽；为什么洋人能欺负我们？因为朝廷无能；怎么办？革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让中国站起来！
他看到半夜，把三本书都看完了。合上书时，天已经蒙蒙亮。
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汉口的街景。租界里的洋楼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座座堡垒。街道上，早起的人力车夫已经开始拉活，卖早食的小贩开始生火，乞丐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这一切，都要改变。
赵怀远握紧了拳头。他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他要走的路，不是改良，不是适应，是革命。彻底的、暴力的、翻天覆地的革命。
只有这条路，才能给妹妹报仇，才能让张掌柜不用卖女儿，才能让父亲那样的作坊主活下去，才能让中国不再挨打。
他收拾好行李，下楼结账。
老板看见他，问：“找到了？”
“找到了。”赵怀远说。
“去哪儿？”
“去该去的地方。”赵怀远顿了顿，又说，“老板，谢谢您。”
老板摆摆手：“不用谢。只希望你……活着。”
赵怀远点点头，走出客栈。
外面，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照在长江上，波光粼粼，像铺了一条金色的路。
赵怀远朝码头走去。他要继续往东，去上海。听说那里是革命党活动的另一个中心，他要去找组织，找同志，找枪。
仇恨已经成形。现在，它要找到它的武器。
三、上海：1905年的暗流
五年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上海，外滩。
赵怀远站在黄浦江边，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蒸汽轮船、帆船、小舢板，挤挤攘攘，汽笛声、号子声、波浪声，混成一片。对岸，浦东还是一片农田和荒地，但这边，外滩已经矗立起一排排西式建筑：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怡和洋行……每一栋都气派非凡，像在炫耀西方的力量和财富。
他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戴一顶礼帽，手里拿着一份英文报纸，看起来像个洋行职员。没人能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是光复会的成员，参加过三次暗杀行动，身上背着两条人命——一条是清廷的密探，一条是出卖同志的叛徒。
五年了。从汉口到上海，从懵懂的青年到职业革命者，他走了很长的路。
“先生，要报纸吗？”一个报童跑过来，递上一份中文报纸。
赵怀远接过报纸，付了钱。头版头条是：“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在美华人遭驱逐”。下面小字：“清廷驻美公使抗议无效”。
他冷笑一声。抗议？有什么用？弱国无外交。中国弱，所以华人到处受欺负；中国弱，所以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弱，所以妹妹那样无辜的女孩会死。
只有革命，让中国强起来，这一切才能改变。
他把报纸折起来，放进公文包，然后朝南京路走去。
南京路是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商铺林立，人流如织。赵怀远走进一家叫“老正兴”的茶馆，上了二楼，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伙计上来，他点了壶龙井，又要了几样点心。等伙计走了，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本书，假装看书，眼睛却扫视着四周。
他在等人。
约的是三点，现在还差十分钟。赵怀远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思绪飘回五年前。
刚到上海时，他什么都不是。一个四川来的穷小子，听不懂上海话，不认识人，身上只有几两银子。他在码头扛过包，在纱厂做过工，在饭店洗过碗。吃尽了苦头，但也结识了一些人——那些和他一样，对这个世道不满，想要改变的人。
通过他们，他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是浙江人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他们搞宣传，筹经费，最激进的是搞暗杀——暗杀清廷高官，暗杀汉奸，用恐怖手段震慑敌人。
赵怀远第一次参加行动是1903年。目标是上海道台衙门的一个师爷，姓钱，专门帮洋人压榨中国商人，害得好几家商号破产。行动前，上级问他怕不怕，他说：“我妹妹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了。”
