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附小里的课件私厨

我生于1976年，1983年秋天上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已经告别了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作为高校子弟，我们从没有过吃不饱的经历。计划经济也临近尾声，布票等各类票证，我们这代人都没见过。只有粮票在小时候还沿用了一段时间。

记得清晨买油条一根8分钱，还要搭配一两粮票。没过多久粮票便退出使用，买吃食只需要花钞票就行了。

我们师大附小的孩子，有一阵子特别流行吃些自己调配出来的“黑暗料理”。

不是因为饿，也不是因为嘴馋，完全是小孩子觉得刺激、好玩，还有点互相较劲、PK的意思。

孩子大多都是这样，未必是真想吃，只是环境到了。同样的东西，一个人在家多半看都不看，可一到学校，看见身边小伙伴都在吃、都在玩，就忍不住也要跟着凑上去，生怕自己不合群、掉队，成了圈子里的“外人”。

第一种堪称刺激的“黑暗吃食”，就是干吃辣面子——也就是红辣椒研磨成的细粉末。

这种吃法究竟是从哪个年级、哪个班最先流行起来的，早已成了谜，总而言之，当年直接风靡全校。

吃法更是简单粗暴，完全谈不上什么制作工艺：先从家里拿出大人做油辣子的干辣椒面，拌上盐和味精，再用大马甲袋一装就是一斤两斤，大包大包地带到学校。

奇怪的是，这种成年后令人望而生畏的吃法成了我们胃黏膜还没长结实的孩子们的抢手货。
下课铃声一响，老师刚踏出教室，带了辣面子的同学一打开塑料袋，大家就纷纷伸出小手，你一把、我一把，抢着往嘴里送。

通常那天带了一大包辣面子的同学，还没等到放学，满满一塑料袋就被大家抢得空空如也，彻底“清袋”了。

有的同学是真不怕辣，嘴里说着“不辣不辣”，面不改色心不跳。
有的却被辣得够呛，只能跑到教室外的空地上，张着小嘴，任由被辣出来的口水不停往下淌，等缓过劲才敢回教室上下一节课。

总之，不管是真能吃辣的，还是被辣得够呛的，大家都吃得热火朝天，一个个小嘴被辣得通红。
那时候年纪小，也顾不上仪表，不少同学嘴角两边都沾着红红的辣面子，嘴唇也辣得发肿，就这么带着一脸“痕迹”开始上课。

其实在我们小小的心里，也一直琢磨着，老师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下课在疯抢干吃辣面子。

如今回想起来，反倒觉得不可思议。

这样全校疯吃辣面子的风潮，足足持续了好几周，竟然没出过一例被辣坏的状况——没听说哪个孩子被辣到呕吐，拉肚子或胃痛。顶多就是被辣哭的有几个。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们，个个都像是长了个铁胃。 

三十年后同学聚会，发现无论男女同学个个嗜辣，重辣都是小菜，要变态辣才能唤醒我们的感官神经，想必就是在师大附小练出来的吧！

孩子们的智慧是天然形成的。
不知从何时起，也说不清是哪个年级哪个班带头，校园里又开始流行吃甜炒面。
白白的、带着甜味的炒面，和之前红红辣辣的辣面子，刚好在舌尖上形成了奇妙的中和。

炒面同样没什么复杂做法，就是北方家家户户都有的普通面粉，下锅炒熟后拌上白砂糖，简单一拌就成了。
和辣面子一样，孩子们也用大马甲袋，一大包一大包偷偷装在书包里带到学校。

这下子一到下课，就更热闹了。
大伙儿一个个跟小野兽似的，先一窝蜂扑向那几大袋红彤彤的辣面子，你一把我一把猛往嘴里塞；等辣劲儿冲上来、刺激够了，又转头扑向那几袋白白甜甜的炒面，再大口扒拉着吃。

于是我们的脸上也跟着“变戏法”：一会儿嘴角沾满红辣面子，红彤彤一片；一会儿又蹭上炒面的白粉，连鼻子带脸颊都白扑扑的。那炒面是干粉状的，稍微一喘气、一吹气，粉末就喷得满脸都是。

特别是有同学刚噙了满嘴炒面，旁人再逗个笑话，他一忍不住噗嗤笑出来，满口白面“噗”地喷得满脸都是，我们就围着笑他，喊他“白面奸臣”。

往往就在这般热闹时分，班里几个调皮鬼已扑满白粉，活脱脱一副小丑模样，老师却恰好推门进了教室。我们只得按捺住满心欢喜，静静熬过一节课。待到下课铃响，便又重拾这份欢喜——红白绝配的味蕾冲撞，成了我们课间独有的秘密狂欢。而这一切，我们一直以为，始终藏在老师未曾察觉的角落。

这股风潮从没有人刻意组织安排，没有谁规定今天谁带辣椒面、明天谁带炒面，一切都是此起彼伏、心照不宣。
这一波同学带过了辣面子，下一波自然又有人接上；刚有人分享过炒面，马上就有另一拨人接过接力棒。
就这样循环往复，让这红白两味在校园里流行了很久很久。
而在这热闹里，我心里总悄悄惦记着一件事：自己还从来没有带过一次。

小孩子的心思就是这样，光跟着吃总觉得少点什么，心底那份小小的分享欲，一直痒痒的。

于是我和姐姐回家说了心思，可父母一听要干吃辣面子，当即就反对了。
拗不过那份想参与的心，我和姐姐便从零花钱里凑了两毛钱，去师大的菜铺子称了辣面子，背着父母悄悄拌上盐和味精，装进袋子带去学校——总算也不是只跟着吃、不拿出东西的人了。

后来流行吃炒面时，我们又跟父母提了这事。父亲觉得炒面还算健康食品，便答应了。
我至今记得，某个中午，他用小火慢慢炒了一大锅面粉，拌上白糖后，给我和姐姐各装了满满一袋。

那天，我们的炒面也被同学们一抢而空。
看着空空的袋子，心里那份骄傲与满足，直到现在想起来，依旧美滋滋的。

直到有一天，老师终于郑重发话：
从今天起，一律不许再带辣面子和炒面到学校。
谁要是再违反，就按违纪处理，摘小红花、请家长，一样不少，句句都是吓住我们的话。就这样，那场属于我们的、红白绝配的秘密狂欢，悄悄落下了帷幕。

可孩子们终究不甘心。
又是不知哪个年级、哪个班起的头，谁先带的潮至今仍是个谜，校园里竟又悄悄流行起干吃海带丝。同样只花一两毛钱，我们师大子弟就能在校园里唯一的那家国营菜铺子——也就是副食商店，买上一大袋干海带丝。回家撒上盐，再拌上点辣面子，又偷偷带到学校。

总之，这类带着野趣的“自创小零食”，在师大附小的校园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成了我们童年里停不下来的流行风。

那个年代的北方城市，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中午都有着足足两个半小时的悠长午休。大家照例回家吃饭、小憩片刻，再赶在下午两点半前回到单位或学校。也正因如此，当年的普通小学大多没有食堂，我们自然也从不在校内吃正餐。

只是每天早上十点，两节课过后，会有一段统一的课间加餐时间。一开始每人每月交三块五，后来涨到五元。那时候一周要上六天学，点心订阅刚推行时，班里几乎是全员参与。可这些由安宁区国营食品厂生产的点心，口味刻板又单一，有时甚至直接分发月饼，在我们眼里简直是最难以下咽的食物。于是浪费成了常态，多半点心被我们悄悄塞在桌肚，攒到值日时便一股脑偷偷扔掉。

现在想来格外唏嘘：
父母花钱为我们定制的正规加餐，被我们弃如敝履、肆意浪费；
可那些连零食都算不上的辣面子、甜炒面、干海带丝，凭着我们自己的野生创意，偷偷拌制、争相分食，反倒成了记忆里最鲜活、最难忘的滋味。