行动很顺利。他在钱师爷回家的路上设伏，用匕首捅死了他，然后把一张写着“汉奸下场”的字条塞进他怀里。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等巡捕赶到时，他已经消失在巷子里。
那是他第一次杀人。手在抖，心在狂跳，但有一种奇异的快感——好像为妹妹报了一点点仇。
从那以后，他成了光复会的骨干。他聪明，冷静，下手狠，而且不怕死。上级很器重他，派他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但这些年，他也看到了革命内部的复杂和残酷。同志之间会内斗，会猜疑，会为了经费争吵，甚至会出卖彼此。去年，光复会的一个高层叛变，供出了十几个同志，包括赵怀远最好的朋友。那个朋友被抓进监狱，受尽酷刑，最后被砍头示众。
赵怀远去刑场看了。朋友的头挂在城门上，眼睛睁着，看着天空。赵怀远在人群里，咬着牙，没哭。他知道，哭没用。只有继续革命，直到成功，才对得起死去的人。
“先生，一个人？”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赵怀远抬头，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他对面坐下。男人穿长衫，戴眼镜，像个教书先生。
“等人。”赵怀远说。
“等谁？”
“等一个朋友。”
“朋友姓什么？”
“姓陈。”
暗号对上了。男人点点头，压低声音：“我是‘青山’。你是‘松涛’？”
“是。”赵怀远说。
“青山”是他在光复会的联络人，真名叫什么，他不知道，也不该知道。革命工作，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东西带来了吗？”“青山”问。
赵怀远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推过去。“青山”接过，迅速塞进怀里。
“上面有新任务。”“青山”说，“下个月，两江总督端方要来上海视察。他是个顽固派，镇压过多次起义，手上沾满了革命同志的血。组织决定，在他来上海期间，除掉他。”
赵怀远心里一紧。两江总督，封疆大吏，警卫森严。暗杀他，比暗杀一个师爷难十倍。
“有把握吗？”他问。
“没有。”“青山”很坦白，“但必须做。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孙先生在日本，各地起义都失败了。我们需要一次成功的行动，提振士气，也让清廷知道，革命党还在活动，还没有死。”
赵怀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我干。”
“青山”看着他：“你不怕死？”
“怕。”赵怀远说，“但更怕白死。我妹妹死了，我朋友死了，那么多同志死了。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一点改变，值。”
“青山”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同志。具体计划，三天后告诉你。这几天，你照常生活，不要引起怀疑。”
“明白。”
“青山”起身离开。赵怀远继续坐在那里，喝完那壶茶。
窗外，南京路上人来人往。有坐轿子的老爷，有拉黄包车的苦力，有穿旗袍的太太，有乞讨的孩子。这是上海，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屈辱的城市——租界占了最好的一块地，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作威作福，中国人却要点头哈腰。
这一切，必须改变。
赵怀远付了茶钱，走出茶馆。外面阳光很好，但他心里沉甸甸的。
他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很可能，他会死。但他不后悔。从妹妹死的那天起，他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他的命，是革命的燃料，要烧，就要烧出最亮的火，哪怕烧完就灭。
他走到外滩，站在黄浦江边。江风吹来，带着海腥味。一艘英国军舰停在江心，炮口对着岸上，像一头沉默的巨兽。
赵怀远看着那艘军舰，想起重庆江面上的英国商船，想起妹妹死的那天，想起挂在城门上的人头。
仇恨在胸腔里翻滚，像岩浆，滚烫，灼人。
他握紧了拳头。
四、重逢：1905年的江边
任务取消了。
不是组织改变主意，是端方临时改变了行程，不来上海了。“青山”通知赵怀远时，语气里带着遗憾，也带着庆幸：“也好，这样的目标，成功率太低。我们再等机会。”
赵怀远松了口气，但又有种说不出的失落。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现在突然不用死了，反而觉得空落落的。
“给你放几天假。”“青山”说，“最近你也累了，休息一下。注意安全。”
赵怀远点点头。他确实累了。五年了，神经一直紧绷着，睡觉都要睁一只眼。是该休息一下了。
他去澡堂泡了个澡，剃了头，换了身干净衣服。然后，他决定去城隍庙转转——来上海五年，他还没好好逛过这个城市。
城隍庙很热闹。卖小吃的、卖杂货的、耍把式的、算命的，挤挤攘攘。赵怀远在一个馄饨摊前坐下，要了碗馄饨。馄饨很香，汤里撒了葱花和虾皮，热乎乎地喝下去，胃里暖暖的。
“老板，再来一碗。”他说。
“好嘞！”老板应着，麻利地下馄饨。
就在这时，赵怀远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老板，两碗馄饨，一碗多放辣。”
他浑身一震，转过头。
馄饨摊的另一头，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三十来岁的男人，穿西装，戴眼镜，文质彬彬；另一个是二十来岁的女子，穿浅蓝色旗袍，梳着齐耳短发，清秀温婉。
那个男人……是陈渝生。
赵怀远以为自己看错了。他揉了揉眼睛，再看。没错，是陈渝生。五年不见，他成熟了许多，脸上有了风霜，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
陈渝生显然也看见了他。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都愣住了。
时间仿佛静止了。周围的喧闹声、叫卖声、说笑声，都模糊了。只有两个人，隔着几张桌子，互相看着。
“渝生？”赵怀远先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陈渝生站起来，快步走过来，脸上又是惊喜又是难以置信：“怀远？真是你？”
两人握着手，握得很紧。五年了，从重庆一别，杳无音讯，没想到会在上海重逢。
“你怎么在上海？”陈渝生问。
“说来话长。”赵怀远说，“你呢？你不是去上海总行了吗？”
“我三年前就回来了。”陈渝生拉着他坐下，指着那个女子，“介绍一下，这是我妻子，林秀蓉。秀蓉，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最好的兄弟，赵怀远。”
林秀蓉起身，微微欠身：“赵先生，久仰。”
赵怀远回礼：“陈太太。”
“别叫陈太太，叫秀蓉就行。”陈渝生笑着说，“怀远，你这些年去哪儿了？我托人打听过，都说没消息。我还以为……”
“以为我死了？”赵怀远笑了笑，“差点。”
陈渝生的笑容淡了。他听出了赵怀远话里的沉重。
“你们还没吃吧？”赵怀远转移话题，“一起吃点。老板，再加两碗馄饨。”
三人在馄饨摊坐下。陈渝生问赵怀远这些年过得怎么样，赵怀远含糊地说：“到处跑，做点小生意。”陈渝生也没细问，只是说：“回来就好。我在重庆开了家贸易公司，做进出口。你要是不嫌弃，来帮我。”
赵怀远摇摇头：“谢了，但我……我有自己的事。”
陈渝生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吃完馄饨，陈渝生提议去茶馆坐坐。赵怀远答应了。
三人找了家清静的茶馆，要了雅间。林秀蓉很知趣，说自己要去买点东西，先走了。雅间里只剩下陈渝生和赵怀远。
“怀远，”陈渝生看着老友，“咱们兄弟，不说假话。你这五年，到底在做什么？”
赵怀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怀里掏出那本《革命军》，放在桌上。
陈渝生拿起书，翻了翻，脸色变了：“你……你是革命党？”
“是。”赵怀远坦然承认。
“你疯了？”陈渝生压低声音，“这是杀头的罪！清廷到处抓革命党，抓住就砍头！你不要命了？”
“命？”赵怀远笑了，笑容里有些悲凉，“渝生，我妹妹死的时候，我的命就没了。我现在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革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让中国强起来，让妹妹那样的事不再发生。”
陈渝生看着他，像看一个陌生人。五年不见，他记忆里那个虽然愤世嫉俗但还算温和的赵怀远，不见了。眼前这个人，眼睛里有一种冰冷的东西，像刀，像火。
“怀远，”陈渝生艰难地说，“我理解你的心情。秀英的事，我也难过。但革命……革命不是儿戏。会死很多人，而且不一定成功。这些年，革命党搞了多少次起义？哪次成功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都失败了，死了多少人？”
“所以更要继续！”赵怀远打断他，“失败一次，就再来一次。直到成功为止！渝生，你还不明白吗？改良没用，实业救国也没用！洋人不会因为你开了工厂就尊重你，清廷不会因为你赚了钱就强大起来。这个朝廷，从根子上烂了！必须推翻，必须革命！”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陈渝生赶紧示意他小声点。
“怀远，”陈渝生叹了口气，“我在上海那两年，也见过革命党。他们确实有理想，有热血。但我也看到了另一面——他们内部不团结，经费不足，计划不周，而且……而且有些人，只是为了私利，不是为了救国。”
“那是少数！”赵怀远说，“大多数同志，都是真心为了救国，为了民族。渝生，你想想，如果没有革命党，没有这些不怕死的人，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洋人会更加肆无忌惮，清廷会更加腐败无能。等到有一天，中国被瓜分了，我们都要当亡国奴！那时候，你的工厂，你的生意，还有什么用？”
陈渝生沉默了。他知道赵怀远说的有道理。他在洋行做过，见过洋人的傲慢，见过清廷的无能。他也知道，这个国家需要改变。
但改变一定要用暴力吗？一定要流血吗？
“怀远，”他最终说，“我相信中国需要改变。但我相信的改变，是像卢作孚先生那样，一点一滴地建设。他在北碚搞乡村建设，办学校，修公路，建医院。用实业救国，用教育救国。这样的改变，虽然慢，但踏实，而且不流血。”
“卢作孚？”赵怀远笑了，笑容里有些嘲讽，“我知道他，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那套，救不了中国！洋人会因为你办了学校就撤走军舰？清廷会因为你修了公路就强大起来？不会！只有革命，彻底的革命，才能救中国！”
两人都激动起来。五年前在重庆江边的争论，五年后在上海茶馆里继续。只是这一次，两人的立场更加对立，言辞更加激烈。
“怀远，你太极端了！”陈渝生说。
“渝生，你太天真了！”赵怀远说。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说下去就要伤感情了。两人都停下来，喘着气，互相看着。
五年的分别，五年的不同经历，让他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一个相信实业救国，一个相信暴力革命。一个要建设，一个要破坏。一个要渐进改良，一个要翻天覆地。
谁对？谁错？
也许，在这个时代，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选择。
“怀远，”陈渝生先开口，声音缓和了些，“咱们不争了。路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希望中国好。对吗？”
赵怀远点点头：“对。”
“那就好。”陈渝生给他倒了杯茶，“不管你怎么选择，记住，咱们是兄弟。任何时候，你有困难，来找我。我陈渝生别的没有，一点钱，一点关系，还是有的。”
赵怀远接过茶杯，心里一暖。他知道，陈渝生是真心为他好。
“渝生，”他说，“谢谢你。但我的路，我自己走。你……保重。”
“你也是。”陈渝生看着他，“活着。一定要活着。”
赵怀远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决绝：“我尽量。”
两人又聊了些别的——重庆的变化，母亲的近况，罗五爷还在不在码头，邓命辰的联盟怎么样了。像两个普通的老友，聊着家常，避开了那些沉重的话题。
傍晚时分，两人走出茶馆。夕阳把外滩的建筑染成金色，黄浦江上波光粼粼。
“我送你。”陈渝生说。
“不用了。”赵怀远摇摇头，“我自己走。渝生，再见。”
“再见。”
两人握手，然后转身，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走了几步，赵怀远回头。陈渝生的背影在夕阳下，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人群里。
他知道，这次重逢，也许是永别。
他摸了摸怀里那把匕首——那是他执行任务时用的，已经饮过两个人的血。匕首冰凉，像他的心。
他转身，朝租界的方向走去。
那里有他的同志，有他的任务，有他要走的路。
一条不归路。
五、归途：1906年的重庆
又一年过去了。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赵怀远回到了重庆。
不是衣锦还乡，是秘密潜回。光复会在四川发展组织，需要熟悉本地情况的人。赵怀远是重庆人，又在外面历练了六年，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是半夜到的。船靠在朝天门码头，他混在旅客中下了船。码头还是老样子，力夫扛包，袍哥收钱，茶馆里灯火通明。但他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洋船更多了，穿西装的人更多了，码头上的蒸汽起重机也多了几台。
他压低帽檐，快步走进巷子。按照约定，他要去小什字的一家客栈，那里有同志接应。
走到半路，他看见一家布庄还亮着灯。招牌上写着“隆昌布庄”，是王掌柜的店。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透过玻璃窗往里看。
店里，王掌柜正和一个年轻人在说话。年轻人穿着学生装，剪了短发，激动地比划着什么。王掌柜听着，不时点头，脸上带着欣慰的笑。
赵怀远认得那个年轻人——是王掌柜的儿子，叫王振华。六年前还是个半大孩子，现在已经是青年了。看打扮，像是在新式学堂读书。
他想起陈渝生说过，重庆现在也有新式学堂了，教英文，教算学，还有体育课。很多年轻人都去上学，学新知识，新思想。
也许，这就是希望。
赵怀远没有进去。他现在的身份，不适合见故人。
他继续往前走，到了约定的客栈。接应的人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叫小李，是重庆本地人，在电报局做事。
“赵先生，一路辛苦了。”小李把他引到房间，“这是您的房间，先休息。明天我带您去见其他同志。”
赵怀远点点头，放下行李。
“重庆这边情况怎么样？”他问。
“不太好。”小李压低声音，“官府查得严，前几天抓了几个宣传革命的學生，关在巴县衙门。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另外，洋人的势力越来越大，海关完全被英国人控制，洋货把本土生意挤得差不多了。老百姓怨气很大，但敢怒不敢言。”
赵怀远听着，心里沉甸甸的。六年了，重庆变了，但又好像没变——洋人更强了，官府更腐败了，老百姓更苦了。
“我们有多少人？”他问。
“核心同志十来个，外围的有几十个。”小李说，“主要是學生、教师、还有几个商人。经费很紧张，活动也很困难。”
“慢慢来。”赵怀远说，“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先站稳脚跟，发展组织，等待时机。”
小李点点头，又问：“赵先生，听说您在上海参加过行动？”
“嗯。”赵怀远不愿多谈，“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重要的是重庆的工作。”
小李识趣地不再问，说了句“您早点休息”，就退了出去。
赵怀远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他想起白天在码头看到的景象，想起王掌柜的儿子，想起陈渝生说的卢作孚。
六年了，重庆确实在变。新式学堂有了，工厂有了，连电灯都有了。这些变化，是像陈渝生那样的人，一点一滴做出来的。
可这些变化，够吗？
洋人的军舰还在江上，海关还在洋人手里，老百姓还是那么苦。清廷还是那么腐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不够。远远不够。
需要一场风暴，一场彻底的风暴，把这一切腐朽的东西都扫除干净。
这就是他要做的事。
第二天，赵怀远开始工作。他化名“赵先生”，身份是“上海来的商人”，在重庆考察市场。这个身份很好用——商人可以到处走动，可以接触各色人等，不容易引起怀疑。
他见了光复会在重庆的同志：有中学教师，有报社记者，有药材铺伙计，还有两个在衙门里做小吏的。人不多，但都是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满，渴望改变。
赵怀远给他们讲外面的形势：孙文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各地革命党在活动，准备新的起义；海外华侨在捐款支持革命……
听得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
“赵先生，咱们什么时候动手？”一个叫小刘的教师问。
“不急。”赵怀远说，“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我们要做的，是宣传革命思想，发展组织，筹集经费，等待时机。”
“等什么时机？”
“等清廷犯大错，等老百姓忍无可忍，等全国的革命浪潮起来。”赵怀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急躁。准备工作做得好，成功的机会才大。”
他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教师负责在学生中宣传，记者负责在报纸上写文章，商人负责筹集经费，衙门里的人负责打探消息。
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赵怀远很小心，每次见面都换地方，用暗号，不留文字记录。他知道，在重庆这种地方，稍有不慎，就是杀身之祸。
一个月后，他回了一趟家。
不是光明正大地回，是夜里偷偷回去的。他站在街对面，看着自家的门。门关着，窗户里透出灯光。母亲应该还没睡，父亲可能在算账——如果作坊还没倒闭的话。
他站了很久，最终没有进去。
他不能进去。他现在是革命党，是官府通缉的对象。他不能连累父母。
他转身离开，走到街口，回头看了一眼。灯光温暖，但那温暖不属于他了。
他的路，是黑暗中的路，是刀尖上的路，是不归路。
但他不后悔。
走到江边，他看见一艘洋船正驶过，船上的灯火通明，像一座移动的宫殿。船上传来音乐声，是西洋的舞曲，还有男女的笑声。
那是洋人的世界，奢侈，傲慢，高高在上。
而在岸上，力夫们扛着货包，喊着号子，汗水湿透了衣衫。他们的世界，沉重，卑微，看不到希望。
两个世界，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赵怀远握紧了拳头。他要打破这道墙，打破这个不公的世界。
哪怕用血，用命。
江风吹来，带着水腥味。远处传来寺庙的钟声，一下，两下，三下……夜深了。
赵怀远掏出怀表——不是立德乐给陈渝生的那块，是他自己买的一块旧表。表针指向十一点。
时间不早了。他该回去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江面，然后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仇恨已经成形，并且找到了它的方向。现在，它要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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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宝宝每天需要喝多少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